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庆

论柳宗元天道观

郭新庆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湖南 永州 425199）

天道观是古人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知，而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借天命论把君权神化了。柳宗元是唐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在继承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天说论。柳宗元的《天说》奠定了他哲学思想的根基，其《非国语》《时令论》《蜡说》公开揭露和批判天命论和封建迷信。柳宗元以一个叛逆者的形象，突显了历史上少有人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柳宗元；韩愈；《天说》；《非国语》；叛逆者

一 石破天惊话《天说》

《天说》是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的论战，写于永州贬居后期，这是柳宗元哲学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天说》奠定了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根基，其思想高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代。章士钊说∶“子厚《天说》，固近乎今之唯物家言，照耀千年，如日中天。”[1]394以此确立了柳宗元唐代最有影响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天道尊远，人不可及。无论是儒释道，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他们信奉天命，忌惮不敢说天。柳宗元《断刑论》说∶“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2]58一针见血，捅破谜底。柳宗元如此直言说天，这在其之前是少有的。柳宗元长年遭贬谪，困居在荒蛮之地，这不但没令他屈服，反而磨砺出如此睿智的思想和胆识。《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韩愈那些说天的话，我们在他文集里找不到。吴文治据柳宗元《天说》“子诚有激而为是耶？”[2]386这句话，推测这是韩愈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照常理，韩愈多年后不可能没来由地重提这些不经意的话。刘禹锡《天论》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3]139这段文字道出了柳宗元作《天说》背后的真正起因。韩愈早年官场不顺，因得罪脏官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后因永贞革新时没得到起用，他怨恨柳宗元等人，为此写书信和作诗责斥柳宗元、刘禹锡，借以攻击永贞革新是“小人乘时偷国柄”，诬蔑柳宗元等八司马是“侥倖而速进者”，还说柳宗元和刘禹锡遭贬是天之赏罚[4]332。故此引得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不快，特作《天说》和《天论》回击他。柳宗元《天说》和刘禹锡《天论》，是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的论战，这是唐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韩愈其实是起了宦官和藩镇传声筒的作用。元和八年（813年）六月，韩愈由国子监博士改为史馆修撰，其间他给一个刘秀才写信，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5]202借此为自己曲笔就史，为自己迫于宦官淫威几度改写《永贞实录》辩解。刘禹锡连发《天论》三篇，其首篇愤愤地说：“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夫言天者，斯数穷矣。”[3]139-140刘禹锡说韩愈黑白颠倒，是非易位，赏在奸佞，罚在忠直，道义和刑赏“实已丧而名徒存”，还有何天理可言。韩愈认为天能“赏功而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因而“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朴素的唯物论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柳宗元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果蓏、痈痔、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那来的“赏功罚祸”。“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由不得天，也怨不得地[2]286。短短数语，字字如雷。震撼千载，照亮了未来路。

刘禹锡《天论》是柳宗元《天说》的解说篇，它对天人之际的论说更详尽精彩，其中“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和“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人相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与人交相胜耳。”并说：“人能胜天者，法也。”[3]139刘禹锡这一“法制”说得到柳宗元的认同。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2]503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要胜人，是自然行为。而人是有意识地要胜天。春夏种植，秋冬收藏，就是人利用自然规律的主动行为。

刘禹锡《天论》里有不少论说精彩的片段，让人读了快意不亦。论“空”“无”，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3]143何为“希微”，有注说：“无声曰希，无形曰微。”这是说“空”是一种物质形态。房屋中和器皿中的空间，是依赖“物”（房屋和器皿）而存在的。人眼夜里看不到的东西，动物可以看到。世界没有无形无象的东西，所谓“无形”，是说“无常形”。至于“苒苒之光，浑浑之轮”(指时间)，他说：“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乃至一謦欬，一弹指，中际皆具，何必求三生以异身邪？”[6]276这是说，时间，有开始、中间、结束之分；日期，有今天、昨天、明天之称；就是人生，也有幼年、壮年、老年的不同时期。即使是咳嗽一声，弹一下指头这样短暂的一瞬，也具备这样的过程。人的生命只有今生，何必去求那身体以外的无谓的三生呢？这些论说，对佛教宣扬的“空”“无”和三生轮回的说教是多么尖锐的否定和批判啊！佛教是唐代社会的时尚，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没能摆脱这些时代的影子，他们都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在仕途失意，常居贬境的痛苦中，他们都向佛教去寻求慰藉。

