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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俗谣中女性话者与韩民族的恨情绪

2021-12-08孙跃吕娜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21年11期
关键词:情绪

孙跃 吕娜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剖析高丽俗谣作品中所刻画的女性话者形象,分析了韩国俗谣作品中“爱”的情感里所内含的“恨”情绪,阐释了高丽俗谣如何巧妙地体现并升华“恨”情绪的文学创作技巧。这不仅对于准确地认识到高丽俗谣所具有的文学艺术价值具有重大意义,更为窥见韩民族根深蒂固的“恨”情绪,进而正确了解和认知韩民族的民族心理特征及韩国大众的文化取向提供现实可操作路径。

关键词:高丽俗谣 女性话者 “恨”情绪 民族情怀

高丽俗谣作为韩国高丽时期平民文学的宠儿,是韩国古典文学中独树一帜的风采,展现了当时百姓生活中的爱恨悲欢。用最朴素的语言,传达出最真实的情感。题材源于生活,反映了高丽民众生活的喜乐辛酸,也成为了大众对内心情感进行宣泄的一种普遍方式。高丽俗谣多以女性主人公的口吻,表达她们对于被离别、被抛弃时的寂苦空寥恨。作为由构成民族主体的民众百姓创造并吟诵的歌谣,高丽俗谣很好地体现了韩民族在历史现实下的的“恨”情感,并将这种情感转化为美学意蕴的升华,具有着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

“恨”作为韩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情感,高丽俗谣作品中主人公如泣如诉的胸臆抒发则契合性地展示了这一民族意识。这一意识不是间断性的,相反是传承不息的。“恨”不仅影响着历代韩国人的思维意识,同时在韩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窥见“恨”的影子。鉴于高丽俗谣与“恨”这一民族情感的紧密联系,本文将以现存高丽俗谣中以女性话者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为着眼点,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对于女性主人公的情感形成原因以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具体分析,探索“恨”在高丽俗谣作品中的美学体现,以此得见高丽民众的审美情感。正确认知韩民族的独特情感“恨”,对于合理解读韩国文学作品,了解其文化向往,进而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

一.关于韩民族的“恨”情绪

“恨”作为韩民族的一种民族特有感情,其概念并不能够简单框定。“由于韩语与汉语中的‘恨是同一个字,所以中国人容易将韩国的‘恨也理解为‘愤恨‘仇恨的恨,但实际上两者在词的基本含义与文化内涵、心理和社会成因等方面是有异同的”①。“韩国人是最多‘恨的民族,真正的‘恨人,更容易感受到‘恨,并‘怀恨在心。虽然恨作为一种情绪和心理特征,基本所有民族都具备,但在韩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显著,以至于成为韩国人心理特征的代名词,是韩国人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特征”②。“韩国的‘恨概念具有文化内涵,在韩国社会和民众间十分普及,具有极其广泛的认同度,是渗透于普通民众行为和心理的一种文化现象”③。甄于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总结到,韩民族的“恨”,并非主指“恨愤、怨恨”等感情,除此之外还应包含有“遗恨、忧伤、哀怨、自责、痛苦、遗憾、不满”等多种复杂交错的情感,“恨”即是这种情感结合的着力点。

韩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恨”这一最具民族代表性的心理特征,纵观韩国整个历史发展过便可窥其一二。韩国作为半岛国家,韩民族自古以来就饱受外族压迫,屡遭大国侵略。受大陆民族欺压的千年之恨、遭日本殖民统治35载的亡国之恨、被大国左右60年的分裂之恨等都是致使韩民族遗恨亘古至深的重要成因④,因而韩民族的“恨”不仅包含着怨恨与愤怒,更是一种基于现实渴望不得实现的无奈与悲哀的心境写照。这种“恨”情绪独特在它往往不会导致矛盾冲突的直接爆发,而是通过内在的情感化解进而对“恨”进行由消极到积极的意义转换。

