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浮现》作为阿特伍德早期代表作，对其研究多从主题分析入手，极少从结构主义视角进行解读。运用托多洛夫叙事理论，可见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在围绕“追寻”这一谓语动词展开，五位主人公、三条线索、三种“追寻”模式，在时间上有因果连续关系，在逻辑上存在“转化”关系，共同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作家运用结构主义叙事手法展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构建出一个现代性压力下异化的现实世界，创造性地融“追寻—得到”传统模式与“追而不得”现代模式于一体。通过两种模式的比照映衬，构建了小说的框架和主旨，即人应该如何存在。

关键词：《浮现》;追寻模式;异化;自然生态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129-0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加拿大作家，人们对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丰。从主题和内容来看，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性政治、国家和民族身份意识、叙事艺术、文学传统和互文性、生态思想、社会形态批判这几大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集中在主题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后殖民主义等视角[1]。《浮现》作为阿特伍德的早期代表作，学者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两大领域，研究方法多从主题分析入手，极少从结构主义角度进行解读。本文使用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证明阿特伍德采用了“追寻”模式作为《浮现》的主要叙事框架，并分析此叙事理论如何体现小说的核心主旨，即人的异化以及针对该问题开出的解药——人与自然生态达成和解。

一、“追寻”模式构建的叙事框架

托多洛夫认为，叙事作品是一个陈述句的扩大，小说的基本结构与陈述句的句法可以类比，对作品的分析要在语法上进行。陈述句中的谓语动词可归纳出若干基本类型，同理，各类小说中也有常见的谓语，如爱情小说常用“追求”“接受”，侦探小说常用“犯罪”“侦破”等[2]，小说中的谓语动词可以随情节演化而“连接”或“转化”。在标准语句即主语+谓语+宾语的格式中，小说中的人物相当于主语，他们的行动相当于谓语，他们行动的对象、结果相当于宾语。综观《浮现》，所有人物行动都可归结为“追寻”二字，因此“追寻”是本小说的主要谓语动词，追寻结果可细分为：（1）X追寻，找到，又失去Y;（2）X追寻，但未找到Y;（3）X追寻并找到Y。（X=追寻中的人物;Y=期望得到的人、物或状态）。《浮现》中的“追寻”语法，可分为三条主线、三种追寻模式。

第一条主线是寻爱之旅。小说围绕两对情侣展开——乔和我、大卫和安娜。乔是主人公“我”的男友，因追寻爱，跟我回老家，提出结婚，被拒绝，后返回找“我”，未果，追寻模式为“追寻—失去”。安娜是大卫的妻子，因追寻爱，跟随伴侣出行。从结局看，安娜似乎并无明显“失去”，但从旅途种种经历却可看出，两人并无爱情，可归为“追寻—未得”模式。同时，小说通过回忆方式，讲述了“我”早前的恋爱经历。“我”爱上美术老师，未婚先孕，老师安排“我”堕胎，后分手。“我”追寻爱情、失去爱情的经历属“追寻—失去”模式。整部小说看似寻爱之旅，不如说是无爱之旅。

第二条主线是追寻自然之旅。大卫跟着“我”去家乡感受自然，放松心情。他花光存款，买胶片，租摄像机，准备沿途进行自由拍摄，回去剪辑成《随意样片》。最后，拍完的胶片被我一股脑倒进河里，大卫的导演梦就此完结。大卫经历了“追寻—失去”模式。我父亲则从一开始就亲近自然，最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亡，属“追寻—得到”模式。

第三条主线是“我”的寻父之旅。小说起源于“我”收到父亲邻居的信，告知父亲失踪，便携爱人和友人回出生地寻父。“我”根据父亲的画、信和地图上的标识，潜入白桦湖寻父未果，几天后钓鱼的美国人从湖里勾上了父亲尸体，“我”找到父亲的同时也理解了他的行为动机和精神诉求。与寻父之旅并行的线索，是“我”从远离自然，过度到适应自然、亲近自然，并借助自然力量，重新认识自我、灵魂升华的过程。因此，寻父之旅遵循“追寻—得到”模式。

利用托多洛夫叙事理论，可见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围绕“追寻”这一谓语动词展开，五位主人公、三条线索、三种“追寻”模式，在时间上有因果连续关系，在逻辑上存在“转化”关系，共同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

二、“追寻”模式构建的异化世界

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文学领军人物，其作品关注对象不仅限于女性，还拓宽到对所有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上。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实现了对传统的颠覆和创新，巧妙地运用结构主义叙事手法展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构建出一个现代性压力下异化的现实世界。