二 能对《天问》的第一人

《天对》是柳宗元对屈原《天问》的解答。屈原的《天问》是一倒装句，不是天向人发问，而是屈原向天发问。游国恩说：“《天问》就是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摄于天象天道之中，所以名曰《天问》。”[7]404屈原《天问》的写作时间找不到史料的佐证，但从它涉猎的宏大悠远的内容看，显然不是一时一事所激发就能一挥而就的，应是屈原一生思想积累的喷发，它反映了战国时期人的思想认识。屈原与柳宗元一样，常年放逐荒野，游历沅水、湘水间，在楚国首都郢城被秦兵攻破后，屈原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抚今追昔，寻古觅远，屈原奔走呼号，他问天，问地，问苍生。他用生命的呼唤写出的《天问》，一直让后人追思和探寻着。《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大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不少已经失传，后人很难理解。一直以来，无人能够解答其中的奥秘。柳宗元不愧为“大儒”，他以非凡的气魄和过人的学识，把屈原之问归结为一百二十二条，用四言排比的句式，逐一作答。《天对》是“奇作”，体现了柳宗元的探精神，是柳宗元哲学著作中，规模最为宏伟的作品。宋代黄伯思说：“《天问》之章，词严义密，最为难诵。柳柳州于千祀后，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弘杰异，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对别附于问，庶几览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为艰深也。”[8]67柳宗元是史上唯一能对答屈原《天问》的人，也是“深得骚学”的第一人。

屈原《天问》涉及天文地理，人事历史。远至开天辟地，人类起始，近及自然山水，封建群争。奇思妙想，问难千古。柳宗元对答精到，辟古开今。我们仅就问答天地的几则来解析，其绝伦之势尽显。以下见《柳河东集》[2]227-240：

1.神话中说盘古氏开辟天地后才有世界，所以古人用开天辟地说宇宙的起源。

屈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柳对∶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柳宗元说，有关天地形成之前的虚妄说法，都是荒诞的人传述的。而巨神开天辟地的传说，混乱不清，没什么好说的。昼夜交替，往来运动变化，蒙昧中生出万物，这都是因为元气的存在，那里是谁创造的。

2.万物由何而生的问题。柳集《天对》篇有注说∶“《谷梁子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淮南子·天文篇》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里的阴、阳、和，是指阴、阳、天或阴、阳、天地（地是附属于天的）。这就是三合之说。柳注“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显然是否定有“人格神”的存在，这与柳宗元《天说》里主张的天人相分思想是一致的。

屈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柳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阴、阳、天参合在一起，由元气统控着。元气变化生出冷暖，而交替作用又促使万物变化。

3.古人有天方地圆之说，并认为天有九重。

屈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柳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柳宗元说，天没人营造而成，阳气积聚形成九重天。天体浑沦，象车轮旋转，被加上“圜”的称号。阳气在高远幽深处凝聚自然形成天，这不是谁的功劳，也没谁创造。

4.天地运行的枢纽。闻一多说∶“古代关于天体的传说，多缘星象而生。”北斗七星，斡为七星之柄，而“制斗之转者为柄”。《汉书·天文志》说，北斗七星转，它后面的维星亦转，天随之。为此把“斡维”说成是运转的枢纽。

屈问∶斡维焉系？无极焉加？

柳对∶乌徯系维，乃麋身位！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柳宗元说，那里用拴绳子来固定天的位置！天无边无际，没有尽头，要能加放在什么上面，又怎会称其之大呢！

5.天地八柱的问题。《淮南子·地形篇》说：“天地之间，九州八柱。”王逸注：“言天有八山为柱”。《淮南子·天文篇》引《列子·汤问篇》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屈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柳对∶皇熙亹亹，胡栋胡宇！宏离不属，焉恃夫八柱？

柳宗元说，天广大无际，运动不息，那来的栋梁和房檐！宏大游离不相粘连的天空，要什么八柱来支撑！

6.传说黑水边有仙人，长寿不死。

屈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柳对∶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僭谓不死。

柳宗元说，传说的仙人虚无缥缈，这样的长寿谁羡慕。人生命有长短，终都要死的。为何编造的没有边际，说什么仙人不死！柳宗元向来不信鬼神，更对迷信妄说不屑一顾。

7.《天问》辞尾屈原提出“天命反恻，何罚何佑？”之说。

柳对∶天邈以蒙，人幺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

柳宗元说，天高远迷蒙，人渺小与天相离，为何要把两者扯合在一，责问天赏罚不公呢！

仅仅数段对答，已充分展示了柳宗元“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和反天命、反迷信的思想。《天问》和《天对》象一对姊妹篇，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宋代高似孙说：“柳宗元《天对》，精深环古，成一家之言，《离骚》而后，一人而已。”[8]137-138

