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星 马梦婕

一座城市中，有很多张面孔，人们每天都会见到。他们是风尘仆仆的外卖小哥，手脚勤快的保洁阿姨，热情叫卖的摊贩，动作麻利的快递员……他们是千万名城市打工者中的一员。

但是，这些底层劳动者的孩子们去哪儿了？在哪儿读书？在哪儿生活？

多数人已不陌生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即父母外出打工，不得不交由家中老人看管的孩子。而在大城市里，随着打工者一起飘荡的孩子，好像一个不存在的群体，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

4年前，由多个公益机构发起的图书馆计划陆续孕育，一个个“流动图书馆”来到这些孩子身边，为他们提供阅读和成长的空间，为他们的童年增加了一份可能性。

开馆啦

北京大兴，上午11点，龙海学校图书馆准时开馆。

11点之前，这个空间是最安静的。馆中三排铁灰色的书架上装满了10738本书，一张正方形桌子放在屋子中央，矮书架靠墙横立。每本书克制地竖立在书架上，像一个个严肃的长者。马上，它们将会被送到上百个不同的人手里，接受人们的翻阅。它们的读者是稚嫩的，有些人刚刚学会认字，有些人只看图画，有些人还不理解阅读的意义。

但是，无论读者是渊博还是肤浅，贫穷还是富有，书籍都会公平地等待着被翻阅，然后，带他们进入另一条时空隧道。

上午11点，是这条隧道的启动时间。那时，龙海图书馆管理员们会准时翻开门上的牌子，告诉孩子们，“开馆啦”。

六年级女孩儿于路在图书馆里见过很多不同的管理员，有大学生、老太太，也有和她父母年纪相仿的叔叔阿姨。她一直以为，这座图书馆是学校的一部分。

其实，每一张图书借阅卡上都写着“微澜图书馆”的字样，这是一个专门为打工子女学校设立的图书馆计划。于路去借阅的图书馆是这个计划中的第13所学校。

龙海学校靠近北京南五环，地处工业园区，是一所吸纳了大量城市边缘打工者子女的学校。学校西侧，一条马路之隔，是电路板焊接厂？、家具厂？、钢管厂？，学校东侧是一大片荒林地。

从北京城区坐地铁再转乘公交到达龙海学校，要用两个多小时。管理员杨天宇家住北京丰台，他每周会抽出一天时间赶在11点前来到图书馆，给孩子们办理借阅。这是一份志愿工作，没有报酬，需要他带着对图书馆的认同，付出耐心。

对杨天宇来说，当图书馆管理员的自己很像圣诞老人，每次，他都带着礼物前来，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当然，这礼物不是糖果或者玩具，而是图书。

微澜图书馆是大部分打工子女学校学生接触的第一家图书馆，因为居住地缺少公共文化设施，他们很难找到获取这些资源的途径。

每到中午，四面八方的孩子们一起跑着涌进图书馆，塞满图书馆的每个角落。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图书馆与它所覆盖的43个班级、2000多名学生相比，顯然体量不足。从这个学期开始，杨天宇和其他管理员一天要办理近300本书的借还。因为工作量大，现在，图书馆每个开馆日只对一个年级开放，以缓解借阅压力。

杨天宇说：“我们当然想做到对所有的孩子开放，而不是限定他们的借阅日期，现在这样会打击孩子的阅读积极性。”

之前，他在图书馆遇到过一节课看完一本书的孩子。那个三年级的小男孩丢失了借阅卡，但仍坚持想借书。杨天宇在备忘录上记下他的名字，特许他课间来借阅。那天下午，小男孩每个课间都会来图书馆，把一本书交给杨天宇，然后去书架找下一本书。

杨天宇想，小男孩一定没有好好上课，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看完那些书，但他默许了。他想毫不声张地保护孩子们对于阅读的积极性。“他如果想通过看书去学习知识，开拓视野，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课堂外

在图书馆入驻学校之前，很多孩子的课外阅读仅限于几本作文书。在打工子女学校，大部分孩子的课外阅读量都相当少。很多孩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对课外图书不够重视，也很少会给孩子买书看，加上繁忙的工作，更无暇给予孩子陪伴。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另一所学校—博文实验学校，5年级的许强（化名）是个痴迷科学的孩子，这一点是志愿者们从他借阅图书中发现的，而他的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兴趣知之甚少。

在很多人眼里，许强是个“特殊孩子”，容易情绪激动，有时候会突然躺在地上打滚，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但在图书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域。

许强喜欢自然科学书架，从太空与行星、天气与气候、动物与植物，到宇宙天体、火山爆发、极地冒险，在仅有5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他可以随时进入广阔的异想世界。

“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为什么会沉没吗？”他曾经向馆长廖细雄发问。

“为什么呢？”

“其实冰山原本就有一个洞，当船撞到冰山后，两个地方一起进水，下沉速度就会加快……”

在看书时，“黑洞”“行星”“气流”一类的词汇经常会被许强抑扬顿挫地读出声来。

“你平时在家的时候也会自言自语吗？”面对许强，《中国工人》记者也忍不住向他发问。

“不会啊，只有图书馆的阿姨会回应我的话。”

