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峰 王耀科

青海所处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形最为复杂的高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高峻的海拔高度、复杂的地形条件以及严酷的气候条件决定了青海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由于青海地区地处边陲，自古“文献寥略，志故不足征”［1］（P15），明代中叶以前，这里没有地方志问世，明嘉靖时“邑人张芝草创《西宁卫志》，万历间刘敏宽、龙膺纂修《西宁卫志》。可惜这两部志书不久便非佚即残”［1］（P5）。由于记载严重缺失，我们难以对明代青海地区自然灾害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清代以降，由于《（顺治）西宁志》《（康熙）秦边记略》《（康熙）碾伯所志》《（乾隆）西宁府新志》《（乾隆）循化厅志》《（光绪）丹噶尔厅志》《（民国）西宁府续志》《（民国）大通县志》《（民国）贵德县志稿》等一批方志类文献的问世，以及一些碑刻和地方官员的奏议、文集中也涉及了很多自然灾害方面的内容，为系统研究这一时期青海自然灾害状况提供了基本条件。但是，由于上述文献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青海人口和经济活动重心所在的东部河湟地区，所以对明清时期青海自然灾害的探讨也集中在这一区域。

一、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植被与生态

河湟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湟水及大通河之间的“三河间”地区，其地理范围包括今青海西宁、海东以及海南、黄南等地的沿河区域和甘肃省的临县回族自治州。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也是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部。河湟地区所处的青海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生态稳定性差，一旦遭受破坏，很难自我修复。明代以前，人类活动虽然对这里的生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间断性的，这里的植被并未遭受大的破坏，生态环境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时期青海的植被与生态虽然总体良好，但是随着区域开发的加剧，官署宫观的修建、取暖薪炭的供给，对木材的需求量不断加大。林木的砍伐与破坏与日俱增，局部地区的生态恶化已经难以避免。史籍之中这方面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如：明嘉靖时期，西宁兵备副使李经为重修西宁兵备宪司公府，“洵（询）得境内多产材木，遂麾诸卒采之，小者负，巨者舆，而致流而浮之……堂之旧材，择坚者移于他署，兹复用新木良者，为堂五楹，两旁舍十楹，重门六楹，后堂三楹”［1］（P706）；万历四年（1576）为重修西宁卫城，“其材木薪爨之属，则伐山浮河，便而取足，数不可得而计也”［1］（P714）；万历二十四年（1596），西宁兵备按察副使刘敏宽鉴于西宁卫“昔局铁输自汉中，疲于运转，复且后时不给”,“募铁师采矿烧铁……每月一炉,出铁二次，约共得生铁三千斤”［1］（P167）。冶铁除了矿石以外，需要大量的薪炭，所以刘敏宽将冶铁厂的选址放到了林木繁茂的互助北山。北山铁厂开设以后，虽然“省役夫之劳，而铁倍其用，大称便利”，但冶铁所耗林木难以计数，对当地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入清以后，青海局部地区的植被破坏进一步加剧。《循化厅志》中有大量林木消耗情况的记载，隆务以西的宗务山“山广博，林木茂盛。自建循化城，凡有兴作，木植皆资于此。城内外人日用材薪，亦取给焉。浮河作筏，顺流而下。高一二丈，围皆三四寸许，坚实不浮，斧以斯（斫）之，悉供爨火。移之内地，皆屋材也”［2］（P47）。

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青海广泛传播，“番僧寺族星罗棋布”［1］（P766）。为了笼络青海藏区僧众，明廷多次出资在这里“大建梵宇，特赐专敕”［3］（P4377）。入清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扶持，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数量更是不断攀升，“故其佛教之盛，寺庙之多，实不亚于康藏”［4］（P9）。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青海东部地区的祠庙有244座，寺观（包括清真寺）336座，合计580座［5］（P1047—1110）。崔永红先生据此推论：