“恨”是刻印在韩民族血液中独特且强烈的民族情怀,是蕴含着民族心理与大众文化的精神载体。“恨”作为韩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特征之一,归于常态,融于生活,俨然已经成为韩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深浸于文学、文化、音乐、舞蹈之中。由此得见,韩民族的“恨”情绪近乎成为了民族整体情感的缩影,这种缩影通常借由文学作品得以抒显,其中尤以高丽俗谣为最。高丽俗谣是普通百姓用以表现个人情感的一种抒发形式,相比于汉诗、时调、歌辞等文学体裁,由民族大众创作并在民间广为吟诵的高丽俗谣,主题选材贴近生活,诗语表达通俗易懂;民谣风格明显,民众色彩强烈,与民族情感的抒发契合交融。高丽俗谣自身的特点决定其更能体现韩民族的“恨”情绪。在以有权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地位低下,恰如漂于茫然世间的一叶浮萍,只得以男子为人生依托。生活的惨淡现实酿成了女性心中杂陈的百般情绪和无言的丰富情感,女性话者能够将这种内在情感表达的更加细腻传神。

二.再论高丽俗谣

高丽俗谣是韩国高丽时期(918-1392)在平民阶层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爱恨悲欢。高丽俗谣在表达特点上,是真实内心的直接告白,言语直率奔放,朴素纯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从体裁特征来看,歌颂孝道亲情者有之,抒发“忠臣恋主”之情者有之,慨叹别恨离情者亦有之。高丽俗谣展示了平民百姓本来生活的真实面貌,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普遍心声,体现着朝鲜民族独特的审美情感,具有很强的民族性。

韩字出现之前高丽俗谣一直以口碑文学的形式活跃于平民阶层,1446年朝鲜世宗创制韩字以后开始逐渐被收录于文献中。现今流传下来的高丽俗谣总有10余篇,分别收录于《乐章歌词》《乐学轨范》和《时用乡乐谱》中。其中诉说男女爱情的有《满殿春别词》《郑石歌》《霜花店》《西京别曲》《归乎曲》、《动动》《履霜曲》《井邑词》;赞颂孝道亲情的有《相杵歌》和《思母曲》;抒发忠君恋主之情的有《郑瓜亭》;表现现实苦情的有《青山别曲》等。

高丽俗谣或男女相悦诉离恨别思,或赞母颂孝扬孝道亲情,诸如此类,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情”字。在众多“情”之中,以爱情为叙的恋爱谣在高丽俗谣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女性口吻讲述自己在爱情长河中的思恋悲歌。在以男女相悦为故事发展主线的戀爱谣中,通过对不同形象女性话者的塑造,表述了女性主人公不同的心境感受。《井邑词》《履霜曲》表达了强烈的相思恋慕之情;《郑石歌》以别离为题抒发胸臆;《西京别曲》《归乎曲》《动动》《满殿春别词》中弃妇如歌如诉的哀恨愁思引人共鸣。

作为“恨”情绪的载体,高丽俗谣对于世俗情感的流露极为丰富。巧妙地将自己在离合悲欢中的“恨”情感进行内在自我和解,转消极为积极。韩民族的“恨”具有其独特性,高丽俗谣作品中的“恨”有别于通常情况下大众所理解的,由于两种矛盾对立冲突而产生的怨恨情绪,它是通过化消极为积极的艺术表现,进而达到文学作品的美学升华。高丽俗谣是韩国国文学的重要财产,极具研究价值。

三.高丽俗谣中的意象表现

似沧海亿万顷,不可斗量;若碧空九万里,难以尺衡。高丽俗谣中女性话者的绵延情愫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相思

这种充满无尽相思、苦苦等待的情感在高丽俗谣中十分常见。《井邑词》中,讲述了在井邑县生活的一家,由于丈夫在外行商久未归还,妻子终日翘首以待,以相思度日,终于在等待丈夫回家的小山丘变成了一座望夫石的故事。刻画了一个既急切渴盼丈夫归家,又担心丈夫路遇危害而隐隐忧忡的思妇形象。

