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妹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巴比伦人在石头上镌刻了《汉谟拉比法典》，古埃及人在石头上镌刻了一段诏书罗塞塔石碑，而中国人在石头上镌刻了《熹平石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它们在法律、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各自的意义，并流传至今。

《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刻在石头上的儒家教科书范本，东汉时立于国家最高学府洛阳太学讲堂，供太学生学习、摹写。这件《熹平石经》残石，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东汉太学遗址。残高15厘米，厚4厘米，斑驳的石面上仅存17个汉字，使用八分隶书在青石表面书写镌刻。接下来，让我们跨越时间的阻隔，去了解它的故事。

东汉末年，豪强争斗、连年瘟疫，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然而，正是这位治国无能的汉灵帝刘宏，却为后世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由于各家学派主要依靠口授与传抄，会造成文字讹误。因此，出现了儒家经典书出多门、传抄互异的局面，引发了古文、今文的学派之争，为太学生日常学习与考试成绩的审定带来不便，严重影响了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此外，当时国家藏书楼兰台中收藏的漆书，是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由于发生腐败事件，其内容被藏书楼的管理者兰台刺史篡改，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根据史籍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议郎蔡邕、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一起上奏朝廷，以“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为由，请求重新审定儒家经典。汉灵帝欣然准奏，令蔡邕主持审定，历时9年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论语》《仪礼》7部儒家经典逐一校勘，蔡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杨龙骧《洛阳记》记载：“碑高一丈，宽四尺，计四十六方，凡二十余万字。”此后，46块高大的石刻儒家教材，巍巍伫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后汉书》中记载：“碑成之日，车乘千辆，填塞街陌。”每天有太学生千余人，乘马车前来观摩、学习，在一千多年前的洛阳城引发了交通堵塞，可以遥想当时的盛况。这不仅因为《熹平石经》开创了我国古代由官方审定与刊立儒家经典的先例，也是因为蔡邕是当时的书坛泰斗而备受推崇。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曾担任左中郎将一职，因此被后人称为“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经史、词赋、书法，是东汉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书法家，尤其在书法方面有高深的造诣。

蔡邕擅长篆书和隶书，尤其以隶书造诣最深。隶书是汉代的官方字体，因此当时有不少书家擅长这种书体，而蔡邕的隶书大受推崇。他的笔法学李斯和曹喜，后来传给了女儿蔡文姬，通过蔡文姬传于后人，对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相传他创造了飞白书，后来广泛用于各种书体，其著作《笔论》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武帝赞叹他的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他的书法“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

相传大书法家钟繇常与曹操、韦诞、邯郸淳一起谈论书法。东晋时期虞喜的《志林》中记载，有一日钟繇向韦诞借阅蔡邕的笔法秘诀，被韦诞拒绝后生气捶胸、口吐鲜血，被曹操用丹药救了过来。待韦诞去世后，钟繇命人盗掘其墓得到了蔡邕的这部著作后勤学苦练。可是根据史料记载可知，钟繇先于韦诞而逝，因此盗墓得书之事显然不可信，但可以反映出蔡邕在书坛的地位。

《熹平石经》作为东汉儒家教科书的范本，立于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讲堂前，它的书写是太学生参考、学习的标准，对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作为蔡邕的代表作，《熹平石经》字体规整端庄、波磔遒劲，行距均匀工稳、宽严得体，是当时对文字的规范与统一。学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称：“两汉写字艺术，在蔡邕写石经时达到了最高境界，是对两汉书法的总结。”

提到《熹平石经》，一定要了解太学，它是中国古代由官方设立的高等教育学府。“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有了，《大戴记》中有记载：“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教学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兼具祭祀、宴会、选拔武士等诸多功能，是太学的萌芽时期。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立太学，并设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还设置了“博士弟子”50人，他们之间相当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从汉武帝到新莽时期，太学讲授的科目逐渐丰富，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多。