若以修建一座祠庙寺观需木2500根估算，则修建580座祠庙寺观一次性所需木料为145万根。其中若以清代所耗木料居一半的话，也有七八十万根之数。这还不包括城镇的兴建和重修，都会加剧西宁、碾伯、大通、循化、贵德、巴燕戎格、丹噶尔等城镇周围林木的减少。［6］（P60）

上述记载表明，明清时期青海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之前代有了非常大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在加剧。河湟地区是青海省内人口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数量增多,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的增加,使得这里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趋于恶化。在人口发展的压力下，“明清时期农地开发有所升级，尤其是湟水流域，局部地区农垦已进展到浅山（青海通常指海拔2600—2800米的低山丘陵地带为浅山，所垦农地称为旱地）和中山（又称脑山，一般指海拔在2800—3200米之间的山区背阴地带，所垦农地称为脑田）”［7］（P52）。伴随人口增长，人地矛盾不断加剧，“灌溉条件较为便利的川水地区在乾隆年间已被开垦殆尽，人们只好将开垦的目光放在浅山、脑山地区……随着山旱地的不断增加，山地植被遭到破坏，河湟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8］（P124）。在原本不宜农耕的浅山、脑山地区发展农业，原有山体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形成大面积坡地。一遇暴雨，这些坡地极易发生水土流失，由于雨水的冲刷，泥沙俱下，冲毁农田。

“灾害是由于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或过程”［9］（P63）。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尤其15-17世纪，灾害又呈多发、群发趋势，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灾害群发期，学者称之为‘明清宇宙期’”［10］（P9）。明清时期总体气象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容易造成自然灾害。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河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成了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频发。对此，民国时期的学者就有精辟的概括：“青海位处西北，地势高耸，北依新疆，南屏西藏省区全部，自日月山以西，纯系天然草原，蒙藏人民，游牧其间，依赖水草，处此生活。东部河湟流域，虽是农耕之区，但因为大陆性气候，或旱或涝，灾情频仍，因生产受其影响，致民生多所疾苦。”［11］（P3）而这一时期，恰好又是河湟地区农业开发力度逐步加大，区域自然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的一个阶段。这些灾害的发生，既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因素，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不仅受该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与这一时期青海的人口过快增长、传统经济发展缓慢、以及盲目垦殖、乱砍滥伐等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体现出这一时期青海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二、明清时期青海地区自然灾害的表现

自然灾害“是一种或数种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通过非正常的、非一般的方式释放出来，在一定范围内，为害和破坏了人类正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12］（P3）。明清时期，各类自然灾害在青海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对地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强弱不一的影响。尤其是干旱灾害、冰雹灾害、水涝灾害、霜雪冻害是青海地区主要的灾害类型，对区域社会影响尤剧。

依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青海卷》的统计结果，明清时期青海地区有记载的：干旱灾害93次，其中明代32次，清代61次；冰雹灾害86次，其中明代4次，清代82次；洪涝、泥石流灾害85次，其中明代4次，清代81次；雪灾6次，全部见于清代的记载；低温冻害、寒潮、强降温等27次，也全部见于清代的记载。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风沙灾害4次，全部在清代；地震、山崩10次，其中明代2次，清代8次；虫灾5次，其中明代1次，清代4次；鼠灾1次，发生在清代。

需要明确的是，明代所见灾害频率偏低，灾害发生次数较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主要是记载阙失的原因。同样，雪灾、低温、风沙等灾害次数不多，也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主要原因是历史时期的灾害记录具有非常典型的区域性特点，目前所见文献的记载区域集中于青海东部河湟地区，而这一类灾害主要发生在青海河湟以外地区，所以也是记载阙失所致。另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以上灾害往往不是孤立发生，同一地区时有多灾并发的现象，并且会引发其他次生灾害。

