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对乡村治理提出新的目标要求和方向。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为更好地研究乡村治理发展方向，选择以浙江省A县为例，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为具体切入点，深入分析A县所构建的管理机制及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进一步分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以治理理念为指导，提出对策建议：从主体入手，还权于民;从参与者入手，强化协同治理;从制度入手，提高执行力;从方法入手，提高透明度;从保障入手，提高自我服务意识。

关键词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思路转换;有效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1.3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31.013

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尤其是解决农业农村领域存在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从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社会治理、农民价值提升等方面对乡村建设提出了系统建设要求。其中，治理有效成为保障农村发展新的战略支撑，也是农村公共管理的新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乡村治理同样也需要完成新的转型。作为传统的“三农”大国，如何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再次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源、资产的简称，以下同）管理作为乡村治理中的基础关键内容，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对此，本文以乡村治理理论为基础，遵循农村公共管理向农村治理的思路转换，以近年来浙江省A县农村“三资”管理现状为分析样本，旨在进一步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农村“三资”有效治理，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1  从管理到治理的视角转换

农村“三资”管理作为农村公共管理中一个重要内容，在长期的实践中沿用了“管理”的基本概念，把农村集体财务作为一个实体对象来管理。为增强理论指导的精准性，需要对农村基层公共管理、农村公共治理两个基础性概念做一个区别性的界定，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来分析农村“三资”管理向农村财务治理转变的必要性。

1）从公共管理概念延伸而来，农村基层公共管理就是“农村基层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公共组织对涉及农村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它主要指一种相对具体、直接和微观的管理，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事实上这一概念对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尚未进行全面的概括。参与主体既有政府、村民委员会，也有其他社会主体，比如群团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乡贤理事会等。但从实际作用的发挥看，农村公共管理一直是政府主导下，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公社解体后，逐步实行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以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仍然是建立于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治理机制。从治理主体参与情况看，村民对村庄治理参与仍然是村庄个别精英分子的代为管理制度，即实行委托代理的方式（村两委班子）完成对村庄大小事务的管理，村民自身的参与机会与频率较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为防止少数人代替多数人决策所存在的巨大风险，政府及时介入，发挥了第三方的监督管理角色。其中，覆盖到农村“三资”管理方面即形成了以政府为主、村集体自身为辅的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制。

2）客观地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有其必然性。从村级组织的经济基础来分析，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重新落实在家庭基础上，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得到拨乱反正[2]。之后，经过“双轨制”过渡后，计划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市场体制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村集体组织包括以村干部为主体的管理人员未能适应这个发展过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育滞后成为较为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和提留款后，村级组织失去了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剩余的村集体资产也无法盘活，即使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较多的村仍然成了“薄弱村”。据A县农村经济管理总站在2017年开展的调查显示，该区所有行政村中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薄弱村有174个，占比达58%。全县村实际负债91 988万元，村均308万元。村级组织自身无法产生足够多的资金收入以维持村庄日常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各项支出，因为政府财政资金成为村级组织收入主要来源。同时，在村级财务管理方面，由于村集体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政府的监管手段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高风险区域，甚至引发村庄危机。典型的如“后陳经验”发源地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该村由于村级财务问题，在2003年底，村支书被开除党籍 ，村委会主任没有威信，村庄陷入了“治理危机”[3]。

3）近代以来，自以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为代表对中国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以来，以乡村治理问题为重点内容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俞可平、徐秀丽认为，改革开放后研究乡村治理主要范式有经济分析、制度分析、文化分析和国家—公民社会分析等;并进一步提出，相比传统研究范式用治理理论分析中国农村治理问题，强调政府与公民合作，打破了两分法思维，视角更新、更加全面[4]。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实质是指有资质有能力的国家机构或者社会组织在符合既定程序的前提下为基层乡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乡村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过程[5]。基于此，农村公共治理，即在农村领域开展的公共事务治理。基于对乡村治理理解的一致性，引用余军华、袁文艺的分析，公共治理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协商式的管理过程。治理活动既包含着方向管理，又包含着协调、谈判、合作等其他内容管理。参与主体关系更加平等。二是多元主义的合法性保障。即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多中心化。三是制度保障治理的秩序。治理的过程是集体行动的过程，参与者必须遵守制度的约束，并且治理框架下包含着大量非正式制度。四是网络增强适应性和弹性。行动者之间及不同行动者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五是打破二元划分，以善治为结果。打破传统的二元划分法，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变得模糊，政府与社会相互整合，市场与层级之间的差异在消失[6]。