在图书馆，许强被志愿者们尊重对待，他的奇思妙想也会得到理解。渐渐地，他开始有了变化。

比如上科学课时他第一次主动举手，回答出别人不知道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时，他主动给其他同学讲解离子—这一原子失去或得到电子形成的带电粒子：“一个离子是看不到的，只有汇聚起来才有能量。”

馆长廖细雄在许强身上看到了图书馆的特殊意义，一个因为不同于常人的举止、成绩不佳被排挤、被忽视的孩子，却因为阅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散发出强烈的探索欲。在谈论科学的时候，许强表现出超出同龄孩子的认知能力。

阅读究竟能对孩子带来什么？产生什么影响？参与“微澜图书馆”计划的志愿者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可以量化的答案，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为流动儿童提供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图书和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会和孩子们自然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有的馆员是律师，他会在学生遗失图书后用自己的书籍赔偿，并明确告知其权利义务；有的馆员是数学教师，他会给有学习兴趣的学生推荐适合的奥数书籍；有的馆员是教育学者，她会固定在图书馆内普及性教育知识。

2019年，因另一民办学校的关停，博文实验学校接纳了400多名转校生。对于这些在幼年生活中频频流动的孩子来说，适应陌生环境，是他们的必修课。

廖细雄原本准备在图书馆黑板上写下“欢迎新同学”，但最终她选择了让一切自然发生，让图书变成融合剂。

一次，一个新转学来的小男孩没有图书卡，值班志愿者拿出一张新卡，让他写下名字和班级。正当男孩茫然地盯着卡片时，一旁的同班同学拿起笔，帮他一笔一画认真写好了名字，男孩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还有一天傍晚，两个个头相仿的小女孩一前一后地走进图书馆，等父母来接。

看到借书卡上的名字两人恰好同姓，志愿者好奇地发问：“诶？你俩是双胞胎吗？”

俩人异口同声答道：“不是，我们不认识。”

“你们的老家都在哪儿？”

一个孩子答道：“安徽。”

另一个孩子惊呼：“我也是！”

说完，俩人相视一笑，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起来。

两堵墙

微澜图书馆计划执行长左樵在谈到其目标和意义时说道：“微澜图书馆其实在拆解两堵墙，一堵是孩子与书之间的墙，一堵是社会公众与流动儿童之间的墙。”

从2017年开始，一直关注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决定在打工子女学校入驻图书馆。事实上，微澜图书馆项目在最初也是一种实验和尝试。

总干事魏佳羽说：“当时，看到很多打工子女学校的图书馆处于荒废状态，社会捐赠的图书长期闲置在仓库，觉得很可惜。一开始，我们并不清楚建图书馆这种方式是否可以持续，但从常识上，大家都认可书籍是一个有益的媒介。尤其对于流动儿童，在师资与公立学校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图书馆也许会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空间。”

除了建立图书馆，志愿者则是图书馆活起来的关键。只有招募到志愿者，才能保持一个驻进学校的图书馆的持续开放。

第一次到微澜图书馆当志愿者时，张角的生活版图被全新打开。对她来说，打工子女学校是个陌生的概念。和公立学校相比，这里的硬件设施、老师的教学质量，都是无法相比的。

有一次，张角把图书馆破损的图书拿回家修补，刚好被她上五年级的儿子注意到。当张角向儿子解释，有一群和他年级相当的孩子，不能像他这样接触到很多课外书，儿子主动提出，可以把自己的课外书捐给图书馆。于是，他在自己的书架上选择了一整套《寻宝记》，那是他最喜欢的图书。

图书和图书馆可以形成一条纽带，将社会不同群体连接起来，这也是入驻图书馆的附加意义。

目前，“微澜图书馆计划”在全国43个打工子女学校开办了图书馆，累计有5.5万名孩子从图书馆借阅过图书。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们希望，到2025年微澜图书馆能入驻1000家学校。

在北京，同样以图书馆为切口关注流动儿童发展的，还有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不同的是，协作者将图书馆建在流动儿童的家里，由孩子自己担任馆长，负责图书借阅活动。

小峰（化名）是协作者帮助的第一代自助图书馆馆长。12岁时，他在爸爸的协助和协作者社工的指导下，几乎每周都会在自己居住的村落开展户外宣传和借阅活动。每当小峰摊开绘本为幼龄孩童讲故事时，总会吸引很多人驻足围观，有些家长会抱着还在牙牙学语的孩子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看到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小峰会越讲越兴奋，那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2020年，小峰回到家乡河北涿鹿县上初中，但他并没有离开协作者。只要协作者周末在北京开展小馆长的活动，小峰都会积极参加。每次，小峰都需要乘坐那趟唯一开往北京的大巴，一路向南，再换乘地铁，历经四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小峰并不觉得路程漫长，对他来说，逃离繁重的课业，回到熟悉的环境，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在最新一次协作者“馆长赋能”活动中，各位小馆长一起读完《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的诗篇后，小峰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读出自己写下的感悟：书是任何人都能走的路，是不用交“通行税”的路。

