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日记》看武汉会战

2021-12-09宋伟志

西部学刊 2021年21期

摘要：《蒋介石日记》相对如实地记载了蒋介石本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事件的看法、分析及反思，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史料。武汉会战中，蒋介石在其日记里记载了对武汉战略地位的认识，分析了武汉会战的军事部署，总结了武汉会战的教训。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期间的认识和总结基本上是合理的、正确的，他的认识总结对武汉会战能够坚持四个月之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从日记中也能看出蒋介石犹豫的性格缺陷和对独立抗战信心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武汉会战;蒋介石;《蒋介石日记》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084-03

武汉会战始于1938年6月11日，止于1938年10月27日，中日双方主要在皖、豫、赣、鄂四省展开战斗，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会战。蒋介石是武汉会战的核心决策者和实际领导人，从5月上旬到10月下旬，他在《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记录关于武汉会战的大小事要共177天，几乎每天都会用日记进行记录。

学术界关于蒋介石与武汉会战的研究颇丰。敖文蔚强调了会战中国际援助和难民问题[1]，朱峰分析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积极性[2]，苏圣雄详细考察了会战中蒋介石的心态变化[3]。总体而言，前人或笼统概述，或仅注重某一个方面，未从蒋介石的视野对武汉会战的整体进行把握。在史料运用方面，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手稿本《日记》公布，前人很少细耕手稿本《日记》，对于手稿原件的运用不够，相当一部分论文并没有以《日记》作为直接史料。本文尝试以《日记》为主要线索，辅以其他史料著作，力求宏观地展示蒋介石眼中的武汉会战。

一、武汉战略地位：以空间换时间

南京沦陷之后，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迁都重庆，但由于武汉的重要战略地位，实质上以武汉为战时首都。日方也注意到了武汉的重要地位，认为只要占领汉口和广东，便能够支配中国，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4]。从《日记》来看，蒋介石对武汉战略地位的认识随着武汉会战进程的推动而不断发生改变。

（一）退守打算到保存实力

武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蒋介石在会战开始之前，就没有打算死守武汉与日军决战，仅仅是想通过摊薄日军的兵力从而对其进行消耗[5]。因此在会战之前，蒋介石就有如若武汉不能守便退守西南的打算了，“根据地应粤、川并重，但以川为永久根据地。”[6]武汉会战正式爆发后，蒋介石关注并多次直接指导兵力的部署，他认为防守武汉的部队不应该“作无为之牺牲”，应当部署一支可随时调动的军队，或追击敌军残部，或掩护政府撤退，“作最后胜利之基础”[7]65。

（二）信心满满到萌生退意

9月上旬战事顺利，蒋介石对武汉会战的期望比较乐观。他提出“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己方军队在“整补就绪”后，“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另外他又指出：己方守军应该重新改变战法，以攻代守，尽可能通过军队配合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蒋介石对固守武汉与国际局势的关系进行了解释，提出固守武汉“非企图国际干涉”，强调己方的作用[7]79。但到了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战斗中落于下风时，蒋介石萌生了退意，他认为保守武汉应该“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7]86，不要将所有兵力投入武汉防守，认为武汉的得失不是首要问题，更重要的应该是保持国民政府的战力[7]87。

（三）不轻易放弃到考虑撤离

10月上旬，日军攻势加剧，张灵甫、张自忠等将领率部激战并取得一定战果，蒋介石决定不轻易放弃武汉。10月13日，蒋介石重新部署防线，变“南、北两岸并守”为“单守南岸”，加强兵力的集中，从而使军队能够坚持更长时间。同时“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加强对敌后之游击战[7]92。但10月中旬日军成功登陆广州大亚湾后连下数城，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战局进一步恶化。为了鼓舞军民信心，10月17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宣言，他提出西南西北大后方建设已有抗战基础，武汉会战达到了“消耗敌力，打击敌军”的效果，“迁移武汉工业”也基本结束，所以现在不必死守武汉，可以考虑撤离武汉[7]93。