“夫君呀,你是在集市行商吗/哩呼呀,恐你行路失慎陷泥塘!”⑤丈夫经商在外远离家乡,妻子在细数离别中等待丈夫归还的同时,担心丈夫在走夜路时或深陷泥潭。在这段描写中,表现了思妇渴盼与丈夫迫切见面的思恋之情。通过对担心丈夫或陷泥潭的描写,在表达了妻子真切担心丈夫在走夜路时恐遇危害而隐隐忧心的同时,以泥塘中的污秽隐喻丈夫离家生活的不堪。由于丈夫常年不归,恐其另有温香软玉在怀,表现了思妇内心的一种忧思与嫉妒。思妇借月遥寄、以月为抒,在漫长无尽的等待与忧思中,将自己渴望与心上人重逢的的惦念通过三五言语表达得淋漓尽致。故事的最后思妇终化身望夫石,可见悲伤之结局,但思妇却将寂寥的等待自我和解成终与丈夫重逢的积极期待,达到作品文学意义的升华。

如《井邑词》这般因心上人离开而不得已与之分离的寂寥苦楚,在高丽俗谣的其他作品中也可得见。《履霜曲》中塑造了孀居独守的少妇虽渴求与心爱之人连枝共冢,无奈天人两隔的孤苦寂寥、愁思千转的忧心遗恨形象。

“雨过,天空又下起大雪/伫立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嗒咙哩吁,嘚呜啥哩,吗嘚吱/彻夜无眠思念我的郎君/郎君一去不复返。”面对与心上人的路隔一方,思妇独自立于路口的无边的悲切苦楚怎可一纸而书。“离了我的郎君,难道我还能跟别的郎吗/这是指天誓日的约定啊/是与郎君同生共死的约定啊!”虽然饱受相思之苦,有着郁结于胸的难言苦楚,但是思妇的内心仍然紧紧追随心上人之所在坚定不移。思君不见君,空留别愁怨。思妇在相思伤春、意乱神烦的心境下,仍对“郎君”抱有一片丹心,忠贞不渝。将自己的满心苦恋与愤懑巧妙的转换成对心上人坚贞至虔的告白,祈求爱情能够天长地久。

2.鱼沉雁杳天涯路,始信人间别离苦——离别

在当时父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是非常悲哀的,面对与心上人的离别,她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痛苦无尽的等待。在高丽俗谣中每当与心爱之人作别时,面对着离别可能充满的无尽变数,抒情主人公往往不会一昧幽怨神伤,而是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化哀思为向往,解苦痛为动力。一面抒发着不愿与君分别的缱绻不舍,一面高歌爱情的伟大绵长。下面通过《郑石歌》节选来进行具体分析。

“在那高高的砂石峭壁上/种下五斗炒过的栗子/除非它们生根发芽/我才敢跟有德的夫君分离啊!”除非那种在砂岩绝壁上的炒栗子开花,否则我坚决无法与心爱的你分离。通过这种逆说的方法来表现自己不愿也无法与心上人分开的强烈心愿和歌颂自己坚贞不渝的爱恋。面对心上人的离开,无论内心如何不舍与怨恨,女性的反抗是激不起任何浪花的。有别于成为空有满腔不甘与愤懑的怨妇,《郑石歌》中的抒情话者将自身的这份难舍难离的情绪转化为“有别离终会重逢”的美好未来向往与渴盼苦尽甘来的殷切期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男女之间淳朴爱情的歌颂。

3.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抛弃

离別苦恨这一情愫在高丽俗谣作品中显而易见。遭受着心爱之人远行而带来的离情别恨,担心其另觅佳人却仍痴心不改的弃妇形象不在少数。这种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在《西京别曲》中清晰得见。