三 把《国语》倒过来看

《国语》是儒家推崇的典籍，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文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敢于公开连篇累牍非《国语》的，历史上只有柳宗元。全书六十七篇短文，分上下两卷：上卷三十篇，书前有一段小序；下卷三十七篇，篇尾附跋文一篇。《非国语》是读书观感式的写法，先引述需要“非”的词句段落，随后加以批驳。《非国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一小段一小段，一小篇一小篇，举凡政治、历史，思想、人伦，无不品之有味，入眼快人。柳宗元写《非国语》的原因，《非国语》序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眈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2]746《国语》披着儒家经典的外衣，内里藏着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它文辞华丽内容杂乱，喜好诡异之说，背理错乱不通，伴着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以光彩明亮的样子引诱后生。柳宗元说这是用文采华美的外表罩着陷阱啊！如果不明确地揭示其真相，被华丽文采迷失跌倒的人就会更多了，这样人们就不会守中庸而信奉尧舜之道。为此柳宗元作《非国语》，在书里标记出《国语》的种种的诬妄之说，以告示天下的读书人。

《非国语》是《天说》的笺释篇，柳宗元把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引申于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我们翻检《非国语》，这一类篇章占了近一半。柳宗元通过对大量事例的批驳，详尽地阐发和诠释了自己的思想，语言之精彩，论说之透辟，说理之生动，这不仅反映了柳宗元思想和文学的功力，也可看出他写作时付出的艰辛。

1.斥“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幽王二年（前780），泾、渭、洛三条河流域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伯阳父用阴阳二气颠倒解释地震，这说明已具有初始的唯物观认识。可当时人又不可能逃出“天命”的束缚，伯阳父最终还是把地震原因归于人事，认为这是周要灭亡的征兆。他预言说：“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古时一纪为十年。周幽王公元前781年即位，公元前771年被西方的犬戎部族杀死，西周灭亡了，其间正好十年。左丘明以此宣扬命运天定。这些都是天人感应之说。柳宗元在《三川震》批驳说，山川河流，是天地间的自然物。游移天地间的阴阳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怎么会为人打算考虑？“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怎么会为人做安排？就象老妇用锅煮饭时汤水沸腾溢出，老农用井水浇地水流奔腾激荡一样，这都是自然物自身的事。天地无边无际，阴阳无穷，弥漫交错，“或会或离，或吸或吹”，象车轮象机械，谁能知道它？西周灭亡是人事所为，而把它归罪于山川地震，柳宗元说他不能赞成这些说法[2]748-749。灵王二十二年（前550）谷水、洛水泛滥，将淹王城，灵王不听儿子太子晋的谏说，堵水避灾。《国语》认为这是违背“天意”，因而导致王室衰亡。柳宗元《谷洛斗》说，“天将毁王宫”而不堵水，这是作王的大罪，不这样做怎么能守得住先王的国家呢？所以他认为“壅之诚是也。王室之乱且卑，在徳”，不能用谷、洛这件事征兆王室的衰败[2]755-7756。

《国语·晋语》记载，晋大夫赵宣子听说宋人杀死宋昭公后，要求出兵伐宋，认为这是反天地违背人伦的事，要受天的惩罚。晋为宋的盟主不去讨伐，也会遭祸的。《伐宋》批驳了这一说法，说天怎么会知道好恶惩罚呢？古时候杀君夺权远过于宋人的多了，照样长寿过着享乐的日子。这显然是直刺天能赏罚的谬说。可柳宗元在这里并不反对伐宋，认为盟主讨罚杀君的人是应该的[2]777。

《国语·周语》记载了宣王料民太原的事。宣王在幽王之前。料民，就是普查户口。大夫仲山父反对说：“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嗣。”宣王不听，“卒料之”，结果到幽王时，西周灭亡了。前面说三川震，“源塞，国必亡”，这里又说宣王料民“妨于嗣”而致国亡。柳宗元在《料民》篇批驳了这一“天人感应”的说法，其文曰：“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柳宗元责斥这种“愚诬”之说，指出那不是“明其君”，而是“愚其君”。他认为西周的灭亡是幽王“悖乱”造成的，而不是“料民”遭天所恶而受到的惩罚[2]749-750。

