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尹蒂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罗振玉一生勤于治学，著述不辍，平生著书130余种，刊印书籍百余种，校刊书籍642种。他在中国历代史料的保存、敦煌文卷的整理、汉晋木简的研究，尤其是对甲骨文的搜集、收藏、考释、传播等方面，享有重要地位。他是“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人。事实上，罗振玉还参与开拓了晚清科学农学的兴起。晚清农学的形成，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新，其兴起标志是农业科学化知识的传播。罗振玉邀同道创设的务农会及会刊《农学报》，成为农业科学化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晚近社会从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罗振玉的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应被忽略。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张之洞向朝廷举荐候选光禄寺署正罗振玉，称其“究心中外农学”，乃经济特科人才［1］(P111)。吊诡的是：读圣贤书的罗振玉并没有受过专门而系统的农学教育，反被时人及后世学者冠以“考究农学”的头衔。海内外学界对罗振玉创办农会农报的经过及其意义阐述研究，成果斐然，但对罗振玉“农学”形象塑造的来龙去脉与政治运作仍语焉不详。换言之，在着眼回到历史的立场，考察罗振玉的社会交往，探究其言行为实情抑或说辞，求其本意，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重建与贯通相关史事方面，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罗振玉与晚清农学兴起的相互关联为何，仍是一个有待解说的谜。晚清时罗振玉的经历，因由起伏于外在环境的牵引推移。本文拟以更全面、更细腻地阐述罗振玉“农学”形象塑造的过程，从而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知识与制度转型历史的认识。

一、不仕则农的学稼之志

罗振玉16岁中秀才后，曾两次应乡试考举人不第。此后，他便转变方向，从朋友那借来江南制造局的西学译书开始阅读，在机缘巧合之下走向另一条道路。在翻阅西学书目的过程中，罗振玉得知：西方有农学新法，可提高农产量。因译书语焉不详，他和朋友蒋伯斧协商，创办学农社，购买欧美日本农书，研读农学。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身处浙江上虞的罗振玉，在与刘鹗的交谈中，听闻此事。同年11月他致函汪康年，就试办农学之事询问汪康年，希望能通过汪的帮助，聘得购买机器，延请农师，及仿行日本铁棒打井之法之人选［2］(P3152-3153)。经汪康年介绍，蒋、罗二君与志同道合的朱祖荣、徐树兰取得了联系。12月5日，《时务报》刊登由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和蒋伯斧四人联名的“务农会公启”10条［3］，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农学团体——“务农会”的兴办造势宣传①。

1897年1月10日，罗振玉、蒋伯斧二人联名致函汪康年，拟于元宵后去上海会晤汪康年，当面商谈《农学报》创刊一事。信中还咨询了“前托代延东文翻译”一事进展，提出增加西文翻译人选的构想。就《农学报》拟创栏目，罗蒋二人计划：“每期译书四种，东西各半，每种四页，共十六页。又译东西文报章约十余页，统计三十页上下”。提议“先出月报，如翻译迅速，拟改为半月报，庶几成书较疾”。并询问所购西方农书详况”。不久，二人再次致函汪康年提出构想：“先译书报，即求代物色东文翻译（拟明春即举办）；先为月报，并译农学各书”。估算“一岁之需，不过二千金左右”，并称“书报既出，消息可通，我辈今日所咨询于人而各执一词者，异日可自于所译书中得之。旁观者亦知会中人认真办事，庶几渐能相信。此事所费少，而见效远”。“公启”刊出后，汪康年致函罗振玉，让他与蒋伯斧邀上朱祖荣，同来沪晤商务农会事宜。务农会创设之始，立愿至为宏大，但因早期“经费未集，同志未多”，拟先“捐集款项，创立报章。其他各事，俟创办时酌订章程，先期登报，以期集事”［4］。

在汪康年的帮助下，务农会已订购泰西、日本的农书农报，聘请藤田丰八为东文翻译，英法文翻译并已得人。1897年4月2日，《时务报》刊登由“农学会同人公启”的“农会报馆略例”，采纳前述罗蒋致函汪康年的建议。“略例”分“报刊凡例，办事规条，筹款章程”三部分，对报刊内容、编纂体例以及农学报馆的组织情形进行了说明。至1897年5月（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上），寓务农会事于报事的会刊《农学报》问世。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罗振玉为附生，在士林中籍籍无名，其影响力自是微乎其微；而汪康年因《时务报》的兴办，早已声名远播。罗振玉和蒋伯斧曾请汪康年出任农会经理，总农会事，汪康年并未答应，“仅允经理银钱”［5］(P1524)。务农会早期“经费难酬”与“无以取信”的两大难题，是在《时务报》馆鼎力相助下得以解决的。会报《农学报》实乃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通力协作的结果。初期主要借助《时务报》的声望和销售渠道，而罗振玉一直参与此事［6］。