4）从概念看，针对同一主体的村庄，农村公共治理比农村公共管理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在农村“三资”管理方面，基于单项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步向多元的政府、村级组织、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将更加符合今后村庄发展的方向。

2  村级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及相关做法

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为弥补村庄公共服务不足，政府在财政支农方面的力度逐年加大，以项目为主要形式的公共资源逐渐转变为农村集体资产。比如，2019年A县财政支出科目中农林水事务支出为74 818万元，同比增长4.7%。与此同时，根据该区2019年度农经年报，全区农村集体账面资产总规模达到 1 306.75亿元。随着集体资产越来越大，政府作为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主体，不得不从多方面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管理。通过对A县调查研究，从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阐释村级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和具体做法。

2.1  基于科层制构建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

由于农村集体资产的特殊性，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责任一般落在县级政府。以《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为例，条例第六条明确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领导”。在科层制的责任传导体系下，A县形成了村级财务三层级管理模式。

第一层级为区一级，主要的行动逻辑在于部门如何建立完整的管理机制。基于现行的组织架构，区级政府负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政府组成部分的农业农村部门，另外一个是乡镇。基于科层制中目标考核、责任追究等机制存在，两者虽然承担着不同的主体责任，但在行政级别上相同，并非上下级的关系，因此两者在责任分担方面存在着博弈。2019年A县有乡镇18个、行政村270个，而农业部门中专业从事农村集体财务管理的专业人员仅有7人。因此，农业农村部门作为纵向管理部门，为提高工作效能，降低自身的风险，必然会将其管理的重点落在乡镇，调动乡镇的积极性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而常用的工作方式就是把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乡镇，增强他们的危机感。比如，牵头建立区领导领衔的工作领导小组，以政府的名义或部门自身的名义与乡镇签订责任书，制定规范性制度文件、开展农村财务检查、向乡镇通报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正是在业务主管部门的参与并主导下，农村“三资”管理逐步完成行政化、官方化，进一步压缩村级组织做好财务管理主动性，甚至让村级组织的干部认为这是政府在做的事。A县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他们已多次收到关于农村“三资”管理相关的提案和建议，而其中提出相关建议的就包括具有村干部身份的代表。

第二层级为乡镇一级，主要的行动逻辑是乡镇如何维持对农村集体财务管理的中间立场。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行政村的集体财务监管。乡镇在村级财务管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对上要负责，对下也要负责，这让乡镇处于较为尴尬的两难之中。为确保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总体稳定的同时，充分调动村级组织工作积极性，乡镇常用的应对举措就是实行消极应对策略。一直以来，乡镇对农村集体财务问题比较敏感，一旦有利益冲突，比如村民上访，他们需要直接面对村干部和村民。为减少这种直接的冲突，在工作中多以会议精神传达、转发文件、签订工作责任状等形式推进农村“三资”管理工作，让村级组织管理者知道这项工作是上级的要求，进一步转移基层的焦点和注意力。同时，为避免陷入对村级组织管理的具体事务中去，更加注重对村级组织运行制度的执行，要求所辖行政村严格按程序和现有的制度操作，确保程序的正当性。即使出现冲突，也可以避免陷入老百姓所谓的“官官相护”的连带责任中。在乡镇采取中间立场的行动逻辑下，导致村级财务管理工作并不会纳入當地的中心或重点工作中，导致无论是乡镇一级，还是村一级，农村“三资”管理工作难以完成自我建构。