传统社会中，旱灾是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一次大的旱灾会造成庄稼枯槁，赤地千里，大面积绝收；小的旱灾也会造成减产、歉收，引发区域性粮食危机。青海的农业生产集中于东部河湟地区，这一地区远离海洋，偏处内陆，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不足而且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并且日照强，蒸发量大。因此，明清时期旱魃频频肆虐，成为青海地区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明代相关记载就不断见诸史籍，如：明宣德十年（1435），西宁卫事都指挥佥事穆肃上奏：“西纳、隆奔、卜咂、申藏、章咂、巴哇六族 告，去岁 荒歉，今春乏种”［13］（P78）。明正统七年（1442）“去年秋冬及今春，黄南不雨，田苗枯槁，人 民 乏 食”［14］（P14）。明 万 历 十 六 年（1588）夏 六 月“西宁大旱”［15］（P32）。清代以后，关于旱灾的记载更是在史籍中频频出现，如：康熙六年（1667）“临洮、巩昌、西宁、庆阳、静宁、庄浪等处旱饥”［15］（P39）。康熙七年(1668)六月“西宁、龙门旱”［16］（P1596）。乾隆二十四年（1759）“自春徂夏，陇右诸州县大旱，饥”［15］（P44）。嘉庆十年（1805）“西宁、碾伯、大通、 巴燕等地水旱成灾”［14］（P17）。 光绪二十四年（1898）“靖远、静宁、庄浪、文县、丹噶尔等处大旱，饥”［15］（P58）。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德东西河流干枯，岁大饥”［17］（P353）。

冰雹是大气中一种短时、小范围、剧烈的灾害性天气。冰雹往往对农作物的枝叶、茎秆和果实产生机械性损伤，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而冰雹出现时，常伴有阵性降水、大风、降温等，加重冰雹灾害的危害程度。在相关资料中，常用“大者如拳”“大如鸟卵”“大如鸡蛋”“大如雀卵”“大如豌豆”等词来形容冰雹的形状。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雹灾发生频率非常高，是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的另一类自然灾害。如：弘治八年（1495）“甘肃西宁卫大雨雹，杀禾及畜”［15］（P27）。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二，西宁县陈勒堡、谢家寨、石沟、新东堡等处田禾俱被雹伤”。乾隆九年（1744）“五月二十四，沙塘等庄田被雹。西宁、大通遭雹、水、风、霜、虫灾”［14］（P107）。乾隆四十四年（1779）“各厅、县均大雨雹”［17］（P77）。嘉庆十九年（1814）“各厅、县均大雨雹”［17］（P78）。道光二十九年 （1849）“七月，（西宁县）大雨雹，北川上鲍堡山崩”［17］（P78）。同治元年（1862）“大通县雨雹，冰丸大如鸡卵，田禾尽伤，田蔬不留遂成饥馑”［15］（P50）。同治九年（1870）“西宁景羊川硖口雨冰，天裂如釜”［18］（P22）。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十五、十六日，西宁府之西宁县临城北各庄堡并东、南、北三乡郭家塔等处降雨雹，山水陡发，打伤夏禾，淹毙七人，牲畜百余头（只）。”光绪二十二年（1896）“西宁、大通、碾伯、巴燕戎格厅、循化厅遭雹灾。五月初十，碾伯县河南校场未刻雨雹交加，将田禾一律打断。又该县城乡各庄堡于复降冰雹，田禾被打断。六月初四，循化厅鸿、录二族亥刻西北来风，势凶猛，雨雹如鸡卵，合族四十余里禾稼尽行伤损，田地冲成沟渠”［14］（P111）。