2.批神怪迷信。《国语》里有许多谈神说鬼、荒诞迷信的的东西，“甚至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2]506。柳宗元从来不信这些，《非国语》逐个对它们进行了批驳。《神降于莘》揭露了“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谬说的虚弱本质，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无道者乞求鬼神，力量虚弱的人信奉神灵、鬼怪之说。仅仅几句话，其荒诞不经就被批的彰显无遗了[2]750-751。《曹刿论战》记载的长勺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柳宗元《问战》篇首先肯定了曹刿“言狱”取信于民是“知战之本”，但对《国语》祭祀不丰足神灵不会降福的说法，也予以批驳。说对国家存亡和有关百姓命运的事，不求实际而求神道，是很危险的。柳宗元认为，战争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如果但凭曹刿的几句问话去打仗，那是会误国害社稷的[2]759-760。《卜》论辩占卜之事。柳宗元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对这些无助于治世之道的没用的多余技艺，圣人用它，“盖以驱陋民也”，这显然是骗民之术[2]764。《董因》批驳星象预测的迷信。《叔鱼生》批驳据婴儿像貌和哭声断定吉凶祸福。《黄熊》是驳梦卜的。柳宗元对怪梦解释说，这是“好事者为之”。他认为，凡是人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就会“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哪来得什么神奇鬼怪[2]782？

3.驳乱政害民。《非国语》还有力的批判了统治者乱政害民。《命官》反对“任人唯亲”的作法，主张任用官吏要按照人的才能，而不应依据姓氏门第。《戮仆》批评公子扬干犯罪却斩杀他无罪的仆人顶替，柳宗元认为这无法严明刑法，还会遗害后人。《大钱》谈论钱币轻重的利害，柳宗元以利民为判断标准，体现以民为本的理政思想。《不藉》批评藉田饰礼的骗民作法，柳宗元认为，这样装模作样的“劝农事”，“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取之也均以薄”来得实际。求福，“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2]747-748。这简直是对封建礼教扇耳光，是对虚假政治的鞭挞。苏东坡在《答江季恭》里说：“子厚为学，大抵以礼乐为虚器。”[8]43这算是说到点上了。

柳宗元是以极大的勇气冒风险写《非国语》的。他在给吕温和吴武陵的信里说，自己受“黜辱”，就象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蝗一样，发出来的声音，谁会去听？可他坚守“世之知言者”的评价准则，而不理睬那些没有见识人的指责。他认为自己的书有教后生，“宜垂于后”，如果因此而受到罪罚，就是千秋百代，他也不会感到遗憾和惭愧[2]508-509。柳宗元的为人之道是唐代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长期遭贬，不但位卑职轻，又居于偏远的荒蛮之地，可他的为人品格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思想和文学又像璀璨的启明星一样，照亮了唐代社会，至今还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发出耀眼的光华。宋、元时，有人作《非非国语》，“泛泛如浮云掠空而过”，今已不得见，可柳宗元的《非国语》岿然不动，还在受到人们的喜爱，仍然在传诵着。

四 批《月令》和蜡祭

《时令论》和《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代表作，写作年代不详。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并批注说:“二论谓天道与人事无关，驳斥汉儒‘五行政治’之谬说。”[9]78《断刑论》与《时令论》是相辅而行之作，名则论断刑，实则是对《时令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章士钊评《断刑论》说:“本文旨言断刑，而不啻为《天说》之铁板注脚，谋之人心以熟吾道一语，是子厚一生经纶最得力处。”[1]110“谋之人心以熟吾道”[2]57，这是柳宗元《断刑论》里说的话，所谓“谋之人心”是说研究谋划人的心理和想法；“以熟吾道”是要引导人了解和遵奉他所主张的思想和道义。柳宗元这里说的“道”是他一生遵守并反复论说的“大中之道”。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所谓儒道不一样，柳宗元处处非议他们，他用自己的“大中之道”溯本清源。从某种意义讲，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礼法”制度的叛逆者。柳宗元为守护自己的“大中之道”，一生孤独痛苦着。

《时令论》是批驳《月令》的，有上下两篇。《月令》篇出自《礼记》和《吕氏春秋》。《礼记》里的《月令》篇是有人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抄合”编就的，后来被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规。唐代对《月令》十分重视，玄宗开元中，大臣张悦以高宗显庆年的《礼记》注解前后不一样，要求重新刊定作为唐礼，这就有了《开元礼》，也称《大唐开元礼》。到贞元年间，朝廷又对《开元礼》和《月令》做了修定，简直到了神圣不可犯的地步。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主祀事”，行《开元礼》的情形。繁杂刻板的礼仪形式，牲牢酒醴菜果贡品的耗费，他认为其礼其乐，“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教有余也”。他说：“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2]432柳宗元反对鬼神迷信，他主张用祭祀来佐教化，事天地教敬，事宗庙教爱，事有功烈劝善。《时令论》批驳《月令》，反对假借时令行神道这一思想。

