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娇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理论及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不断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1 科学坚持：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乡村治理体系包括基层组织建设体系、村民自治管理体系、信法守法行为体系、乡村公共保障体系、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等各个领域，乡村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中国乡村形成美好的人居环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乡村治理理论的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现实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推动科学理论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1]。

新时期开始围绕“自治和法治”进行新农村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经过不断探索，乡村治理主体不断完善、乡村法治不断健全、治理手段不断丰富、村民自治效果不断凸显，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三合治理”，即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标志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完善、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2 与时俱进：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特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乡村工作，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出发点，针对不同时期的乡村发展实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充分体现了党治理乡村的历史继承性。经过乡村治理实践的反复探索，治理的全局性逐渐凸显。

2.1 承前启后的历史继承性

乡村治理体系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治理的初心就是维护农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

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护农民利益，将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归纳为“打土豪，分田地”，国家强制没收反动势力和封建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给贫困农民，以保障农民正常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党的基层组织将国家意志和治理政策传播到农村，保证农村的正常秩序。1988 年村民自治制度逐渐达到新高度，国家政策对农村治理的强制性明显减弱。2006 年以后，乡村治理更强调依法治理，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治理措施不断完善，实现了从战争下难以维持温饱到不愁衣、食、住、行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提升到重要位置，强调农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提倡集中农民智慧进行乡村建设，重视农民思想教育、家风家教[3]。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县、乡联动，把更多资源下沉到乡镇和村，县级指挥，乡镇服务，建立村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试点，发挥家教家风的重要作用，明确了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为新时代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正确的历史经验。

2.2 “以人为本”的全局性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乡村治理都遵循统揽全局、“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统筹国家的发展全局[4]。

首先，治理“为了人民”。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进行国家治理从而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环节。“为了人民”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丰富发展，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人民”主要是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使人民有田可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人民”主要体现在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现在，“为了人民”是满足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乡村治理依靠人民。依靠人民在战时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同广大农民团结一致反对敌对势力，农民组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和平与发展时期，乡村治理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重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协同治理，倡导依靠农民参与治理。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更需要农民的智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3 继往开来：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

新时代意味新征程，乡村治理面临新挑战，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需要社会共同发力，激发内生资源活力，坚持理解乡村居民感受，明晰乡村居民需要，依靠乡村居民治理，统筹乡村内部和外部因素，充分融合现代互联网技术，完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5]。

3.1 建立与之匹配的乡村治理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或事物内部，矛盾的普遍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大原则。就乡村治理而言，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矛盾，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因为有了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才有了事物发展。因此，正视乡村治理矛盾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当前乡村治理的矛盾很多，从国家制度层面来看，包括部分中西部地区政策和资源输入的不合理与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重点针对政策输入与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矛盾进行探析。

同化式政策输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发展加快，国家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资源的投入力度，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等，但不同的村庄同化性大，形成了相似的模式。比如多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美丽乡村”，虽然改变了乡村的人居环境，但破坏了乡村原有的文化特色。

有的地区为防止人才流失，将村干部“职业化”，忽略了对不同地区村干部的生活条件等其他因素的综合考量，最终没有取得很好的实效。乡村治理不能盲目照搬成功案例，这样得不到治理实效。应因地制宜，考量政策输入的可行性，总结当前不同地区治理体制的缺陷，避免同化治理，探索符合当地实践特点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6]。

3.2 充分利用智慧治理新模式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乡村治理有了明确的导向，乡村治理内涵得到了丰富。新时代，乡村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手段就是与时俱进，采用现代化技术。随着“互联网+”在政务公开、建言献策、监督检举等各个方面的运用，其在城市建设中取得了明显实效，乡村治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治理新模式[7]。

首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互联网相结合。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应加强宣传，通过互联网共享模式，共享各地农村基层党建经验与农村治理的措施，有利于组织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加强对部分存在软弱涣散和具有腐败倾向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督，从而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领导能力。

其次，深入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与互联网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平台推进民情沟通，激发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积极性，专用APP 实时、公开、留痕，发挥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在互联网平台中广泛收集村民意见，突出村级治理中村民的主体性，引导其积极参与村级事务，依靠集体智慧参与乡村自治。

再次，加强乡村法治、德治与互联网相结合。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和使用为农村生活增添了色彩，网购、聊天逐渐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网络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乡村治理的消极作用，加之网络传播非常迅速，治理存在一定困难。除了探索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还应将法治思想和德育方法贯穿到农民日常生活中，充分运用互联网，建立当地特有的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发布模范典型和先进事迹，对农民进行德育，宣传国家的重要时政信息，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设置法治模块，宣传基本的法治规定，预防违法行为，提供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等，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学法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