洪涝、泥石流灾害也是青海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洪灾通常是由高强度降水引起河水泛滥、山洪爆发，冲毁农田及生产、生活设施，对农业生产容易造成灭顶之灾。涝灾一般是长时间降水导致农田积水难以外泄而形成的，农作物长时间遭到浸泡而影响生长，造成减产甚至绝收。洪与涝的灾害形成因素主要是降水量、降水强度以及降水持续时间。“泥石流是山区（含丘陵区）特有的一种自然地质现象。它是由于降水（暴雨、冰川和积雪融化水）而产生在沟谷或山坡上的一种挟带大量泥沙、石块和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是高浓度的固体和液体的混合颗粒流”［14］（P47）。青海省内黄河干流以及黄河较大支流，尤其是湟水河、大通河两岸，更是泥石流的易发区。明清时期，虽然爆发频率不高，但一旦发生就会对其波及区域的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破坏。明清地方史籍中对青海地区的洪涝、泥石流灾害记载也颇为不少。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西宁、碾伯大雨，水溢”。乾隆四年（1739）“西宁、辗伯因久晴后积雨，稞豆皆秕细不收”［1］（P251）。道光二十七年（1837）“西宁县属猝被水灾，并黄河水势骤长……甘肃西宁县属地方，山水陡发，冲没田庐人口”［19］（P572）。

霜灾和雪灾也是青藏高原上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低温天气所导致的霜灾和雪灾对这里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严重威胁。顺治十年（1653）冬“西宁大雪四十余日，人多冻死”［16］（P1488）。咸丰八年（1858）七月，“（大通）天降大雪，厚约三尺，压折树枝，谷皆冻，秕不收”［20］（P25）。光绪九年（1883）“贵德陨霜杀田禾，岁又饥”［17］（P352）。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一，丹噶尔厅“凄风大作，冷如严冬。天色正黄，日光淡白，山川皆暗淡不见。因之异常寒冻，田禾枯数寸许”［21］（P291）。

除了以上发生频率较高的自然灾害以外，史籍中对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风沙、地震、虫灾、鼠灾等也多有记载。从各种记载来看，明清时期河湟地区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频繁，给区域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对农业生产危害尤剧。

三、自然灾害对明清时期青海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生产对土壤、温度、湿度等自然环境要素有着较高的要求，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对该地区的耕作制度、作物类型、生产规模等有着很大的限制及引导作用。为了抵御灾害，尽可能减轻由此而造成的农业损失，各级政府、地方士绅乃至每一名躬耕于田亩的农民，都会采取各种方法，尽力防灾、抗灾、减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总结并实践出多种有效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文所述明清时期农田垦辟力度不断加大，农田面积持续增加，实际也是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下的一种有效防灾措施。通过增加农田面积，提高整体农业产量，提升应对灾害的物质保障。当然，随着垦殖区域的不断拓展，尤其对浅山、脑山地区的垦殖，又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是，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恶性循环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在粮食单产提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耕种面积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除了不断扩大农田面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农业生产的进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传统农业社会，农田水利设施的兴修是抵御旱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危害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古人早就清醒地认识到 “农事以水利为要”［22］（P789）。旱灾与涝灾是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两种自然灾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3］（P4309），水利工程的兴修改变了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可以通过引水灌溉来抗旱减灾。明清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有非常大的进展，“明代在利用前代旧有渠道的基础上，新扩建了不少渠系，水浇地面积有所增加。明末，西宁卫所属地区见于记载的渠有20条，分支渠30条，共灌地近26万亩。到了清乾隆年间，河湟地区渠道遍布，纵横成网，仅见于记载的干渠即有222道，分支渠524道，渠道总长度3400余华里，灌地亩数约46.8万亩”［23］（P178-179）。

