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始于对差异的承认还是对一致的要求

2021-12-09李菁

西部学刊 2021年21期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问题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不仅涉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涉及世界的前景展望。关于现代性的起始是对差异的肯定还是对一致的要求问题上，一方面，既不能认同元叙事话语下抹除差异而采用一元直线进步模式，达到最终的“理性共识”的观点，也不能否定对共识的追求和以整体性探寻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角度。要肯定差异并从差异中突破资本的粉饰而揭露社会问题的本质，这也是马克思构建现代性理论所给予的方法论意义。当今我国的语境需要的不是“片面”的现代性，而是完全把握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关系，并具有辩证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完整”的现代性，这样才能够将“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本身，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理性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元叙事;差异性;一致性

中圖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042-03

“现代性”无疑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之一。现代性理论在当代的地位凸显，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系统反思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追求某种单一的“现代模式”，忽视了这种对总体主义、普遍主义价值秩序的追求如何与社会差异和多样性的关系相协调的问题。今天谈论现代性矛盾困境的出路问题，无论是“会不会终结”还是“能不能超越”，都需要站在现代性发展的前端，基于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目的本身，以多重视角进行全面性解读。

一、现代性与元叙事

所谓“现代性”，是指十六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社会的总体状况和基本性质，也就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由于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导致不同时期对现代性的态度和论述产生了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言语。我们把握现代性的深层内涵不应只局限于经济结构、社会制度、文化发展等外显层次，而是审视一种能够把握一定历史时期或社会群体的内在本质，即论证价值或建构价值秩序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在现代性发展初期，这种特定的价值论证方式，就是以普遍主义和主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元叙事话语。元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即使是在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解构与重构现代性主义观点中，也同经典理性主义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即把某种类型的“理性”当作现代性的基本逻辑。过往的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阶梯式的、通过理性法则逐渐摆脱束缚、实现自我价值和最终解放的过程。因此，这种元叙事必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代表一种以理性为原则的对总体性和普遍性的诉求。启蒙的元叙事话语设计了一个遵循人类理性的直线进步逻辑。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沿着理性演化的道路为主而延伸展开，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日益合理化的过程。这里的理性已不再是个人的理性能力，而是指某种包含和统摄个体理性的全人类层次上的普遍精神原则。由这种普遍理性所引导的，必然是一个超越个人愿望、社会差异和历史偶然而统率整个历史的过程。

第二，它是衡量和规范价值与合法性的尺度标准。在元叙事现代状态下，由于理性对人生活的全面控制而形成总体化和同一性的和谐。在这种大背景状态下，价值与合法性的界定必然来源于元叙事，并为科学和人文提供合理性依据。这种通过普遍性和总体性来包罗和综合一切社会和历史领域的现代性，也为因“上帝已死”而失去价值来源的现代人提供了自我解放的绝对依据。当然，这种尺度标准和依据来源也会因历史进程和社会阶段性发展而产生有碍于人类生存解放的异化性因素。例如在后现代状态下，工具技术的发展使知识缩减到以效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系统中，经济价值和技术效率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衡量标准，因而产生了利奥塔所描述的“一个走在前面的机器，后面拖着人性的尾巴，为的是将人性非人化”的局面。社会不能再为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生活的价值提供方向和目标，也就失去了提供客观的意义、价值秩序和衡量功能。

第三，它以人的价值实现与解放为最终目的。元叙事现代性社会以普遍理性作为知识的归宿和人生价值的皈依，成功填补了“上帝之死”后所留下的精神层面的空缺，以引导人类走向自由解放和幸福之善，并且由此出发，实现整个社会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合理利用和有效支配。但是，归根到底，唯理主义下的元叙事话语逻辑，仅停留在观念论层面上，将现实的社会存在理解为普遍主义下的意识观念的产物和表现。从这一路径谈人的解放，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存在作为基础的物质作用，无法涉及人的社会实践层面，因此是无法真正达到价值和实现解放这一最终目的的。

在梳理元叙事现代性话语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在根本上代表着一种对总体主义、普遍主义价值秩序的追求。这种开始于对一致性要求的现代性，虽然在强调某种共识的同时，也兼顾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但是在唯理主义的元叙事统率下，并没有真正解决在普遍一致性的大背景下如何兼顾个体的个性差异的问题，而就一个必然如此、别无选择和完美无缺的发展目标达成普遍的现代模式。

因此，这种只追求普遍一致，虽倡导自由公平的理性价值观，实则是泯灭人个性与差异的现代性，伴随着社会发展和资本累积，而从一种本该是对人性无限可完善的信仰和进步，日益成为对工具理性支配力量的盲目崇拜。进步伴随着倒退，文明逆转为野蛮，理性向其相反方向成反理性。这种现代性在资本引导下会发展为一种“现代性谋划”，即它所坚持的目的论式的进步观念和解放承诺，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压迫。这也是之后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派所批判与反思的主题。

二、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视域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启蒙阶段中，始于对一致性要求的元叙事现代性产生了质疑。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反现代主义与其看似相互对立，但其实具有相同的理论前提，即都把某种普遍理性看作现代性的基本逻辑。与上述观点不同，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理论的继承者、批判者和超越者，其现代主义思想问题意识的确立，是具有多重维度的。那种认为马克思虽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现代主义的体系和范畴的观点，并不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正确预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解读。