第三层级为村一级，主要的行动逻辑在于村级组织如何完成自我监管。近年来，随着中央、省市对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视，对村级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强调越来越突出。在村级财务管理方面形成了集体负责制和乡镇代管制。在集体负责制方面，A县从只需要村两委主要干部签字负责，过渡到目前实施的村两委和村委监督委员负责人签字认可，相关票据才能入账。在代管制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常采用方式有联村会计集中办公制、村会计委派制、村会计乡镇代理制。联村会计集中办公制，即由乡镇农经部门组织村会计到“村级会计处理中心”统一办公的工作机制;村会计委派制，即由政府部门统一招聘财务会计人员，分派到辖区各村开展财务会计工作的一种方式;村会计乡镇代理制，即在保证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不变前提下，经村民会议授权，由村集体委托乡镇会计代理中心进行会计代理的一种治理机制[7]。目前，A县采用的就是乡镇代理方式，所有村集体财务统一到乡镇村账代理中心报账。这种代理模式仍然是在统一管理模式下的村级组织自我报账机制。乡镇代理中心只负责对票据进行审核，录入相关信息，村集体财务仍然由村级组织自行负责。

2.2  实践层面的主要做法

2.2.1  不断完善制度管理，以制度管人

根据A县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资料汇编，2010年以来，A县开展“三资”管理规范化单位创建，先后制订并实施了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村（社）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村级财务收支逐笔公开、村级公务“零招待”、规范各行政村村级事务招待等10余个村级财务管理相关文件，基本上达到了每年一个。之所以频繁制订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A县所在省出台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将农村“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上升到地方性法规的层面。同时，A县在2013年之前也集中出现群众围绕村级财务反映村干部个人问题，尤其是在村级组织换届前。为了强化全县整体治理效果，A县认识到村级组织在制度建设方面较为薄弱。经过连续多年整治，A县在村级财务系统化、制度化管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效果。A县2013年被认定为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县，2016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A县制度管人的做法在打破村干部既有利益格局方面取得了意外的收获。比如，在2020年村级组织换届中，对村两委班子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凡是涉及村级财务相关问题信访投诉的候选人，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为村干部队伍大换血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2.2.2  推进常态化监管，多路径切入

为了确保村级财务监督管理责任落实，督促村级组织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A县主要从四方面入手加强常态化监管。

1）第三方监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公开招投标委托三家审计公司开展轮审。按照三年内完成所有行政村一轮审计的要求分批进行，完成财务收支审计、村干部离任审计、财政项目专项审计、村级建设工程项目抽查审计等，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由区农业农村局和所在乡镇共同督促落实整改到位。2012—2016年来五年完成农村财务审计506项，审计总额495 651万元，查处违规违纪金额211.11万元，落实退赔金额180.55万元;审计工程项目441项，核减工程送审造价2 050万元。

2）数字化监管。2011年以来，A县推广使用了金安易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区、镇（街道）、村三级数据联网共享。并在所有行政村便民服务大厅配备了财务信息公开触摸屏，村民可以自行查看每个季度财务公开情况。

3）不定期检查。由县纪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局、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全年不定期开展财务抽查检查，结合检查发现的问题，向所在乡镇通报，下发整改通知书，督促整改。同时，对多次通报未按时整合的乡镇，由区纪委对所在乡镇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4）加强业务培训。完善区、乡镇、村三级农经干部队伍建设，每年组织开展乡镇农经干部、村账乡镇代理中心会计、村干部、村报账员等进行“三资”管理培训，不断提升农经干部队伍业务能力和素质。

