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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诗僧八指头陀

2021-12-14曾明辉

文萃报·周五版 2021年47期
关键词:僧人爱国

曾明辉

“八指头陀”,所有的故事从他的名字说起。

剜掉臂肉,注入油灯,继而燃掉左手的两根手指头,十指余下八指!以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虔心供佛。于是,先前的高僧释敬安,有了新的名字——八指头陀。

时间再往前,回到18岁前未出家时,他的名字叫黄读山。

从普通人走向僧人的路,仿佛理所当然,通过一个似乎顺其自然的拐点,便实现了。但从僧人走向诗僧、爱国诗僧,继而创立中华佛教总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的路,却走得十分漫长。这位个性奇特的诗僧身上,凸现着太多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更折射出晚清那个特定时代里的文化潮流。一切有如偶然,却又全然处于一种必然的趋势中。

僧人之路:“梦兰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终”

八指头陀的徒弟太虚法师,曾以“梦兰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終”,概括师父的一生。

初冬,位于湖南省湘潭县杨嘉桥镇雁银村的银湖,西边来的霞光映照在水里,水面上金光粼粼,波光点点。170年前,也就是1851年,黄读山在银湖一带出生。

相传,当年黄读山的母亲胡氏生他时,梦见了兰花。在他后来的自述中,也曾提到“梦兰而生”,以兰花自喻,表达洁身自好的精神取向。

然而,“梦兰而生”的黄读山,并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的父母,共生有7个子女,黄读山排第五。他7岁时,母亲去世,继而父亲病重,哥哥、姐姐、妹妹,或夭折,或远嫁,只有唯一的弟弟子成,陪在他身边。

“黄读山的童年,一直在苦难之中,加上他又天生口吃,没有到私塾读书,只能替别人家放牛。”湘潭读山诗社社长刘安定说。黄读山的这种状态,在一次不经意间往私塾屋檐下躲雨时,发生了改变。

那次,当地的私塾先生周云帆,正在为学生吟诵唐朝卢纶的《送李端》,窗外的黄读山听到“少孤为客早”,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不禁哭出了声。周云帆为人谦和,出门一问,得知黄读山想读书后,决定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帮忙照料家务,有空便带他读书。这样学习了5年,黄读山15岁时,父亲与老师周云帆相继去世,他成了孤儿,一个人孤苦伶仃。

这样一个人又过了3年, 黄读山18岁时,离开这个让他度过悲苦童年的地方,去往岳阳投奔舅舅。忍尽了世间孤独的黄读山,有一天忽然见到一树桃花被风雨吹落,悲从中来,于是到湘阴的法华寺出家,法华寺住持东林长老给他取法名敬安,字寄禅,继而又在南岳祝圣寺受戒。从此,他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释敬安燃烧了两根手指头供佛,从此自称为“八指头陀”。从僧人八指头陀的一生来看,他先后担任过湖南大罗汉寺、上封寺、大善寺、神鼎山资圣寺、宁乡沩山密印寺、长沙上林寺六大丛林住持,晚年又担任浙江宁波天童寺住持。此外,还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到了晚年,八指头陀为自己建造冷香塔苑,塔边遍植梅花,作为寂灭之所,称为“冷香”,寓意钟爱梅花。1912年,因各地侵占寺庙的事,八指头陀赴北京请愿被侮,最后圆寂于北京法源寺。

“梦兰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终” ,便是人们所称的八指头陀的一生了。

诗僧之路:“洞庭波送一僧来”

与别的僧人不同,对释敬安来说,诗与禅几乎相伴同行,相得益彰。在他刚到岳阳出家不久,第一次登岳阳楼时,看到烟波浩渺的湖水,忽然间,灵光一闪,“洞庭波送一僧来”的诗句,脱口而出。

一代名臣郭嵩焘的从侄郭菊荪读到这句诗,对他十分赞赏,主动教他作诗。没过多久,他入了诗歌之门。两年后,他将这句诗补全为完整的一首诗:“危楼百尺临江渚,多少游人去不回。今日扁舟谁更上,洞庭波送一僧来。”从此,他开始了不平凡的诗僧之路。

从江浙远游回来后,八指头陀刻印了第一本诗集《嚼梅吟》。回到湖南后,他又参加碧湖诗社,与湖湘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郭嵩焘、王闿运、邓辅纶、王先谦、叶德辉、杨度等一大批要人有很深的交往。

八指头陀在佛教中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就他整个一生而言,最光彩的是他诗禅并举的“诗僧”身份及诗歌成就。湖南省博物馆就藏有他的长卷《八指头陀自书诗卷》,收入他自己创作、自己书写的诗歌十余首,目前正在“王门艺事——王闿运和他的弟子们”展览中展出。

八指头陀一生酷爱梅花,写下了大量咏梅的诗,后来离世也是“伴梅而终”。他的一生,写了两千多首诗,留下了《嚼梅吟》《白梅诗》《八指头陀诗集》等诗集。

“吾乡多诗僧,诗不胜余,僧定不胜余。而寄禅和尚以慧业故,不由识字,自然能文。众耸异之,争相传抄。欲其省便,因为刊布。余初序之,引贾岛以比,意以为不过唐诗僧之诗耳。”八指头陀的乡人、老师王闿运曾说,寄禅和尚的诗歌,与贾岛相当。王闿运这样评价八指头陀,可见很看重他。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路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八指头陀听后唏嘘不已,他当即写下了《赠吴渔川太守》六首。其中第三首为:“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萤。太息芦沟水,惟余战血腥。”悲愤之情见诸笔端。

僧人大都是出世的,“爱国”这种向外转的独特表达,又有着浓郁的“入世”意味。究竟是在怎样的境况中,让八指头陀实现了从爱家、悯人到爱国的完美过渡,成为一代爱国诗僧?是当时晚清的特定形势,还是夹杂有湖湘文化的特定地域人文特征?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认为,八指头陀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和爱国忧民思想的熏陶,再加上所处的时代,正是湖南人在历史舞台上大出风头的年代,他身边也有很多湘籍朋友,是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些人都具有爱国忧民的特征。“综合这些因素的影响,八指头陀作为方外之人而关心时局,并写出大量爱国忧愤的诗歌,便不难理解了。”

三回故里:“幼与吾庐别,今来鬓已华”

18岁离开故乡后,八指头陀后来曾三次回归故里。

1885年春天,任湖南各大名寺住持的八指头陀,带着诗僧的光环与荣耀,首次回到银湖,想探亲扫墓。然而,当他站在银湖边上,四顾茫茫,找不到当年家所在的地方。

八指头陀的故居在哪儿,并不能确认。面对这种寻故土而不得的茫然,八指头陀将之写在诗作《过故居》里:“幼与吾庐别,今来鬓已华。园荒频易主,树老半无花。相见几人识,欲言还自嗟。卅年真一梦,还忆聚恒沙。”

1887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三年,八指头陀回到家乡,写下《重过杨家桥》:“照水朱颜半已凋,春风依旧柳千条。栖鸦数点斜阳里,不忍题诗过此桥。”感伤之情,溢于诗外。后来,他又写了《咏怀十首》,回顾返乡时的情景。

1902年,八指头陀第三次返乡,也是最后一次。当地人称,除了祭扫父母之墓,八指头陀还曾专程回乡,祭拜过儿时帮助过他的邻居李春圃的母亲周孺人之墓。

如今,银湖成为八指头陀故居的唯一标识。当人们站在这里,将地理所承载的人与事在这里交织,念想当年八指头陀在这儿度过的悲苦童年,念想他成为僧人、诗僧、爱国诗僧的人生历程时,银湖投射出银色的光芒来,照亮了这一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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