（四）转移兵力到最终撤离

10月17日，蒋介石向第五战区下令，要求部分部隊尽可能拖延日军进程，从而为大部队的转移争取时间[8]。10月19日，蒋介石进一步规划撤离方案，开始考虑“广州被陷以后之处置”[7]94。10月22日，蒋介石根据武汉抗战形势，分析武汉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最终下定决心立即撤退，从而减少损失以保存有生力量[7]95。10月25日，蒋介石“电令武汉实施爆破”，同时发出“转移兵力之指示”[7]96，国民党军队最终放弃武汉，武汉会战落幕。

从《日记》的有关记载来看，武汉会战中蒋介石对于保守武汉的心态发生过多次转变，从会战之前的退守打算，到会战开始后的保存实力，从9月初的信心满满，到9月下旬的萌生退意，从10月上旬的不轻易放弃，到下旬的决心撤离武汉。对于蒋介石而言，他想要尽可能发挥武汉会战“以空间换时间”的作用，使之能够阻击日军更久的时间。当会战形势趋好时，蒋介石倾向于坚守武汉更长时间;当会战形势落入低谷时，他会强化防守措施以保证战况不继续恶化;当会战形势陷入险境时，他开始动摇并着手撤离计划，但该撤离决定并不是马上实施，而是等到形势不可挽回了，才最终决定放弃武汉。事实证明蒋介石确定的撤离计划和时间是恰当合理的。

二、军事部署：积极防御

（一）外线牵制，节节抵抗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队“处处设防，步步抵抗”[9]，“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阵地”[7]，呆板的阵地战使得国民党军队损伤惨重。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一改原来的错误，强调外线牵制，节节抵抗，重新拟定对敌战术：其一，外线牵制应重于内线作战。在准备阶段时将防线广布于武汉外围，主战场设置在皖、豫、苏、赣等省。蒋介石下令朱德在华北部署相应兵力从敌后方牵制日军，实践证明其牵制效果显著，其中，华北地区便牵制敌军约30万人[10]。其二，节节抵抗优于死守一地。武汉会战中蒋介石奉行“勿因一城一市之得失，而影响持久抗战之心理”原则[11]285，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节节布防，起到了延缓日军进攻的效果。

（二）利用地形，有效阻击

蒋介石在武汉会战中强调利用地形阻击日军。武汉会战开始前，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在回答外国通讯社记者时提出前方军队依托地形“利用天时地利实行山地战与湖沼战”，从而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12]。在武汉会战前哨战的声明中，他再次重复了地形战的重要性，指示接下来会避免平原野战和阵地战，着重山地战和湖沼地战[13]。国民党的地形战延缓了日军的进军速度，限制了日军的兵力输送和后勤补给，岗村宁次曾抱怨叹息“敌非敌，地形是敌”[14]。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发出了自信的感叹：“今日长江之敌已入于挂形与险形之地矣”“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7]77

（三）灵活对敌，攻其弱点

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期间要求前线军队灵活对敌，攻其弱点，避免死拼硬耗。他分析抗战初期的失败原因：国军常常“守一线且取守势”，而日本针对性地“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当国军阵地某一点被突破后，整个阵线即被动摇，随后便是溃败。为了消除此种弊端，蒋介石指出前线军队应该“注意其侧背包围与袭击其弱点与空隙”，寻找日军的阵线弱点和空隙，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以最大打击[7]101-102。

南京保卫战的惨败给蒋介石以深刻经验教训，武汉会战期间他改变原来的战略战术，根据敌我双方军队数量、战场规模、地形条件等因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战术，以最小损失根据现有的条件制敌是武汉会战国军在正面战场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也是武汉会战能够拖延敌军进程、坚持四个月之久的重要因素。