公元25年，在“昆阳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获全胜的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这位帝王上马能领兵打仗，下马能安邦治国，可谓文武双全，据说他来到洛阳就立刻拜会了当时一些精通儒学之人，留下了“未及下车先访大儒”的典故。公元29年，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创立了东汉太学，是当时国家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它延续了西汉时期的教育制度，旨在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经过多次扩建，到汉质帝刘缵时学生人数达到3万余人。光武帝刘秀曾亲临洛阳太学视察，汉明帝刘庄曾在这里亲自讲学。此时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力为历史之最，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东汉洛阳太学遗址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也就是今天洛阳偃师市佃庄乡太学村一带，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这里进行了勘查和发掘。这座遗址规模宏大，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面积逾3万平方米，西部面积有2万平方米左右。它是中国古代国家设立的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也是世界范围内有迹可循、年代最早的国家最高学府。从这里走出了张衡、王充、班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

遗憾的是，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火烧洛阳，太学从此走向衰落，《熹平石经》也因此受到了破坏。至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曹丕下令在旧址上重建太学，但规模已经大不如前。曹魏正始二年，齐王曹芳命人镌刻了《正始石经》，是对《熹平石经》受损部分的补刻，内容为《尚书》《春秋》和《左传》（从隐公到庄公中叶止），每塊石经均为两面刻字，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相传《正始石经》是由卫觊、邯郸淳、嵇康等人书写，但无定论。因每字使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因此又称《三体石经》。王国维先生认为，当时学生们使用的字体各有不同，因此统治者用三种字体相互补充印证，便于学生学习。如今看来，《三体石经》为今天研究中国文字的书写、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可惜，这两部石经颠沛流离。西晋永嘉年间，洛阳太学讲堂前的石经多有崩毁；北魏时期洛州（今河南洛阳）刺史毁石经修建佛教寺院；东魏时期高欢执政时，通过水路将残存石经从洛阳运至齐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途经河南孟州境内时遭遇黄河塌堤，石经沉入黄河损失过半；隋开皇年间，幸存石经从邺都运至长安，准备补刻之后立于国学，却遭遇隋末战乱而搁置；到了唐朝贞观初年，魏征收集整理石经时早已“十不存一”。

自唐代起，《熹平石经》残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宋代董逌 《广川书跋》中记载：“唐造防秋馆时，穿地多得石经。”《熹平石经》在历史上有三次较大规模发现，第一次是北宋时期，共发现2000余字；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考古发掘出土。据说20世纪40年代，在洛阳太学遗址，人们争相刨挖石经残石，挖到字数多的人可以卖掉换得许多银元，因此导致《熹平石经》残石散落各地。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都收录有《熹平石经》残石。

1925年至1929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了一块《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出土后断为两段，上半段共463字，辗转珍藏于上海博物馆，下半段共444字，根据当时洛阳古董商人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的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到洛阳开会，以4000大洋购得。最初购买时，于右任支付了2000元，并没有将石经残石带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于右任委托杨虎城去南京出差路过洛阳的机会，又向古董商人支付了2000元，才将石经残石带走，在南京交给于右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于右任将购得的《熹平石经》残石和300余方鸳鸯七志斋藏石捐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目前，珍藏于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熹平石经·春秋》残石，共624字，是现存字数最多的一块；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居其二；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居其三。

历史上能够考证的国家勒石刻经共计7次，从东汉延续至清代，其中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石经”。其中不仅《正始石经》的刊立与《熹平石经》有关，《开成石经》亦是如此。

唐代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主持勘定五经，大历十年（775年），将勘定的五经写于国子监中孔庙西廊屋的墙壁上，称为“五经壁本”。三十余载后，由国子监祭酒齐皞主持，将儒家经典书于上等木板上。太和四年（830年），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以“经籍讹谬，博士相沿，

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为由，请求重新审定儒家经典，参照东汉时期的先例，勒石于太学，作为儒家经典的范本。唐文宗欣然准奏，于太和七年（833年）开始，历时4年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12部儒家经典勒石成碑，共刊刻114块，凡65万余字，立于唐代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这就是《开成石经》。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刻立于洛阳的《熹平石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刻写石经的先例，它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规范的大学教材，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儒家经典书出多门、传抄互异的局面，开了以国家名义审定儒家典籍的先河。历史上有许多学者曾经致力于对《熹平石经》的收集和著录，如唐代魏征，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民国时期于右任、罗振玉等等。在马衡编著的《汉石经集存》中共收集残石520件，共计8000余字，最大者存百余字，最小者仅一二字。

如今，虽然《熹平石经》已支离破碎，但它们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傳承千载，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善良、正义、礼貌、诚信等，不正是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体现吗？可以说《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教育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联系亿万中华儿女的文化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