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泰德·本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唯生产力论”，秉持“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历史观”，只重视生产改造型劳动而忽视生态调节型劳动的重要性，故而对生态问题缺乏关注。泰德·本顿所宣扬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推倒重来，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建构”，主要方法是将整个劳动过程分为生产改造型劳动和生态调节型劳动，推动生产活动与生态学二者结合，提出绿色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建构的正确与否暂且不提，单说这种学术思路创新还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泰德·本顿;历史唯物主义;绿色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051-03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空场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泰德·本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空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强调“唯生产力论”，秉持“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历史观”，只重视生产改造型劳动而忽视生态调节型劳动的重要性。

（一）强调“唯生产力论”

用泰德·本顿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注重生产理性，忽视环境理性”[1]。“唯生产力论”又可以称为“生产主义”“生产力主义”。日本学者岩佐茂曾说：“现在所指的生產力主义，也可以换个说法叫做‘生产第一主义。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环境破坏和公害的‘生产第一主义，才构成了生产力主义的实际状态。”[2]在泰德·本顿主编的文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七章，恩里克·莱夫说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环境问题、从环境的角度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这在今天也许是‘反范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偏向于增强了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全球秩序的国际共识，也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这种理论，尽管催生了对源于资本积累和经济理性的环境问题的成因的批判分析，但它没有将自然（或者生态过程）整合进入生产的一般条件和过程。”[3]泰德·本顿认为，马克思只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生态环境也是一个要素，任何生产活动都要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进行，生态环境的好坏有时能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二）秉持“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历史观”

普罗米修斯违背宙斯的意志，偷将天火带给了人类，人类从而逐渐走向文明时代，所以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普罗米修斯就代表着创造、技术与对神的反叛。“而在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中，普罗米修斯被转换成现代性的文化象征，代表极端的生产力主义和支配自然。”[4]按照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理解，从某一程度上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归结成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可以被定义为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多少，它是一种比例关系，并没有涉及进行生产活动的主体，从这一层语境上来说，生产力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从另一个维度上来说，生产力是一种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强大力量，它能够否定人类的现存状态，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奠定物质基础，从这一层语境上来说，技术是能够突破自然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泰德·本顿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来支配自然的主张，是无法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所以，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人类自身怎么解放，都会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侵害程度从而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

（三）只重视生产改造型劳动而忽视生态调节型劳动的重要性

这一观点从本质上来说与“唯生产力论”和“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历史观”一以贯之。泰德·本顿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只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征服和改造，所以它无限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和潜能——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生态环境与主体可以说是毫无瓜葛的，但生态环境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来说又是不可能完全被操控的。“马克思既无法充分地从理论上说明所有形式的经济活动对于自然给定的先天条件所存在的必然依赖性，也无法充分地从理论上说明这种依赖性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非常显著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形式。”[5]

二、绿色历史唯物主义

泰德·本顿所宣扬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推倒重来，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固然过分强调生产力发展的优先性，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也有关于当时欧洲社会生态环境恶化的描述，这就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问题的结合或者说链接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泰德·本顿就此还做了一些说明，他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专注于批判人和自然的异化现象，人类与自然条件、环境以及他们生命活动的对象之间的外在的工具性关系替代了自然是他们内在的、美学的、科学的和精神的实现源泉。在《资本论》中，也有描述当时不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的破坏以及当时城乡工人的窘迫状况。所以泰德·本顿依此认为马克思是肯定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这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泰德·本顿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建构的主要方法总结起来就是对劳动过程进行二分，即将整个劳动过程分为生产改造型劳动和生态调节型劳动，给生产理论中加进生态学的内容。

泰德·本顿首先通过对劳动过程这一概念的分析，发现了暗含其中的“意向性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基本要素有三：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劳动过程就是这几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劳动对象又可以称之为原材料，泰德·本顿将原材料分为A和B两种类型。原材料A是指构成劳动产品的主要实体，原材料B则是指参与了劳动产品的生产但却没有形成产品的实体，即辅助性的原材料。泰德·本顿认为土地和之前的劳动成果也同样应该被纳入劳动工具的范畴之中，因为土地是劳动过程得以发生的场所，道路、厂房等之前的劳动成果也会为劳动过程的发生提供便利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劳动过程概念主要强调的是原材料A，人类通过劳动让原材料A发生改变，成为劳动产品，原材料B在其中起着辅助作用。这就涉及许多业已明确的物质和人类的意向性活动。所以根据与人的意向性活动的关系，就能够区分出原材料A和原材料B，与人的意向性活动直接相关的原料即为A，反之，与人的意向性活动间接相关的原料即为B。泰德·本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概念的分析，捕捉到其中蕴含的意向性结构，他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过程中的人类的意向性结构，导致对人类改造能力的极度夸大，尤其是改造原材料A来赋予产品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隨后，泰德·本顿通过意向性结构将劳动形式划分为四个类型：初级占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这四个劳动类型所蕴含的不同的意向性结构。