3  问题导向下的A县农村“三资”管理

无论是在建立管理机制方面，还是在日常监督管理方面，A县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和制度體系。但在调研中也发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A县无论是在管理主体责任落实、监管方式方面，还是在制度完善方面，都需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1）在代理权行使方面，代理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同时，在现有的运行机制下，村一级末端出现问题需要上级处置，缺乏有效的自我纠正能力。由于村集体“三资”的集体所有性，势必需要委托具有合法代理身份的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员，尤其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即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进行管理。村干部个人思想认识、综合素质等存在差异，仍然会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尤其是部分村主要干部履职意识不强，有的把集体利益作为交换对象谋取私利。比如，通过在网络搜索引擎找到了临安市纪委在2016年发布的一则关于违法违纪行为的通报。其中，天目山镇西游村村委会主任邹建华，对杭州绿园农业观光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负直接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锦城街道余村居委会主任潘喜华、党支部委员董行刚，在参与余村区块征用土地过程中，未能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并收受他人所送的财物，两人被立案审查[8]。在问题纠偏过程中可以发现，只有上级部门出手，问题才能得到处置，而在村一级末端，这种自我纠正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小问题较容易发展成为大问题。

2）运行过程并未形成完整体系，规定执行不严。制度需要层层配合，形成完善执行监督闭环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前，在政绩优先、工作能力为主的政策导向下，制度执行存在打折扣、难以形成闭环管理等问题，部分村村两委干部因个人能力较强，导致集体项目个人一言堂，缺乏民主协商，村民代表会议核心作用发挥不明显，甚至在决策程序上秩序颠倒。比如，在A县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集体工程项目实施完成后再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缺乏民主决策;部分村对招投标、零招待等规定认识不到位，还存在变相执行的问题。经查阅A县在2017年审计的108个行政村，其中存在问题的村有17个。具体如某镇某村2014、2015、2016年分别向村民借款38万元、100万元、94万元，无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无借款合同、无还款期限。某镇某村2014—2015年共投入工程项目39项，其中单项工程投资累计超过10万元的有15项，超过50万元的有1项，这些工程建设大部分都由村委与施工方签订施工承包协议（合同）进行施工，未执行招投标程序。

3）要素概念被专业化，增加参与式监督难度。政府在村集体“三资”管理过程中引入了财务管理的专业手段和方式，在便于分类管理的同时，也导致农村资产、财务相关内容被专业化。村集体股份化、村级财务报表上术语比较专业，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才能准确理解。尤其是做账过程如何归类，普通群众难以理解。财务虽然定期上墙公开，村民仍然难以实现真正的实质性监督。比如，A县村干部发放的车辆补贴、通讯费补贴、其他补贴等费用，在未有相关核算票据的情况下未计入干部薪酬科目进行核算，而是在通讯费、差旅费等费用科目进行核算报账。

4）少数代替多数，全过程监督难。村级组织运作过程中，村集体一般事务由村两委班子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项目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这仍然是一种少数代替多数的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但也导致大多数村民对村集体重大事项决策仍然缺乏有效的前期参与平台。大部分村民对村集体资产监督一般都为事后监督，导致普通村民无法对使用、处置进行有效监督，也导致村民陷入对村干部的“塔西佗陷阱”。部分村民选择去更上一级进行信访举报。比如A县某镇在2012—2016年期间累计有6个村发生村民举报村干部财务资金问题，占行政村总数56%。

4  治理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A县近年来农村“三资”管理做法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县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县乡两级）、村庄精英或代表（村三套班子）完成对村集体“三资”管理。其采用的主要路径是县级负责制度管人、乡镇负责问题整改、村级负责制度执行的自上而下条线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仍然无法避免问题产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管理机制下，村级组织的自我发育不足，对问题的预付和纠偏能力也非常脆弱。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对今后的乡村治理工作也指明新的方向。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9]。不可否认，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推动发展的制度。乡村有效治理将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笔者结合农村“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公共治理新思路提出相应的对策。