全篇以浩然大同江为背景,描写了痴心女子与心爱之人依依惜别的场景。“艄公啊船公,啊哩呀呦/你为什么将船儿划到大同江上/吗嘚呀呼,哈呦的咙/艄公啊船公,啊哩呀呦/你为什么渡我夫君过江/吗嘚呀呼,哈呦的咙。”受社会因素制约,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对于男性的决定几乎是无法反驳的。弃妇将心上之人的离开归咎于渡船江上的船公身上,认为如若没有船公,爱人就算想要远行离我而去也将不得其门而出。“艄公啊,啊哩呀呦/你的妻子若是红杏出墙怎么办/吗嘚呀呼,哈呦的咙。”弃妇甚至将自己与心上之人分开的愤懑发泄到了同行的船公妻子身上,唯恐心上人与船公妻子暗度陈仓,无措担忧之情可见一斑。“渡江远离我,夫君坐船反向去,啊哩呀呦/那里的鲜花艳丽,他一定会沉醉/吗嘚呀呼,哈呦的咙。”通过对心上人一定没有办法抵制大同江对岸的诸多诱惑描写,体现了弃妇对于心上人离开后恐其佳人另觅的担心,以及对于分离现实的生生无奈。既然无法阻挡心爱之人的离开,弃妇巧妙地转换了离别的概念借以自慰,将因被心爱之人抛弃而产生的离恨别思终归化作对心爱之人丹心不改、至死不渝的眷恋。面对惨淡可悲的现实,弃妇将自己的心境通过俗谣不加以保留的进行抒臆。弃妇的心境几经转折,由希望转到爱人离开的失望,由失望转到独自守候的苦望,由苦望转到最后担心丈夫心变处处留情的绝望,通过表达自己的不渝痴情也体现了期待爱人早日归还的殷殷希望。千回百转,充分的体现了高丽俗谣中的离别守望之“恨”。

离别被舍弃的情与恨是高丽恋爱谣中女性话者的普遍情绪。这种如泣如诉、肝肠寸断的弃妇愁思情在《归乎曲》中亦有所体现。

单从抒情角度来看,《归乎曲》与《西京别曲》的表达意境十分相似。都是被迫与心爱之人分离遭其抛弃时吟诵离别的歌谣。但从表达效果来看,相较于《西京别曲》的情感内敛,《归乎曲》中抒情主人公对于情感的表达则更加直接明确。“丢下我您一个人离开/没有您我将如何过活?”一个“丢”字将弃妇的悲哀与彷徨描述的淋漓尽致,既表达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又体现了弃妇面对离别选择时的无可奈何。“真想留下您/担心您一去不复返/忍着心痛目送您离开/可是您一定要记得要回来啊。”面对执意要离开的心上人,明知挽留无望的无能为力、归期无望的暗自神伤,默默期望的含泪隐忍,这些都将弃妇不忍离别担心自己被抛弃的不安遗恨与渴盼重逢的期待直接予以展现。最后将“他”离开后的悲伤和被抛弃后“我”的孤独与落寞转化为祈愿久别重逢的等待。情恨有头,重归和谐。

在讲述男女相悦之词的高丽俗谣中,《动动》是唯一一首月令歌形式的爱情歌谣。通过对自然景象以及民俗活动的描写,如电影回放般讲述了女子从出生、恋爱,终被遗弃的短暂且漫长的一生。展现了抒情主人公由恋爱到被抛弃的过程中内心情感的复杂变化。

“录事郎啊录事郎/你为什么将我遗忘!”这里可以看到抒情主人公俨然一个独自忧伤的弃妇形象。冬去春来,然而抒情主人公心心念念的录事郎却并不在身边作伴。“像一把可丢弃的梳子,我被你扔在了崖壁上/录事郎再不回来。”女性主人公将自己比作被遗弃的梳子,表现了录事郎对“我”弃之如敝履后“我”的怅然与悲凉。“没有你,我过什么中秋/录事郎回到我的身旁,才算得是中秋啊!”八月十五中秋月圆,录事郎弃我不回,热闹的中秋也变得索然无味。“严寒十一月,和衣外屋而眠/只有件单薄的裙衫盖在身上/满目悲凉/独我一人,不再有录事郎在身旁/咿呀,动动达哩!”到了寒冷的十一月,只以薄衫裹身外室而眠的描写,将弃妇对录事郎的痴痴等待,奢盼郎君归还后立刻与之相见的渴望刻画的入木三分。时光复往,日月追蚀,通过述说“我”与录事郎的恋爱过往,既体现了弃妇对于心上人的痴恋,又将自己被抛弃后的独守空房与寂苦怨恨加以抒发。在高丽俗谣中,女性主人公的这种苦恋悲恨最终都处理成了自我内心情绪的转化,由孤苦无措的“苦”到憧憬重逢的“甜”,化消极为积极。