三、蒋介石对武汉会战的总结反思

（一）国民党将领

蒋介石通过其日记将前线将领在战场上的相关问题记录下来，他总结将领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将领无谋，军事素养不足;其二，将领缺乏协同配合精神，与友军联动不足;其三，将领有时不遵命令，调动困难。蒋介石在武汉会战中及战后组织各种训话和演讲，对这些问题加以总结并提出改进措施。1938年11月6日，蒋介石便在其日记中提及了武汉会战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澈（彻）底检讨过去之缺点，精密计划将来之改革”，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人事、制度、工作业务方法”，同时慎重规定“战略、政略、中央与地方职权。”[15]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中，蒋介石告诫国民党将领要改正“从前腐败懒惰废弛等一切毛病和缺点”，吸取“经验教训”“立即相互警戒”，对待经验和教训要“研究讨论，充分运用”“切实审查研究”，从而更好地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11]497。

（二）士兵素质

蒋介石总结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士兵存在三大问题。其一，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现代化军制未完全建成，军种构建不甚完善，技术人才缺乏。他在《日记》中指出国民党军队“工兵不足”“各兵种工事技术”较差[7]64，因此多次强调应“训练各部门技术”，培养“训练各种技术人才”，加强对炮兵的编练和配置[7]4-66。其二，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军队军风军纪混乱，“抢掠骚扰，甚至于奸淫”[16]561，“各地溃兵，抢劫续起”。基于此，他曾多次提及军纪问题，要求加强士兵教育，严整军风军纪[9]49-68。其三，蒋介石认为部队虽然对新兵进行过思想教育，但时间短，效果不明显，另外部队管理不善，以致于国民党军队士兵逃亡情况十分严重。为解决士兵的逃亡问题，他要求各部队官长善待士兵，安抚士兵情绪，加强思想教育，严查士兵逃亡[7]61-101。

（三）后勤管理

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期间相当重视军队的后勤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战地医院的建设和伤病兵的救助护理;其二，交通运输的建设;其三，加强对物资的管控。对于医院建设和伤病兵护理，蒋介石认为首先应该使领导层担负责任，师长以上的高层将领做到每天输巡伤病兵[7]75。其次加强对医院的整顿，防止官僚作风和贪污受贿[7]62。再次落实前线军队的防疫措施，给士兵注射病役预防针[7]70。对于交通运输的建设，蒋介石认为首先各部应爱惜运输工具汽车和马匹，“限制车马积载力”，从而延长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寿命[7]73。其次定期核查汽车数量和运输状况，及时补充运输工具，保持运输能力[7]86。对于物资管控，蒋介石认为武汉抗战期间输送机关人员浪费十分严重[7]99-100，应该大力整顿浪费现象，严查相关人员。对于已经损伤需要修理的汽车应该仔细掩盖起来，“勿任其日雨所损坏”[7]71。

四、结语

本文以《日记》为主要参考对象，辅以其他史料和著作，通过《日记》中的细节从多个方面对武汉会战展开分析，包括对武汉战略地位认识的变化、军事部署和对武汉会战的总结反思三个部分。武汉会战中蒋介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的所做所想大都记录在《日记》中。笔者认为，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期间的认识和总结基本上是合理的、正确的，他的认识总结对武汉会战具有相当之积极意义，是国民政府能够坚持四个月之久的重要因素。从《日记》记载的武汉会战，我们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局限之处：其一，朝令夕改暴露出蒋介石矛盾和犹豫的性格缺陷。其二，对将领、士兵、后勤等方面的事无巨细分散了蒋介石的精力。其三，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始终希冀国际的干涉，表明了他獨立自主抗倭败倭的信心不足，此种信心对国民政府抗战产生了消极影响。总概而言，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为国民政府之后的抗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敖文蔚.蒋介石与武汉抗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2] 朱峰.试析武汉抗战时期的蒋介石[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3] 苏圣雄.“转危为安”：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心态之考察[J].抗战史料研究，2012（1）.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90-94.

[5] 于丽，田子渝.陈诚与湖北抗战[J].抗日战争研究，2000（3）.

[6]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A].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52.

[7] 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8]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5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773.

[9] 蒋介石.对淞沪前方将士训话（1937年10月29日）[M]//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1080.

[10] 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J].近代史研究，1999（6）.

[11] 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M].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