初级占用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劳动形式，它主要发生在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时代，包括打猎、采集、采矿等行为。这种劳动形式是为了直接占用、使用自然给定的资源，而不是让它们发生形变。初级占用这一劳动形式对于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具有高度依赖性。在分析农业这一劳动形式时，泰德·本顿提出了一些预设条件，即农业生产过程是发生在已经整理并且准备完备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牲口和种子都已经体现了过去的劳动成果。在分析论证农业生产时，泰德·本顿的论点是从两个方面得出的：第一个方面是所有权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关系，农业劳动的生产过程可能由此而生;第二个方面是特殊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正在被使用抑或是有被使用的可能性，这一层面有助于说明农业技术“绿色革命”的生态后果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对“工业化”的分析。

在这些预设条件的基础上，泰德·本顿认为，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人类劳动的目标并不是给劳动对象带来一种有意识的变换，而是为了维持、调节牲口和种子得以顺利成长发育的环境条件。这一劳动过程不是没有转变的，但是这种转变的原因并不是人类劳动，而是土壤、气候、水源等自然给定的条件，它们很少受意向性活动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绝对不受影响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泰德·本顿举了一个例子：太阳能量辐射的发生率绝对不是可以操控的，农作物只能通过光合作用得以成长，当光照过少时，就只能通过人工手段去弥补。但人类一旦过分使用手段去干预这一过程，就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造成声名狼藉的温室效应。针对这一例子，有人用日益成熟的基因工程技术来反驳，基因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干预了部分动植物的生长。泰德·本顿也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这些反对意见的提出者总是在掩盖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干预农业生产的非意向性结果，即不可控的结果，譬如作物产量提高了但抗病能力下降了。

手工业的意向性结构是非常容易被发现的，泰德·本顿举了木匠活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它可以很轻易地被描述成一种具有工具性转变的意向性结构。与初级占用和农业相比，手工业对自然的依赖性明显变小了许多，更多是对原材料A的改造，这一改造必须要运用先前的劳动成果，即劳动工具。劳动者将自身的意志倾注于原材料A，让原材料A发生形变，这是一个十分明显而又典型的意向性结构。

工业大生产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生产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生产组织不断趋向集体化、生产规模达到历史上的最大，大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被社会广泛需要的商品，但这依旧没有改变劳动过程中的意向性结构，那就是通过改造劳动对象以满足人的需要。

综上所述，泰德·本顿认为在这四种劳动形式中，都是存在着意向性结构的。但前两者与后两者有着明显不同：初级占用和农业都会产生意向性结构无法预料的后果，具有不可操控性;手工业和工业则反之。泰德·本顿认为马克思混淆了这两种意向性结构，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劳动过程时忽略了生产活动的非意向性结果，从而失去了生态视域。在区分了两种意向性结构的基础上，他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改造型劳动和生态调节型劳动。

泰德·本顿认为因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考虑到自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生产实践才发生生态视域的缺位现象。与生产改造型劳动相比，生态调节型劳动更值得人们关注。因为生态调节型劳动不完全受人类的意向性结构影响，这些影响以外的后果更容易产生生态环境问题。

泰德·本顿认为，需要对自然背景进行重新思考，他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危机已经被生态危机取代了，这与加拿大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阿格尔的看法极为相似。生态危机较之于经济危机更为严重和普遍，直接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所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然背景进行重新思考。泰德·本顿认为自然背景也应该算作一种生产力，因为生态调节型劳动如若脱离自然背景则根本无法进行，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除此之外，推动生产活动与生态学二者的结合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重点。生态学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旁观的态度，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生产活动时注意运用生态学的内容，将二者融会贯通，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生产理性。在这种全新的生产理性的作用下，新的环境观的树立也是水到渠成。生态环境应该被看作一种生产力而不仅仅是生产条件。

三、结语

泰德·本顿创造性地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入手去分析生态环境问题，对生产改造型劳动和生态调节型劳动的区分可谓是新意十足。虽说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难堪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大任，然而他们更多是从消费或技术或经济发展层面来探讨这些问题，竟无一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这一研究思路的正确与否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暂且不提，只说这种学术上的思路创新还是值得肯定的。泰德·本顿的绿色历史唯物主义带给我们两点启示。

其一是正视自然的地位，自然不应该是人类无节制索取的对象。自人类掌握了制造生产工具的方法，便开始尝到了向自然索取的甜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一路高歌猛进，人们开采矿山、冶炼钢铁、制造机械、生产汽车、改变地形地貌，仿佛变得无所不能，对自然资源的贪得无厌仿佛让人类不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但人类社会所谓繁荣的背后，是土壤酸化、植被退化、大气污染、生物种类急剧减少的现实。生态危机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逐渐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如若对自然环境不加以保护，人类文明终究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其二是正视人类的地位，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自然对于人类具有优先性，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如前文所述，人类开采矿山、冶炼钢铁、制造机械、生产汽车等一切发展成就都是在自然生态中完成的。人类应该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自己放到自然的对立面上去。自然从来不是人类奴役的对象。人类只有正视自然，对自然同等待之，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才能让解决生态问题的想法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TED BENTON.The Greening of Marxism[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6：137.

[2]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6.

[3] 泰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9.

[4] 倪瑞华.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9.

[5] 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J].New Left Review，1990（178）.

作者简介：孙岳（1997—），男，汉族，辽宁大连人，单位为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