在与爱人共度时光、恩爱缠绵过后,突遭爱人的决然离去,弃妇面对自身孤苦无依的处境,深陷苦痛与无尽的等待。这种情绪在《满殿春别词》中也可见到。

“取竹席冰面而卧/我同郎君共度良辰/沉醉于美景良宵/虽冻死无悔。”从这里可以看出,前一刻女子与相爱之人温柔缱绻、情意绵绵,愿抛弃所有与君共赴余生,纵山水万千仍甘之如饴。“心中思绪几万千/孤枕不安难入眠/入目所及西窗外/依旧笑脸桃花开。”下一秒所爱之人却不辞而别,空留自己对夜无言、忍受无尽相思之苦,往昔种种似黄粱美梦。思君不见君,再难与君长相守。抬眼望见西窗外笑脸嫣然的满园桃花,反观自己形单影、悲怆寂凉。两相作比更显得自己悲凄惨淡,让其自身终日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和怨恨之中。然而这种怨恨终被曾经指天誓月的幸福甜蜜取缔。

总的来说,高丽俗谣中的女性话者是被动的。被动等待、被别离、被遗弃的悲剧式抒情形象是对韩民族传统女性的整体映射。从抒情角度看,高丽俗谣中的每一篇无不诉说着无尽的绵绵情意,女子通过对自身情感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描述,当自己的内心感情与外在现实世界相冲突时,她们并未完全妥协,而是用自己饱满的情感和不移的信念去迎战离别的苦楚。感情中的这种“恨”并未使女性主人公愤世嫉俗、失去真我。反而是将自己的被迫与怨恨转换升华到文学作品的高度进一步表达出来。将被动等待的遗恨升华为对未来重逢的积极想往;将被迫分开的离愁别恨升华为忧思惦念的化骨柔情;将被抛弃的寂寥残恨升华为忆往昔惦来日的心灵慰藉。她们并没有因“恨”对自己内心尘封,而是把对感情的那一份隐恨升华为对爱情的坚贞与向往,升华了文学作品中“恨”的美学价值。

“恨”作为韩民族古有的民族情绪,民族遗恨贯穿古今。这种“恨”情绪是一脉相承、渊远绵长的。在高丽王朝之后的朝鲜王朝,乃至近现代文学作品中依旧存在“恨”的踪影。无论是黄真伊的时调还是金素月的诗歌《金达莱花》等都是对这种“恨”情绪的继承。这似乎与其民族特有的文化体验密不可分。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半岛小国民族,韩民族时常遭受外邦的欺凌与邻近大国的欺压,亡国之恨、分裂之悲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韩民族骨子里“恨”文化的根深蒂固,这也就造成了韩民族“恨”情绪的传承性。然而这种“恨”情绪并不是“敌视、仇恨”,而是一种久经岁月洗礼的历史遗留物,是整个韩民族复杂感情的情绪载体。韩民族的这种“恨”情绪也对韩国人的性格、社会生活、思维形态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恨”情绪已经深深植入于韩民族的骨髓,正确理解韩民族的“恨”情绪对于合理把握韩国文学作品具有着极大的帮助。深入探究韩国文学作品中的“恨”情绪,进而剖析韩民族的整体情感,以加深对于韩流等韩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消除中韩两国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误解。对于加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和谐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朴钟锦.从词语的基本含义看中韩两国的“恨”之同异[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0):69-72.

[2]姚诗聪.从白智英代表歌曲文本看韩国“恨”的民族文化心理[A].浙江大學韩国研究所.第十五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现代卷(韩国研究丛书之六十)[C].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2014:29.

[3]刘畅.初识韩国“恨文化”[J].世界文化,2016(11):58-61.

[4]詹德斌.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J].国际政治研究,2013,34(03):118-130+9.

注 释

①朴钟锦.从词语的基本含义看中韩两国的“恨”之同异[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0):p69页

②姚诗聪.从白智英代表歌曲文本看韩国“恨”的民族文化心理[A].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第十五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现代卷(韩国研究丛书之六十)[C].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2014:29.p408页

③刘畅.初识韩国“恨文化”[J].世界文化,2016(11):p59页

④詹德斌.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J].国际政治研究,2013,34(03): p123-124

⑤本文所有高丽俗谣译文均由笔者译自崔哲《高丽国语歌谣解释》(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1996年)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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