1898年，对罗振玉力主的农报、农会而言，具有命运转折的意义。这一年，戊戌政变发生，朝廷禁学会封报馆，海上志士，一时雨散。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认为农会考察物产，对农务大有裨益，故而请示朝廷：将上海之《农学报》馆，改为农务总会，同时另筹款项，重订章程，“藉收一树百获之益”［7］(P1047)。故而《农学报》未被查封。然时局日艰，罗振玉考虑到当时馆中还欠印书费，便托李智俦面陈刘坤一，建议将报馆移交农工商局，改由官报。刘坤一没有同意其归并农商局的打算［8］(P713-714)， 而是命上海道拨款银3000两助之度过危局②。蒋伯斧用此款还了所欠印书费，不留存一钱。因感于时危，不久他便归淮安奉母。农会在时局日艰的社会背景下，形同虚设。农报则在罗振玉的坚持下，继续兴办。第二年，在给汪康年的信函中，罗振玉寄呈新的报馆章程。

1899年末，务农会“因各寄售处报金多不清缴，致度支不给，几至中辍”，重订“农学会公启”。该公启署名为：徐树兰等公启。呼吁“每人认捐一股，或数股数十股，每股墨银十圆，一面集股为延续目前之谋，一面筹常年经费，及推广销报。俟筹款有著，即停股捐”。并列出已经认捐的人物4位，分别为：徐仲凡捐壹百圆；程少周捐伍百圆；汪穰卿捐伍拾圆；罗振玉捐五十圆［9］。公启的重新修订，昭示了务农会及《农学报》新阶段的到来。此后，农报的维系，为农会唯一所办之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的《农学报》内容包括：“奏折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栏，接着为“中西文合璧表”，最后为连载的中国农书、西方农书翻译和“农会博议”，并无论说。虽如此，仍规定：海内同志，以撰述见教者（必有关农学者），当择优录登“农会博议”，以备众览。光绪二十六年第94册后的《农学报》（1900年2月），体例有明显变化，分“文篇”“译篇”和“连载农书翻译”栏。

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前，罗振玉的工作是对《农学报》中译书进行润色及排类，共4篇文章，题为《美国种棉述要》《植美棉简法》《植漆法》和《种印度粟法》，分别见于1898年《农学报》第18—20册，第23册和第25—26册。换言之，罗振玉笔削的工作集中在1898年的上半年。后苦于语言不通，以至译介海外农书困难，罗振玉创办东文学社，培养日文翻译人才。因务农会事务繁忙，罗振玉将此事交由邱于蕃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其后，东文学社学生沈纮、王国维等翻译日文农书十六种，被刊发在《农学报》上。1900年罗振玉将历年所译农书编印丛书百部为《农学丛书》，售书所得为维系农馆运营资金来源。不久张之洞电邀其总理湖北农务局，罗振玉将务农会馆事务转托沈纮。

罗振玉所作文论多见于《农学报》“文篇”部分。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罗氏将发表的文论整合为22篇的《农事私议》一卷，附录《垦荒裕国策》。是书卷首称：“理国之经，先富后教；治生之道，不仕则农。”概而言之，罗振玉认为中国农事有退无进的原因，在于两点：一为不立农学启发之；二因不设专官以维持劝励之故。在他看来，“农业之衰，由于农不通学，士不习农”，与其让不识字的耕夫读书，不如让读书人去考求农事［10］(P1-7)。“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立学之费，宜仿日本札幌农学校之例。垦荒地以为学堂产业。无论官立私立，皆得承领荒地”。并建议“卒业之学生，不分官私，概由政府给文凭，将来为教习及地方查考委见。尤优者，资遣留学海外，归来升之农部焉，如是则学堂可遍立，而人才出矣”。换言之，“立农学”即为“立学堂”。在强调立学堂重要性的同时，因“中国之户部，虽承司农之旧，然不修其职久矣”。罗振玉还呼吁“领各道之道员兼摄劝农事务”，认为立官为兴农之始，建议“今宜改户部为农部，设长官一人，次官一人，属若干人，以掌天下置农政。则于各省农政，则统于各督抚而分任于各地方官。农部主颁法令，掌册籍；督抚主劝耕垦，课官吏，励学术；地方官主任管内兴农之百职事，如是则责有攸归，而政可举矣”，认为“农部既立，各省督抚宜立农务局，考求地产及劝业课吏等事”［11］。又设想“仿宋代以提点刑狱官兼劝农使之制，而令各道之道员兼摄劝农事务，管内之农事辖焉”。