4.1  从主体入手，还权于民

这是农村公共治理对參与主体拥有平等权利的要求。农村集体“三资”本身就属于每一名当地村民，在A县股份制改革后，就属于当地股东共同所有。因此每一名村民都可以平等参与到所在村集体组织管理中。管理本村的集体事务本身就是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好本村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每一位村民的天职，对村庄所在的家庭来说村庄的善治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因此对村集体“三资”管理由县乡两级政府为主逐步向以本村村民为主过渡，将监管的权利最大程度交还给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同时，打破政府、村集体二元主导的权力格局，利用信息化、技术化手段构建村民参与村庄管理的多种议事和决策平台，村民精英治理与村民充分自治并行推进。而政府角色转到台下幕后，负责设备、场地等村级组织基本设施保障等辅助性工作。以武义县大陈村为例，该村探索形成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做法是在政府监管之外，探索形成了村民自我监督新机制，这一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获得政府认可，在2010年纳入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固化。

4.2  从参与者入手，强化协同治理

这也是多元主义的基本要义。在村民及其代表为主体的治理决策机制下，积极吸纳并赋予与村集体有密切的其他组织或成员，以列席会议、建议咨询、工作督查等形式，参与村集体重大事务处置。赋予乡贤、大学生、退伍军人、驻村法律顾问等不在村的精英分子，具有同等权利参与“三资”管理监督。吸纳他们参与村庄管理中，实现村级组织分立制衡又互动合作，村庄精英们以自身特有的经营管理能力与社会资本网络积极地为村级公共财产治理出谋划策、精心运营，维护与发展村民的经济利益[3]。同时，发挥市场专业力量，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年公开招标一批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第三方审计公司，独立参与村级财务审计，开展专业的检查，确保问题及时得到发现。

4.3  从制度入手，提高执行力

这是制度保障治理秩序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行规则，进一步完成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治理机制，进一步厘清村党组、村民委员会、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责范围，建立从决策到实施再到结果的全过程参与式监督，不断丰富对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形式。比如，党员评议、村民代表评议、两委班子集体评议等。在村级组织有序运行的同时，政府部门切实履行好守门员职责，筑牢最后一道关口。对农村“三资”管理出现的突发事件和新问题等及时介入，依法进行处置，让制度管住人，确保村庄稳定。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制度，甚至规章、法律等，守好农村发展、稳定大局最后一道关。

4.4  从方法入手，提高透明度

这是增强适应性和弹性的基本要求。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便捷、高效的信息公开成为新的主动接受监督方式。传统单线联系方式被打破，政府和村级组织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节奏，在主动开展利用以智治为手段，率先使用先进的技术，尤其是专业的信息技术系统实现村级“三资”信息网上全过程公开，完成对村集体“三资”全过程监管，构建在村、不在村多种村庄建设主体参与“三资”监督管理的网络，促使村庄委托管理人（村干部）形成对村级财务依法依规管理的高度自觉性和主动性，推动乡村综合治理水平提升。比如依托村级财务监督管理系统，实现财务管理全程无纸化、无现金，每个环节自动留痕。

4.5  从保障入手，提高自我服务意识

这同时也是多元主体参与合法性保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培训，加强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等承担主要职能的村干部工资待遇保障，加强县级统筹，为他们依法履职提供较好的基础。加强党员、村民代表业务教育培训，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村庄事务管理中，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村庄治理氛围。

参考文献：

[1] 张富.农村基层公共管理：一个时空维度的分析[J].政治理论研究，2004（5）：14-16.

[2]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3] 陈玉华.国家整合、组织生长与农村公共财产治理机制创新——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解读[J].兰州学刊，2010（3）：99-101，118.

[4] 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3-26.

[5] 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1-17.

[6] 余军华，袁文艺.公共治理：概念与内涵[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52-55，115.

[7] 刘知林.农村财务治理机制及其变迁研究——兼以浙江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08（3）：113-117.

[8] 临安发布.临安市纪委通报4起党员干部违纪典型案[EB/OL].https：//www.sohu.com/a/72523889_349158.，2016-04-29.

[9]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019-11-05.

（责任编辑：丁志祥）

收稿日期：2021-07-09

作者简介：操文涛（1986—），男，浙江杭州人，在职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农村发展研究。E-mail：4295748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