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叙利亚危机十年间，该国新闻媒体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演变发展。发展前期，随着国家新闻管理体系的破碎，官方媒体受众流失，新兴媒体应运而生;发展中期，转型后的新兴媒体各傍其主，竞相争夺话语权;发展后期，随着冲突的缓解及叙政府军的节节胜利，伴随危机而起的新兴媒体日趋艰难，前路渺茫。后危机时代的叙利亚新闻业，是重构新秩序还是重回旧秩序，或将是该国重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关键词：叙利亚危机;新闻媒体;市民新闻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132-03

自2011年至今，由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引发，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及武力介入颠覆阿萨德政权导致极端组织坐大，俄罗斯出兵而形成的叙利亚危机已持续十年时间。自危机爆发之后，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与社会动荡，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舆论话语权之争也在叙利亚国土上打响并持续。这场危机直接促成了一批新的叙利亚新闻媒体的诞生。在经历了由“市民新闻”向传统新闻机构的回归后，新生的叙利亚媒体又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对此相关问题，国内学界尚缺少必要的研究，本文就危机十年中叙利亚新闻媒体的演变发展做一简要探究。

危机前的叙利亚新闻媒体基本上以国有媒体为主，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报》（Al-Thawra）、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广播、大马士革广播和叙利亚电视台等政府媒体，还有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叙利亚复兴党媒体《复兴报》（Al-Baath），这些媒体都由国家統一管理。相对于官方媒体，叙利亚的非国有新闻媒体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与政府关系较为紧密的新闻业巨头名下的半国有或私有新闻机构，包括由政府控制的“十月新闻出版基金会”（Teshreen Press and Publishing Foundation）旗下的《叙利亚时报》（Syrian Times）和《十月报》（Tishreen）等知名报纸。这些新闻机构虽为私有，但由于与政府关系紧密，通常也被认为是叙利亚的“半官方媒体”。另一类是私人媒体。叙利亚自2005年通过媒体法修正案后，私人广播电台也开始运作，这类新闻机构更多报道的是生活娱乐类内容，较少涉及政治内容[1]。

总体而言，在危机爆发前夕，叙利亚主流新闻媒体基本上等同于其官方媒体和整体上与官方媒体处于同一话语权阵营的半官方媒体。阿姆斯特丹大学阿拉伯媒体研究学者在2010年对叙利亚媒体的发展局势进行评估时，认为叙利亚新闻媒体未来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2]。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伴随着从北非到中东有关国家内外部矛盾引发、席卷而来的战乱与动荡（“阿拉伯之春”），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叙利亚的一切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剧变。

一、发展前期：既有新闻管理体系的破碎与市民新闻的兴起

随着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在叙利亚蔓延并逐渐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和冲突，叙利亚社会也陷入了持续动荡与混乱中。在此形势下，由于叙利亚原有的传统媒体被视为当局的“宣传性武器”[3]，且被认为“难以传达准确可靠的消息”，致使大量叙利亚人开始寻求别的新闻机构以获取更多真实信息[1]，这导致叙利亚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的受众开始大量流失。而在当时，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对这场危机也并没有太多精准详细的一手报道。

令国际媒体对叙利亚危机望而却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叙利亚政府对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总体上持排斥态度，常以各种方式（如拒签）拒绝他们合法进入叙境内开展实地报道，而非法入境进行报道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十分危险[3]。即便在合法状态下，由于交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叙境内的旅行非常不便，加之极端组织的出现带来的安全风险，使各国记者在叙利亚进行实地报道的困难和危险与日俱增。二是国际媒体对叙利亚危机的既有报道也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例如，国际媒体被指责在报道叙利亚危机时经常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暴力和冲突上，却全然忽略了危机的其他方面[4]。特别是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它们在报道叙利亚危机时，并没有按照职业准则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去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而是沦为引导公众舆论支持西方政府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工具[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的“市民记者”开始活跃起来，“市民新闻”随之兴起。