其中，《（顺治）西宁志》中记载的兴修于明代的渠道主要有：“伯颜川渠（城西六十里，分渠有九）；车卜鲁川渠（城西北九十里，分渠有十）；那孩川渠（城南五十里，分渠有五）；广牧川渠（城北八十里，分渠有四）；乞答真渠（城东南二十里）；哈剌只沟渠（城东五十里）；大河渠（城东北九十里）；季彦才渠（城东南五十里）；观音堂沟渠（城东七十里）；红崖子沟渠（城东七十里）；把藏沟渠（城东八十里）；壤吃塔沟渠（城东南一百里）；楪儿沟渠（城东北九十里）；西番沟渠（城东一百三十八里）；撒都儿沟渠（城东北一百二十里）；东弩木沟渠（城东北一百里）；虎狼沟渠（城东南一百八十里）；巴州渠（城东南二百三十里）；暖州上渠（城东南二百五十里）；暖州下渠。”［24］（P134-135）从以上记载可知，明代西宁卫灌渠修建的力度非常大，渠道遍及西宁卫所属各地，在所有耕地中水浇地应该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清代，由于各级官吏的重视，将其作为自己的德政，河湟各地修建灌渠的记载更是屡见于史籍之中。在地方官的带动下，清代河湟较为僻远的边缘地带水利兴修也方兴未艾。如循化“厅境多山田，惟起台、边都二沟有水泉之利，番回引以为渠，灌田转磨”［2］（P233）。

据崔永红先生统计，乾隆时期西宁县共有四大渠系，136道干渠，270条支渠，渠道总长2405华里。碾伯县共有三大渠系，68道干渠，190条支渠，渠道总长927华里。大通县共有4道干渠，11条支渠，渠道总长105华里。此外，贵德所有6道干渠，40条支渠。循化厅有3个水系，8道干渠，13条支渠［24］（P181）。乾隆以后，在维护旧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河湟地区新修的灌渠仍不断增加，“境内的大小河流，无论是常年性河流，还是季节性的小山沟的溪水，能够开发利用的都已利用了，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8］（P103）。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灌渠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川水地区，限于自然条件和当时的技术手段，浅山、脑山地区靠天吃饭的局面始终难以改变。

（二）储粮备荒保障生产

储粮备荒“乃古人为民虑患防灾之深计，实百世不易之良法也”［25］（P167）。设置仓储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灾荒发生后使民众免于殍饿，更为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在春耕时以借贷的方式为农民提供种子，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以避免灾害的持续发生。设仓积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保障，是一种推动生产、避灾度荒的有效手段。

明清时期，由于青海地区“山高气寒，民贫赋啬”［1］（P255），正常年景都难以实现粮食自给，一遇灾荒更会造成大面积粮荒。据周宏伟先生研究，乾隆年间西宁府的番汉人口总数大约在20万上下。如以人均年消费粮食600斤计，则西宁府汉番人口年粮食消费总量约为12000万斤。而同一时期，该地区粮食产量大致为11000万斤左右。而这还要刨除籽种量与租赋量，粮食缺口巨大。所以，杨应琚在修《西宁府新志》时曾感叹“湟中一郡之地，不特不及江南一县之赋，犹上入司农，下济边省，今且不足自供。粮草之数，未敷驼马之食，况兵饩乎？故十之九皆取给于内郡”［1］（P271）。这样一个地瘠民贫的地方，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十分有限，建仓积谷以备灾荒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青海“地气高凉，无郁攸蒸变之虞，多多益善”。因此，杨应琚等一批对此问题有清醒而深刻认识的地方官积极推动官仓与社仓的兴建。杨应琚刚到西宁府赴任时“仓粮仅四千石，而社谷无颗粒”。其后数年“岁获连熟。朝廷不惜帑项之多，大府日筹虑远之计，故余得与守令广籴征贮。今四属仓粮几二十万，而城乡皆有社谷”［1］（P206）。杨应琚对社仓建设尤为重视，他认为：“西宁，古西平郡也。逼介青海，岁仅一收。春耕之时，多借官仓子粒；既借之后，或刈获歉薄，或民力维艰，征还既有未能，次岁又需称贷。是以官籴常年请行，而仓贮每苦不足。筹思至再，欲官仓裕而民困苏，非力行社仓不可。”［25］（P166）乾隆五年（1740），杨应琚与申梦玺、王镐、徐志丙、孙捷等地方官员共同协商在各地兴办社仓，“官捐倡始，劝民量输，仿朱子之法而消息之”。到乾隆七年（1742），“规模初定，岁有所增”。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这些措施已经颇见成效：“宁邑社粮以石计，凡四千六百有九，分贮诸乡一十五所；碾邑社粮六千四百五十有六，分贮诸乡十所；大通卫社粮二千八十有四，诸乡以四所分贮；贵德所社粮五百一十有五，地狭而咸贮于城。故数年以来，小民春耕，子粒皆取之社仓，而官庾积贮，方得充裕。官庾充裕，因时平粜，而民困益苏矣。”［25］（P166）