第一，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是具有整体性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整体性视野是随着现代性的总体性逻辑而逐步展开的，他没有通过不同领域的划分来严格拆分现代性问题，而是将各个主题囊括进“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这一总问题之中，从而避免只重视局部而忽略整体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问题。马克思的整体性思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新视野，力图揭示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资本逻辑”作为马克思将现代性多方面内容统一起来的整体性逻辑，也在他从对差异的肯定到对总体问题的审视、对现代性矛盾的内在批判、历史流变中的过程分析等价值评判和历史审视中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马克思承认现代性社会的差异性。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继承于德国启蒙理性主义哲学。启蒙现代性表达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和价值理念，它将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当化、理想化，并通过理念世界调和、粉饰现代性自身各种矛盾裂变。马克思早期受德国启蒙理性主义的影响，将理性视为思想的核心，并且在根本上仍处于用理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去统摄和整合现存世界的特殊性，从而达到理性现实化、现实理想化的阶段。但是，黑格尔的思想视界已经使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元叙事话语下现代性规划无法调和的矛盾：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个人自由得不到保障。看似祥和的社会表象下，被压抑的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矛盾激化一触即发，这也使得马克思问题意识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化。因此，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现代性并非始于对一致的肯定，而是始于对差异性的承认与反思。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想与现实的差异。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到，德国启蒙理性主义者所追求的普遍理性的国家，在德国的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是四分五裂的宗教、特殊等级的局部利益和非理性的分裂因素，现实的德意志国家政权仅仅沦为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工具和手段。元叙事现代性所谋划的理想模式，是人类可以完全免除阶级、价值上的冲突和纷扰，避开任何怀疑和动摇而达到成熟状态，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但马克思意识到，现代社会进程反而越来越构成对人自由和解放的威胁，并使人身陷隐形牢笼，沦为新的奴隶。启蒙理性主义者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安置的“和谐”在市民社会的现实差异下不攻自破，从而帮助马克思完成从继承向批判的跨越。

其二，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差异。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得出“合理化”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一切经济行为都似乎是自觉自愿，没有外在强制而自然发展的。以商品社会所奉行的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为例，等价交换似乎完全合理且符合人们交往的需求。但是，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合理。交换双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交换者，而是处在“工人—资本家”的经济关系之中，所进行的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综观整个资本发展过程，这种看似合理实则隐藏着资本阴谋的具体显现不在少数，马克思也正是透过表层追踪到合理性背后真实存在的差异与伪装，在不断地揭露和批判中找到了现代性矛盾问题的解决新路径。

其三，个体之间的差异。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出现在的社会是由不同个体联合并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也是构成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因素。以社会性个人为例，元叙事现代性所追求的普遍理性，是以终极进步观念和绝对的解放承诺为目的论而引导人类的。但是，商品社会的出现一方面使物质生活得到了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遭受一系列扭曲。在机器生产下，人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异化，不同人的“意义”和“价值”被抽象理智彻底驱逐，物质产品成为人类生存的控制力量，人类的主体地位和物质的客体地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置换。

三、现代性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启示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实际境遇中，需要把握和激活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问题路径是超越“旧”现代性形式，建构“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形式，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内含对现代性内在超越的路向，这使得从马克思思想中吸取智慧和灵感成为可能。

第一，正确认识世界性与民族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仅是现代性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同时也是与民族命运攸关的。中国处于全球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必须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借以破除狭隘的自我中心论，避免与世界文化隔绝和民族的自我封闭。坚持民族性，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联系实际情况，避免“全盘西化”，在实践进程中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特色现代化理论。

第二，坚持“社会整合”和“个人自由”相统一。正确把握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的全面发展构想，防止国家与社会二重化对抗分裂的危险。通过人民主权的维护和民主的发挥，来规避资本与权力相互联盟而导致的社会集权化和资本控制化的可能趋势，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过程中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葆有内在超越的动力。

第三，正确区分“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自主性”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回应各种“反现代化论”与“西化论”的挑战。首先，当代中国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不符合现实的。要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就要有取舍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经验性和先进性成果。在没有实现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发展之前，企图全盘解构各种形式的现代性，是不合理且不可能的。其次，盲目跟随和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接受和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会导致当代中国无视自身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与特殊性，损害发展的自主性和全面性，而最终陷入资本主义发展洪流之中。

综上所述，现代性理论问题由于其涵盖范围之深、跨越历史维度之广而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思考价值。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起始是对差异的肯定还是对一致的要求问题上，笔者认为，一方面，既不能认同元叙事话语下抹除差异而采用一元直线进步模式，达到最终的“理性共识”的观点，也不能否定对共识的追求和以整体性探寻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角度。另一方面，要肯定差异并从差异中突破资本的粉饰而揭露社会问题的本质，这也是马克思构建现代性理论所给予的方法论意义。当今中国的语境需要的不是“片面”的现代性，而是能够完全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关系，并具有辩证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完整”的现代性，这样才能够将“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本身，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理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7]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8] 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 郗戈.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 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