“市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s）顾名思义就是由平民充当的记者。“市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即由“市民记者”提供即时报道，由“普通个体为参与新闻制作而暂时充当记者角色，时常是危机、事故、惨剧或灾难发生时他们碰巧在场时的自发性行为”[6]。这个术语首次成为新闻学术界的重要概念可追溯到2004年。东南亚的海啸灾难发生后，数码设备首次被灾区居民大量用于向外界传播灾后实景[6]。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由于官方媒体的受众大量流失以及国际媒体的不精准报道甚至缺席等问题，致使大批“市民记者”随即“闪现”。2012年，在战事刚刚爆发不久的叙利亚霍姆斯地区，由于整片冲突区域完全处于无记者的状态，身处冲突一线的当地市民就开始了新闻报道的“工作”[7]。叙利亚“市民记者”的涌现和“市民新闻”的兴起，被看作是一种“弹出式新闻生态（pop-up news ecology）”[8]，这一情势瞬间打破了叙利亚原有的新闻业结构，既有的新闻管理体系也随之破碎。一时间，借助大大小小的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众多的“市民记者”向广大受众提供了新的信息渠道和大量即时新闻。

同时，面对“实地采集报道新闻要面临严酷限制”的窘境，各大国际主流媒体都把这些叙利亚“市民记者”提供的“市民新闻”当作珍贵的信息源[9]，竞相使用这些“市民记者”提供的一线信息和图像资料。半岛电视台（Al-Jazeera）、阿拉伯电视台（Al-Arabia）等中东知名媒体更是迅速雇佣这些活跃的“市民记者”作为该机构在冲突前沿的“通讯记者”[1]。这些国际主流媒体直接雇用当地“市民记者”显然是战时状态下既高效又合算的一种权宜之计。

二、发展中期：“市民新闻”的转型发展与群媒对话语权的争夺

“市民记者”在对叙利亚危机的报道中发挥重要的过渡作用，特别是在危机初期的一两年间，由“市民记者”产出的大量一手信息构成的“市民新闻”填补了有关叙利亚危机报道的真空。直到现在，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新闻信息的个体依然在叙利亚已经降温的冲突和危机报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市民新闻”实际上并未成为长期报道叙利亚危机进展的主要媒体。由于在可信度与专业性方面的显著局限以及迫于冲突各方势力的壓力（各方都试图将“市民新闻”收纳于自己旗下使其成为自己的宣传工具），“市民新闻”的这种天然局限和现实困境似乎预测了叙利亚“市民新闻”发展的未来方向：要么并入该国已有的新闻业体系而成为“传统新闻”，要么以反对派喉舌的形式继续生存[8]。同时，在危机期间，伴随着冲突的不断扩大和升级，互联网在叙利亚的普及度有所下降，社交媒体的辐射面受到压缩。

叙利亚人逐渐发现，相比于由“市民记者”组成的松散网络，拥有有组织的新闻机构更有必要。调查显示，自2012年年中后，叙利亚“市民新闻”开始呈现出转型发展趋势，即由松散无序的“市民新闻”向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形式和新闻机构回归[4]。

冲突各方势力的激烈角逐与“市民新闻”的转型导致各类新闻机构并起，一时间，包括各类报刊、广播甚至电视新闻等多种传统形式的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新闻机构遍布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各地。其中，有反对派掌控的阿勒颇新闻网（Halab News Network）、东方（Orient）、沙姆新闻网（Sham News Network）等反政府媒体机构，以及以《故乡的葡萄》（Enab Baladi）为代表的“独立媒体”[10]，还有库尔德媒体Buyer（也被认为是独立媒体）等，甚至连极端组织ISIL也一度拥有“深度新闻社”（Amaq News Agency）和在线杂志Rumiyah与Konstantiniyye等舆论发声机构，尽管它们均被视作其纯粹的宣传工具[11]。

在危机爆发后陆续涌现的众多印刷媒体中，最活跃的要数作为“独立媒体”的报纸《故乡的葡萄》，其网页版“通过记者团队实地报道叙利亚”，凭借其可观的阅读量与早已运作十多年的官方各大新闻网站分庭抗礼[12]。而SMART新闻社（SMART news agency）训练有素的记者曾采用VR技术史无前例地向外界报道了战区前沿的最新动态与变化[13]。

尽管这些在危机中催生出来的媒体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最显著的就是其反政府的政治立场。正如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所言：“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是最适合做宣传工作的。”[14]在冲突与战乱中诞生的众多叙利亚新闻媒体，尽管都自称秉持专业性和独立性，声明不为任何政治或军事力量服务，但实际上，这些媒体几乎清一色地站在叙利亚反对派的立场上，其舆论话语与反对派的政治议程保持一致[11]。至于库尔德武装与极端组织的媒体，其金主同样也与政府方面有着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因而即便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各路反对派之间矛盾重重，这些力量掌控下的媒体自然也更倾向于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新生媒体中的“独立媒体”则充满争议性，譬如《故乡的葡萄》在学术界曾被评估为独立媒体[10]，而在新闻界有时又被看作是反对派媒体[15]。所谓的库尔德“独立媒体”本身就是叙利亚东北部库区反政府活动的产物，在危机一开始便和其他作为其同一产物的新生媒体站在同一个阵线上，虽然它们更关注与土耳其和极端组织的战事，但也关注与政府军的内战，即便它们不是直接反政府的，但也支持危机爆发时叙利亚各地的叛乱活动[16]。这些媒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泛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却宣扬西方式民主的政治诉求，这必然与叙利亚政府的立场形成矛盾和冲突。