从中可见，罗振玉对农事的关注点不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与兴农利（林利、牧利、海利、制造）的传统农政范畴。虽然他的言语中极力主张农事立学，建立新式农务学堂，实行农业教育，但兹事体大，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之。唯一具有可行性并得到贯彻落实的，就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古农书的整理，以及对西法农学的翻译传播，使得《农学报》持续刊发印行，农学知识渐获推广宣传。

二、因农出仕的机缘

在罗振玉的主持下，延续近十年的《农学报》，虽“专译学理”，收效无多，然该报所载中西农事，表明士林对农事之关注，打破士农分途的传统。向来“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12］(P614)。农习其业，但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遑论详究其理。罗振玉将农纳入学的范畴，欲“探各国富强之源，浚中土本有之利，化士人空虚之弊，辟农民愚暗之蒙，合士农于一途，融体用于一贯”［13］(P184)，具有变革传统观念的意义。

因务农会的兴办和《农学报》的问世，罗振玉为士人所知，与士林中人渐有往来。郑孝胥在记述与罗振玉的第一次会面时，日记中这样标注：罗，名振玉，农会报馆董事也［14］(P629)。孙宝瑄在日记中有与罗振玉谈论农事的记载［15］(P150-152)。更重要的是，罗振玉之名亦开始为晚清重臣所耳闻。1897年，罗振玉送《农学会章程》并英、日译本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刘称：“该绅等设会售报，兼译农书，于近今新理新法有益”，下发公文札饬江苏安西各属购阅《农学报》［18］。罗振玉因涉农而为人所识，进而有了入仕的机缘。

罗振玉出仕的第一个有利凭藉，是戊戌时期农政大兴的时代背景。1898年6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上奏折，呈请“励农学以尽地力”。因西法农学带来的巨大农业利益的宣传，建议朝廷“将上海农学会，亟予激励，或饬地方官，力为保护，或恩赏银两，不谕多寡，以示特施，使天下晓然于朝廷之意向，首在明农。”几天后，光绪皇帝颁发上谕：命刘坤一查明该上海农学会，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务农会及其会报《农学报》受到清廷当局的重视。在振兴农政的时代潮变中，戊戌时期朝廷创设农工商总局。总理农务的端方就致函罗振玉询问兴农之法。罗振玉建议其“欲兴全国农业，当自畿辅始”，并寄送畿辅水利书。当朝旨举经济特科时，陈宝琛打算举荐罗振玉。因罗振玉自感名实难副，加之戊戌政变发生，此事中止。

第二个有利凭藉，乃是与趋新大臣张之洞的相交。1897年《农学报》创办之初，张之洞就下发公文，通饬各属购阅。1898年9月，朝廷下旨令各省设农务局。张之洞遵旨设立湖北农务局，欲“派延华洋各教习，招集学生，讲求种植畜牧之法”，强调“应即在农务局内设立湖北农学报”，因“讲明农学，必先开办农报，方足以开通见闻，广为劝导，是农报又为农务之根”。为此，他还专门就农报事宜咨询罗振玉。至1900年秋，张之洞更两日三电邀罗振玉来鄂总理湖北农务局，办理鄂省农政。罗振玉在湖北农务学堂一年，农事实践集中体现在：一是蚕桑实验室的设立；二是创办持续半年的湖北农学报［17］(P132-133)。到湖北一年后，因人事问题，罗振玉请辞。张之洞便委罗振玉办江楚编译局，实际并无一事，因闲暇时日较多，罗振玉开始“移译东西教育规则学说，为《教育杂志》”，此乃教育有专门刊物之始。同年十一月，罗振玉奉刘坤一、张之洞之命，去日本视察学务。其间视察了日本的农科大学，称日本农学分四部：“曰农学科，曰农艺化学科，曰兽医科，曰林学科”。［18］(P117)此次考察所闻被罗振玉记于《扶桑两月记》中。至朝廷经济特科复开，张之洞上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称“候选光禄寺署正罗振玉，浙江上虞县人，学问优长，近年究心中外农学及教育学，广为蒐才，选辑流传，深俾世用，确系有用之才”。无独有偶，漕运总督陈夔龙亦推荐罗振玉，认为其“留心时务，为学切实不浮，考究农学及教育各事，皆可以坐言起行。现在江鄂办理新政，皆赖以厘定庶务”［19］(P154)。此外，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和法部侍郎沈家本均曾向朝廷保推过罗振玉。罗因丁忧，未果［20］(P25)。

罗振玉出仕的第三个有利凭藉，是被端方所赏识。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向朝廷呈送罗振玉所译印的《农学丛书》时，对他不吝赞美之词，称罗振玉究心农学，“创办农学会业已有年，家本寒畯，虽经改为江南总农会，公家并未助给经费，而所译农书裒然成帙，皆系该员独立支持，未尝中辍。且以实业提倡天下，较之妄出报章有害人心，希图渔利者， 其用心相去不啻霄壤”［21］(P407-408)。两年后，在端方的劝说下，41岁的罗振玉前往北京，就任学部二等咨议官。1908年罗振玉任考试留学生考官，阅农科试卷。一年后，张之洞奏补罗振玉为学部参事官，此为其致仕之始。不久，在张之洞的提议下，罗振玉出任农科大学监督。