在传统的“追求—得到”模式中，主人公最终会得到寻求的东西（即使他已经死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他的努力改变。托多洛夫认为：“传统的寻求过程在某些方面是拯救性的。”[3]而《浮现》却背离传统语法，运用“追寻—失去”模式，反映现代社会与传统的背离，揭示现代社会存在的普遍异化现象。异化是指在异已力量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精神自由和个性。异化阻碍了人的自我追求，使人变成非人，人格趋于分裂;使人难以沟通、无法交流，压抑而孤独，进而丧失爱的能力。如果说传统模式反映了救赎的世界观，新模式则体现了无望无爱的世界观。

《浮现》通过模式创新，诘问人类是怎么从“追寻—得到”的英雄模式沦为“追而不得”境地的。两对情侣的寻爱之旅以失败告终，本质在于人的全面异化。“我”和乔平时说话少得可怜，语气毫无感情色彩。“我”把自己包裹在谎言里，分不清真实和虚假，明明没结婚没孩子，却自以为有前夫和孩子。“我”的所有人际关系都非常脆弱，安娜是“我”最要好的女性朋友，“我”认识她却只有两个月。安娜和大卫的关系不仅缺乏了解和沟通，也缺乏信任和忠诚。大卫直言不讳，“我们很少交谈，除非有别人在场。”[4]171不多的言语交流充斥着恶意贬损。安娜称大卫是“认识的人當中最为卑鄙的小人”[4]120，大卫则说“跟我结婚的是个傻瓜”[4]171。两人的关系满是欺骗、伤害和报复。安娜每天早晨都在大卫醒来前溜下床化妆，晚上熄灯后才爬上床，因为大卫不喜欢她不化妆的脸，她化过妆的脸成了她真正的脸，而她的灵魂被锁在金色的化妆盒里。大卫频频出轨，事后还告诉安娜，美其名曰是诚实。两人以互相出轨报复对方的不忠，婚姻是永无休止的斗争。大卫喜欢让安娜哭泣，并且忍受不了安娜爱他。在畸形的情感世界里，安娜丧失自我;“我”和大卫趋于人格分裂;乔所爱非爱。人成了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爱情成了操纵人的砝码，道德的败坏是人对自身实行的惩罚。

异化还表现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四人都忘记或贬低自己的出处，这是人失去自身价值的开始，进而人的存在、尊严和意义统统不见了。从家庭关系看，“我”母亲去世，父亲消失;“我”不知道父亲的工作，回忆不起父母的样子;“乔从不提他的父母，安娜说她的双亲太不重要了，而大卫把他的父母称作猪。”[4]15从社会关系看，四人毫无存在感，或被动接受社会安排，或完全不被社会认可。“我”想做艺术家，却听从老师的意见，做了插图画家;在男友安排下接受堕胎，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重要时刻被剥夺了决定权;“我”听从出版商的意见，模仿一切出版商感兴趣的东西;小说从头至尾抹去了“我”的名字，抹杀自我的主人公自然不需要姓名。大卫尝试过各种工作，没一个做得长久，最后一次做导演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乔作为制陶师，制作陶器的唯一出路是杂乱不堪的地下室。安娜的工作只字未提。四人全都丧失自我，在社会压力面前无所适从。

人的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最后演变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认为，异化是人类为不断控制和掌握自然而付出的代价[5]。小说中可见，人类正一步步离开自然之家，在摧残自然的同时走向自身的堕落。安娜只追求物质享受，物质成了精神的主宰，对自然的亲近被对物质的崇拜取代。当大家决定多呆一周时，她因没带够化妆品和香烟，充满恐惧和绝望。决定返城时，她说“回到城里，我可真高兴，又能购物了”[4]206。大卫和乔貌似亲近自然，但他们摄像机拍摄的却全是对自然的残害，从剥了皮的驼鹿，到砍下的大树，从被自己杀死的鱼，到被别人杀戮的苍鹭，他们都兴高采烈地进行拍摄。自然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只在于作为“物”或工具的使用价值。“我”感叹“我们对动物所做的一切也可以使用与我们自身”[4]144。果然，大卫已不满足与拍摄自然景物，竟命安娜脱光衣服供他拍摄。大卫不仅从对自然的蹂躏中获得快感，还将折磨对象对准自己的同类。阿特伍德向读者展示了现代文明与淳朴自然冲突之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如何发展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而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又反过来強化了人对人的征服和控制。

在传统模式中，即使英雄在追寻过程中死去，世界会因他改变，某种重要的东西会最终获得，因而具有救赎性质。作者刻意背离传统，在“追而不得”语法中，无人从追寻过程中获得新的启示，或改变自身。从开始到结束，人物始终带着缺失。乔和“我”以恋人开始，以分手结束;安娜和大卫靠相互欺骗、报复和伤害达成不稳定平衡;我的初恋以失败告终;大卫的导演梦破灭。人物有追寻却无获得，有的只是缺失和迷茫。作者巧妙地借助颠覆式叙事模式，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任何追寻都无法实现，救赎是不可能的。