这些新生媒体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时常受国外特别是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对于叙利亚冲突中的各方反政府势力来说，掌握新闻媒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论是通过这些媒体动员国内外的受众以获取支持[17]，还是对各国政府开展“叛军外交”[18]，都离不开这些新生媒体。同时，在这些新生媒体转型为有组织的新闻机构后，其发展一直受到运营资金和专业度的困扰。除了依托冲突中的各政治、军事力量而获得生存机会外，来自包括西方国家、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外国（主要是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也是这些新闻机构赖以生存的重要资金源，而这些国外金主在几乎整个危机期间都对叙利亚政府持反对立场。伴随着危机和冲突的升级，叙利亚成为各方势力控制舆论、争夺话语权的软实力角逐场。

事实上，西方对中东地区新闻媒体的发展施加影响并不是新鲜事。不论是从埃及《金字塔报》的诞生还是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崛起看，西方因素的影响与阿拉伯世界新闻业的发展时常如影随形。不过这种影响也绝非总是自然产生或偶然发生，西方政治议程下的媒体发展援助项目由来已久。对于西方而言，这项投入具有重大意义：意图通过利用新闻媒体等手段对中东国家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造”，建立“信息与传播的新秩序”并提高该地区国家民众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进而借此笼络该地区新诞生的国家，或者“颠覆不友好的政权”[19]。在叙利亚危机中，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以援助新成立的媒体机构，推动改革原有的媒体机构，扩大社交媒体的辐射范围[19]，夺取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最大限度地为西方政治议程提供舆论支持。

尽管叙利亚危机中涌现的新闻媒体似乎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景象，但并非每一家都像《故乡的葡萄》那样有广泛的影响力。一些较小的新闻机构由于人力与资金缺乏等原因，致使其在激烈的话语争夺战中处于劣势，其所发布的新闻往往是二手旧闻，基本上以转载国外知名媒体（如路透社、半岛电视台等）的内容较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新生媒体在竞争与冲突中的生存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三、发展后期：重构新秩序还是回归旧秩序？

尽管在危机中诞生的叙利亚新兴媒体不同程度地得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然而资金拮据和专业度不高始终是困扰这些新生媒体的两大难题，毕竟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不可能辐射到每一个新闻机构。近年来，随着叙政府在国内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并大量收复失地，同时在外交上又缓和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20]，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逐渐进入尾声，世界对叙利亚的关注点也从冲突本身逐渐转向战后重建的规划。

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叙利亚新闻媒体的演变发展历程可谓曲折多变。在其发展初期，即在2011年至2012年的一到两年内，叙政府统一管理的官方和半官方新闻媒体体系在“阿拉伯之春”掀起的内外危机中迅速破碎，随之而来的“市民新闻”快速填补了空缺。在发展中期，即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市民新闻”向传统新闻的演化转变，危机中的叙利亚新闻界开始出现“群媒并起”并竞相争夺话语权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最近两年来叙政府以压倒性优势重新掌控战局之际，而危机中叙利亚新闻媒体的发展也进入了其发展的后期。随着叙国内冲突的缓和及战事的减少，与危机相伴而起的叙利亚新生媒体的发展也进入了前途未卜的陌路时期，其发展态势似乎开始呈现一种衰落的迹象。

战事终将平息，烽烟也会散去。百废待兴的叙利亚，其后危机时期的新闻业将重构新的秩序还是回归原有的秩序，目前尚不得而知。若是回归到原有秩序，则伴随着政府军收复失地，官方机构将会重新取得对新闻媒体的绝对掌控权，那些存在了近十年的新生媒体和“独立新闻机构”或将被大范围取缔。若是重建新的秩序，则很可能将此作为战后重建的一部分，通过叙各方力量间的政治协商对新闻业进行重组，这样将有可能使这些媒体通过做出一定程度的变革而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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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恒瑞（1995—），男，回族，甘肃兰州人，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与西亚北非。

（责任编辑：王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