追踪记

虽然图书馆尽可能多地想为城市边缘的流动儿童提供更多阅读服务，但项目参与者发现，这种支持大多只能维持到他们上完六年级，最多到初一或初二。

尚未决定回家还是留在北京的于路明白，回老家上学是她不得不选择的出路。按照政策，没有本地户籍的学生上完初中，只能上职业高中。这不符合于路对自己的人生规划。

父母为维持生计还要继续留在北京，而独自返乡上学的于路又会从流动儿童变为留守儿童。对于回家上学这件事，于路的想法很单纯：“我会适应家里的环境，交到新朋友。”可是于路的父亲知道，这是件很残忍的事。

流动儿童回流到家乡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是这个群体普遍要经历的阵痛。圖书馆志愿者们也会发现，一些孩子不知不觉间就从学校消失了。

新公民计划项目负责人何冉很想知道，她教过的孩子为什么会选择回老家，回到老家之后会经历什么？能适应吗？还有别的选择吗？为此，她决定以一个毕业班级为样本，追踪43名流动儿童小学毕业后的成长和发展情况。

现在，这个项目已完成了3年的追踪。3年时间，能改变很多，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何冉告诉记者：“小学毕业时，统计结果是，全班43个孩子中25人返回户籍地，15人留在北京，还有3人去了河北。现在，留在北京的只有3人，去河北的增加到4人。另外，有6个孩子选择了中途辍学。”随着追踪一年年向后推进，何冉能清晰看到每个孩子在人生交叉口的选择。

在辍学的6个孩子中，何冉对吕南（化名）印象最深。这个十四五岁的女孩从小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她还有个在快餐店打工的姐姐。父亲是一名清洁工，负责一个小区的清扫保洁工作，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要起来工作，晚上六七点到家。

何冉注意到，吕南小学六年级时就经常不去上课了，她经常跑到姐姐工作的快餐店待着。对她来说，快餐店要比学校有意思得多。回到老家之后，吕南一有假期就坐火车来北京，是何冉接触的往返北京最多的孩子。初二下学期，吕南没有跟家人说，便再也不去学校了。“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不上学能干什么呢？”何冉疑惑。吕南选择了销售化妆品，至于未来，吕南没有具体的打算。

对于很多流动儿童的父母而言，他们对孩子的期待非常朴素—能坐办公室，不用像自己一样靠力气工作。

连续追踪了3年多，何冉开始明白，降临在流動儿童身上的命运，有时候是一种必然。父母所在的职业阶层、家庭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以一种天然的惯性左右着流动儿童的成长发展，他们很容易又踏进父母的命运轨迹里，重复相似的生活。何冉不对43名孩子的未来轻易下判断，她期待这些孩子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最理想的结果是通过爱好特长的发展，提升收入水平、找到精神乐趣。

她希望，在20年后的一天，这些记录能被当年的孩子们看到。让孩子们知道，在他们的成长中，曾有那么多人在乎他们、倾听他们、呵护他们。他们的心灵曾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这本身就很珍贵”。

可能性

过完这个暑假，打工子女学校的一部分孩子将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这意味着，一部分孩子要告别微澜图书馆了。回家之后，他们可能不会再踏足图书馆，但总有一些关于图书的记忆留下过。

微澜图书馆计划的参与者们相信，图书馆之于流动儿童的意义，也许不一定表现为促进了他们学习成绩的提升，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孩子们在图书馆里，或是和志愿者、或是通过书籍发现了自己，即便他们离开，这份体验和经历也依然闪着光。

今年世界读书日当天，廖细雄发现一位一年级的学生将一张画有彩色阶梯的手抄报贴到了图书馆，上面写道：要努力学习成为图书管理员，让同学们学到更多知识。一个长着虎牙的六年级女生腼腆地告诉本刊记者，她以后想当作家，让自己的书在图书馆被借阅。

临近毕业，图书馆也收到了一些孩子们的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因为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医学的书，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医学，我希望以后开一家不要钱的医院。因为那些经济不允许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病越来越重，直到不可医治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医生，免费看病。”

志愿者们明白，微澜图书馆能陪伴孩子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们只能陪伴孩子们走一段路。未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跋涉。但是，如果图书馆能给予他们一些希望，就像那个立志成为医生的孩子一样，这种陪伴就格外珍贵。

还有一个多月，于路也要小学毕业了。学校会为六年级的学生举办毕业典礼，她和同学们准备合唱两首歌，向学校和童年告别。对于毕业，于路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换到另一个学校上学”，她表现得有些无所谓。

于路一直记着读过的一则关于蚂蚁的故事：一群蚂蚁被困在圆形花盆上，太阳热辣辣地晒着它们，它们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这群蚂蚁沿着花盆边缘一直绕圈，它们相信这样绕下去就会找到出路。有一只蚂蚁脱离了大部队，它顺着花盆爬了下去，顺利到达了地面，而它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你喜欢这个故事什么地方？”

于路说：“那是一只有主见的蚂蚁。”

“你想成为那只蚂蚁吗？”

于路大声地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