罗振玉并非惯习的科考入仕，而是因其一直参与创办《农学报》，并撰写相关农学文章的缘故，而为人所识。因缘际会下，得到张之洞与端方的赏识，加之朝廷修农政兴农学施行新政的契机，终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与经历。

三、罗振玉与晚清农学

作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首任监督的罗振玉，任期为1909年4月至1912年2月，为期甚短［22］(P10)。其所作为者有二，一为历时两个多月，考察日本农学教育，成《扶桑再游记》一书；二是兴建了农业大学的校舍及试验场［23］(P8)。此后，他并没有继续关注农事的举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晚近中国由传统农政走向近代农学的历史进程中，罗振玉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00年前，他借助汪康年及《时务报》馆威望，使得《农学报》在办报不易的晚清社会得以创办立足，同时对农馆中翻译的西法农书进行润色，刊载见报。至戊戌危局，罗振玉的农学事务得到刘坤一帮助，农报仍存。1900年后，《农学报》体例焕然一新，且罗振玉的相关文章开始占较大比例。

细观罗振玉《农学报》中文论整理而成的《农事私议》共22篇，其大旨多是强调“荒地之开垦、水利之兴修、学堂之建立、制造之规创”。该书下卷三篇介绍“日本农政维新记”，“德意志农会记”和“记法国大博览会农产馆”的情况。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日本农政维新记》乃罗振玉据日本《今世农史》记载整理所得，且此时的罗振玉并未亲历德意志、法国，目睹文字中的现象，只能从当时可见的报章中转述而来。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罗振玉建议“取今日已译之东西各国农书，分门讲肄”，但内心却认为：“一切学术，求之古人记述已足，固无待旁求也”。

罗振玉与朝内枢臣直接建立联系，亦是因缘于此份报刊。清廷最重翰林出身，若在平时，罗振玉会沿袭科考路线，或可得朝廷赏识。然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西学者渐多”，风气渐开。就个人而言，科考失利与社会大变局的时代趋势，“不仕则农”的初衷，使得罗振玉转向农学。因其无农学实践的经验，罗振玉“农科大学监督”的头衔曾一再被御史参劾，并引发日人方面“以金石家充任农科大学监督”的惊愕。罗振玉此后并未致力于农事的实践，亦在情理之中了。但他坚持办报十余载，使得西法农学知识不断传播，“农之有学”的观念逐渐在近代中国广为宣传。在罗振玉的坚持下，晚清趋新大臣注意到农学的知识体系，以传统社会《周礼》内容相比附，而接纳农学。朝臣奏议亦别于强调种植之利的惯习，开始建言效法西方，求审土宜、讲培壅的种植之法，终仰动宸听，推动近代社会农学知识与农业政策的转变。

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罗振玉农会农报的举措，发生在中国传统农政渐兴的时代背景下，对整个近代中国农学历史发展进程的推进颇具影响。农业种植，必须“参用西法，购买机器，聘订西师”的观念逐渐成为时人共识［24］(P393)。晚清农务从重视天时地利的经验农学，到有意识地运用农务化学之法和实验农学之法，走向了新式农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以科学原理说明农桑状况的农学开始为人所知。1906年，清廷以正式章程举行的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中，其中一题为“中国农业应如何改良”，从一个侧面说明区别于传统科考知识的农学，进入新式教育的知识体系［25］(P786)。农学逐渐制度化，农业教育由此出现。经由农业教育的普及，农学则进一步系统化和学科化。上海务农会和《农学报》开社会兴农学风气之先，加之处于晚近中国力图革新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塑造了罗振玉“究心农学”的形象。

时代性思潮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罗振玉对《农学报》的十年坚持，吻合了当局兴农的呼吁，功莫大焉。润色农书的罗振玉出任农科监督，加深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虽欲变法自强，无人、无财、无主持者，奈何”［26］(P625)的历史意涵的认知与体悟。《农学报》的被认可，对罗振玉而言实是极其重大的机缘。与其说给了罗振玉农学的标签，毋宁说其标志着晚清农学的兴起，切合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时代特征，促进了晚近社会从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转变。

注释：

①有时亦被称为“农学会”“务农会”“务农总会”“农会”等。本文取此会第一次公启中“务农会”名。

②关于此笔助款的具体数额，据事后罗振玉回忆，为2000元。但当时《农学报》记载为3000两，换银4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