根据相关记载统计，河湟地区“乾隆年间，共有官仓548间，储粮几达二十万石，加之西宁府及各县的社仓30所，贮粮13664石。”［26］（P132）但仓储的建设是与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的。河湟地区的官仓与社仓在乾隆时期初具规模，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却一波三折。同治时期，青海爆发了大规模回族、撒拉族反清起义。历经多年战乱，河湟地区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民生更是凋敝不堪。同治十三年（1874）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由平番进驻碾伯，看到的情形是：“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星各残堡逃回难民，或数家或数十家不等，苦无生计，殊堪悯恻。”［27］（P134）在这种大的社会动荡下，这一区域的社仓自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据《重建西宁社仓碑记记载》：“自同治元年以后，兵燹屡起，城乡社仓为贼焚掠，迄今盖无一存矣。”［25］（P167）《丹噶尔厅社仓碑记》也记载：“宁属城乡，旧有社仓数处，自同治二年逆回马桂源兄弟倡乱，焚毁抢掠，无一存者。”［25］（P169）光绪以后，河湟各地社仓才得以陆续恢复。

社仓建设的目的是储粮备荒，并保障春耕时的种子供给，让农民不误农时。《丹噶尔厅社仓碑记》中详细记载了该地社仓所定的章程，该章程规定：“各乡农民每年借领籽粮，定于清明半月内为期。秋收归还，定于仲秋后一月内为期。按期收放，不得任意先后。至归还之时，每斗加息粮一升八合，以一升五合添储仓内，以三合作为各项经费，亦不得有所增减。”［25］（P170）窥一斑可知全豹，通过该章程，我们可以对河湟地区社仓在推动农业生产中所起作用有一个大致了解。

（三）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和推广

自然条件对作物品种有极大的限制。青藏高原地区具有海拔高、太阳辐射强、气温较低、无霜期短等典型气候特征。由于水热条件较差，青海地区的农业发展对作物品种有特殊的要求，可种植作物种类十分有限。《隋书·附国传》中介绍青藏高原地区说：“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 青稞。”［28］（P1858）《旧唐书·吐蕃传》 也记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粳稻，有青稞麦、（豌豆）、小麦、乔（荞麦）。”［29］（P5220）在这些农作物中，以青稞的种植最为普遍。青稞是广适性、抗逆性最强的粮食作物之一，能适应青藏高原区域的恶劣环境，至今仍是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明清时期，青海的农作物品种已经有了较大增加，比前代丰富了很多。但限于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这里的农作物基本上都是耐寒、耐旱、生长期较短的品种。成书于清顺治时期的《西宁志》记载，当时的粮食品种主要有稷、小麦、豌豆、胡麻、菜子、青稞麦、蚕豆等；蔬菜品种主要有瓠、茄、芥、芹、茄莲（叶似蓝靛，根大，味脆甜）、圆根（似萝卜而圆，色青，味甘脆）等［24］（P136-137）。成书于清康熙时期的《碾伯所志》所载农作物品种比《西宁志》的记载有所增加，当时该地区的主要粮食品种有青稞、粟子、糜子、芒谷、胡麻、菜籽、大麦、小麦、荞麦、藏豆、大豆、豌豆；主要蔬菜有萝卜、茼蒿、莴苣、蕨麻、甜菜、白菜、芹菜、芥菜、茄、苋、蒜、韭等［30］（P34）。