三、“追寻”模式构建的救赎之路

《浮现》通过“追而不得”模式，展现了现代畸形社会的畸形人，反映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社会及自然异化关系的控诉及在此状态下追求自我面临的困境。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征服自然取乐;现实世界里，人类用破坏自然同样的方式互相残害，在精神上相互折磨，彼此猜忌，人类世界像贫瘠、肮脏、丑恶的荒原。阿特伍德曾言：“是人对大自然更具破坏性，而不是大自然对人更有危险性。而且，就人而言，破坏大自然就是自我毁灭。”[5]相反，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回失落的人性，消解自身的异化，修复爱的能力，实现自我救赎，完成精神重建。为此，作者安排了两段“追寻—得到”模式，与“追而不得”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并试图通过这两段传统模式为人类困境提供解药，指明只有回归传统，归于自然，人才能找回本真，拯救现实世界。

父亲是第一位遵循传统模式得到救赎的人物。为保护家人免受外界侵袭，父亲把家选在离最近村庄十英里外的孤岛上，过着早期开拓者的生活，“避开工业革命的腐败人群。”[4]42父亲敏锐地察觉到，人缺乏理性，动物反而是始终如一的。“我”最后悟出，父亲“意识到自己是个闯入者：他盖房屋，建栅栏，燃炊火，辟路径，这一切都是在亵渎神灵……他想让这一切都结束，让界限消失，让树林回到被他砍掉前的样子，他想做出补偿”[4]234。父亲追寻自然而居，最后选择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亡，为让自然恢复原态，甚至尝试抹去自己的痕迹，可以说死得其所。父亲是小说中与自然最亲近的人，也是精神最健全的人。通过父亲的追寻，小说传达了人类应该和自然及动物性保持一致，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动物性，才能更好地发展理性。人一旦无视人作为自然客体之一的属性，就会狂妄和物欲膨胀，最终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导下渐行渐远，偏离人性，带来不可预见的灾难。健全的自然等于健全的人，追寻健全的自我就要追寻自然法则而生。

“我”是另一位通过传统模式获得重生的人物，是小说中唯一因追寻获得启示，改变自我，恢复平衡的人。“我”被塑造成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在达成目标前历经千难万险，每次历险都是一次情节转化，推动我从不平衡回归平衡。从城市进入荒原，突破不适，适应自然;从与乔的情感纠葛中走出来，承认自己的真实情感;看穿大卫和安娜和谐外表下的虚假和平;揭开用谎言包裹过去，看清背后真相;与外来捕猎者对抗;从带大卫去捕猎的同谋，变为毁掉录像带，切断与大自然为敌者的联系。每次历险都是一次蜕变，直至重生。“我”追寻父亲的过程也是“我”走近自然，回归自我的过程。潜入湖底的时刻有高度象征意义，它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再造，象征“我”接受自然洗礼，找回自己的灵魂。回归自然的“我”从身体到精神都经历了蜕变，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获得了繁殖的力量。繁殖象征着新生和希望，与异化世界的贫瘠和无望相对。作者借此揭示了“浮现”的双重含义，既指“我”的身体从水下浮出，也指“我”精神上的复苏。

作者通过“追寻—获得”语法，塑造出父亲和“我”这一传统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意在强调人类自我救赎之路。阿特伍德刻意利用“追而不得”模式，与“追寻—得到”模式进行鲜明比照，揭示现代性压力下异化的人无一例外陷入“追而不得”的死循环;同时，通过“追寻—得到”模式，指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即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到失落的人性，实现自我救赎，完成精神重建。

四、结语

《浮现》展现了阿特伍德高超的驾驭结构能力，小说融“追寻—得到”传统模式与“追而不得”现代模式于一体，并通过两种模式的比照映衬，构建了小说的框架和主旨，即人应该如何存在。作者借此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各方面的关怀：自我的内在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其作品促使人们认识到现在所处的异化生存状态，对无视并残害环境的势力提出抗议，并传达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即“某个人既非杀人者也非受害者，可以与世界达成某种和谐，一种建设性的或者创造性的和谐，而非破坏性的关系”。在阿特伍德看来，异化的社会，不仅会毁灭自然，还会毁灭人类自身。相反，恢复对自然的敬畏，相信其神性的存在，是拯救自身不可或缺的力量。只有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才能消解生态危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丁林棚.自我、社会与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2] TSVETAN TODOROV.The Poetics Of Prose[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42-52.

[3] 张中载，赵国新.文本·文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84.

[4]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M].蒋立珠，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THEODOR ADORNO.Aesthetic Theor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162.

作者简介：汪洁婷（1983—），女，汉族，上海人，上海健康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