成书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西宁府新志》中所记谷物品种有：“小麦、大麦、荞麦、青稞、大豆、豌豆、藏豆、扁豆、糜、芒谷、胡麻、油菜子、燕麦”；主要蔬菜有：“芹、芥、萝卜红白二种、茼蒿、木耳、白菜、甜菜、蕨菜、菠菜、苦苣、窝笋、王瓜、茄、蒜、胡荽、韭、苋、瓠子、蔓精（菁）等。”［1］（P145）此外，与《西宁府新志》同一时期的《循化厅志》以及成书于光绪时期的《丹噶尔厅志》和《西宁府续志》等地方志中，所记当地农作物品种较之前几部志书所载，大同而小异。从以上几部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农作物品种来看，青海本地近现代所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清乾隆时期基本上已经齐全了。［23］（P167）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河湟地区的农作物基本上属于耐寒、耐旱品种，这些品种的选择是基于这一区域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萧正洪先生在论及青藏地区作物结构时曾经指出：“因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霜期极长，而作物生长期的平均气温也很低。而高原的降雨较为集中，夏季一过，作物需水很难得到保证。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作物结构就以青稞为主，而小麦、豌豆、燕麦等作物次之。这些作物都具有耐寒耐旱、生长期较短的特点。”［31］（P97）这一论断也颇为符合青海地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青稞的种植，对这里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在高寒地区，其他作物难以生长，耐寒性强的青稞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将青稞晒干炒熟，然后磨成面粉制作糌粑，是蒙藏民众最主要的食粮。牧区不产青稞，需要从农业区购买。因此，青稞的供应成为清王朝控制蒙藏部落的一种有效手段。一方面具有耐寒的特性，适宜在青海农业区大规模种植，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需求，青稞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作物之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对农作物品种的记载中出现了山药。山药性喜高温干燥，块茎10℃时开始萌动，茎叶生长适温为25℃-28℃，块茎生长适宜的地温为20℃-24℃，叶、蔓遇霜枯死。青海并不具备山药生长所需的气候条件，《循化志》中记载的山药实际上是当地百姓对马铃薯的俗称。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的《古浪县志》载：“土芋，即洋芋，俗名山药，形圆皮黄，肉白。”［32］（P218）可见，西北地区百姓普遍将马铃薯称为山药。直到今天，这一俗称在青海东部地区仍普遍存在。马铃薯的引种对青海农业生产以及灾害应对影响深远，但从《循化志》的记载来看，这一作物当时种植并不普遍，引种时间应该不长。但到清晚期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大为增加，被推广到河湟各地。《丹噶尔厅志》中记载：“芋头，有红、白两种。本境成熟颇易，以肉和食味佳，亦有煮食者。”［21］（P123）这里的芋头即是马铃薯，由于这种作物适应性强，产量高，成为百姓度荒的一种重要食物。光绪十七年（1891），河湟地区大旱引发灾荒，碾伯地方文人谢善述在其《荒年歌》中记述了灾荒发生后依靠马铃薯艰辛度荒的经历。他在文中写道：“找下些绿麦子，凑下些秕青料，四十大一升，量下个坏山药。山药吃不成，吃上了肚子疼，头晕而眼黑，风犯之不能行。山后之连麸面，一升四百钱，量下个一斗，将掐弄五六天。顿顿喝拌汤，山药当陪方，晌午里吃之是，半个儿芽干粮。菜子凹寻金子，整整九十天。”［33］（P618）谢善述的记载说明，马铃薯在清末已经在河湟地区普遍种植，并在百姓度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严酷的自然条件导致了河湟地区特殊的自然灾害特点，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了应对自然灾害，人类始终未曾停止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无论是农作物品种的选择，还是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以及广建仓廪、储粮备荒等社会措施，都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农业生产与灾害环境的互动，也是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