《时令论》开篇指出，以《月令》“为大法”不是圣人所为。圣人所做的是按一年十二月七十二节候，推测天时，记算节气，以顺应寒暑变化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不违时宜，让人类提前做好生产生活的准备。圣人这是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柳宗元的结论是：“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可《月令》里说的不是这样。柳宗元说：“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2]53《尚书·洪范》里有“敬用五事”之说。所谓五事，指貌、言、视、听、思，这应包括人的所有行为。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古人用这五种物质来解说世界万物的起源和物质的多样性。五行说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和《尚书·洪范》。五行说后来被人神秘化了，尤其其是汉代，充斥了大量的宗教迷信。柳宗元认为，把节气时令和五事、五行混在一起用来推行政令，这是有背于圣人之道的。

柳宗元认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需要按时令而行的，如春天修水利，夏季除草施肥，上秋种麦蓄菜，入冬修仓习武；不需要等待时令而行的，有选才任贤，审判案子，修改法令，抚恤孤寡，经商买卖等等。《时令论》里各列出了几十项。柳宗元说：“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月令》里规定，孟春不能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的事，春季不能“作淫巧以荡上心”。柳宗元反问，难道过了这样的季节就可以做这些事吗？《月令》说，反时令会遭各种天灾人祸，以至寇戎来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柳宗元说：这都是“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2]53-55

《时令论》下篇批驳“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月令》”，妄言《月令》为“防昏乱之术”。柳宗元说：“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柳宗元说，做善事还要规定时间，还得用“五行”等迷信祷告以及怪异的话和事来胁迫人，这是“以大乱于人也”。柳宗元又说：“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不除去《月令》这样的“大惑”，不树立“大中”之道，而去讲圣人之道，柳宗元说他是不会相信的。柳宗元最后发誓说：“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2]55-56柳宗元反对《月令》这一类“淫巫瞽史”，所面临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而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胆识，刺透纸背，让人每读至此顿生敬意。

《断刑论》仅存下篇，是答辩之文。从内容上看，《断刑论》延展了《时令论》的论说，突显天道与人道相分的思想。柳宗元说，圣人赏罚是为了惩劝人。而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是骗人的。秋冬做了好事，要等到春夏才奖赏，做好事的人会怠慢消极了；而春夏犯了法，要等到秋冬才惩罚，做坏事的人也不在乎，这是驱使天下人犯罪。只有即时刑赏，才能“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柳宗元认为，讲天命而不讲人事，这是糊涂不知事理。“苍苍者”上天怎么会知道和干预人事，又为什么要勉强迁就时令去谄媚它。自然界的雷霆和雪霜，不过是一种物质性的气罢了。春夏雷霆，“破巨石，裂大木”，是木石犯大罪了吗？秋冬雪霜，摧残草木，是草木有大罪吗？难道是雷霆和雪霜惩罚万物吗？柳宗元说，雷霆和雪霜那会什么惩罚，这是效法“天命”人的糊涂之说。柳宗元主张说：“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2]56-58。这种非天，讲人事，重人道的思想太难能可贵了。它如同昏暗的夜空里一束闪电，划过了历史的长河。柳宗元期盼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也即是天时得以顺应，大和能够到来，他追求的“大中之道”得以实现。这里说的大和，也称太和，指阴阳之气调和，自然界没有灾害，社会没有战乱的升平景象。

古时的神农氏是传说教百姓种五谷的神，他在农历腊月作蜡祭，用染成红色的鞭子鞭打草木，以劝农事。后来蜡祭成了一种愚民的手段，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唐代设一百八十七方神，年末依据发生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的情况，取消有灾一方神灵的供品，不祭祀它们。柳宗元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任监察御史里行，按唐代礼制监察御史监祭祀。年终蜡祭时，柳宗元“主祀事”，可他却背行自己的身份写《蜡说》，直接批驳蜡祭的虚伪。柳宗元说：“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柳宗元说，神什么样，谁能看到？祭祀的东西神吃没吃，谁又知道？柳宗元认为，古代圣人设蜡的用意，必定有其道理。这就是“非于神也，盖于人也”[2]296。一言蔽之，圣人只为民而不为神。而设蜡祭神是为了警戒人事。柳宗元进而结合社会实际说，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为造成的，所以要惩罚神；而残暴、昏庸、贪得无厌、懒惰无能等社会行为，不是神造成的，这应该惩罚人。现在古圣人之道不显了，蜡祭只有表面形式流传下来，徒有虚名，原先设教的本意也被隐没了。柳宗元以蜡祭之事分割幽明，是要申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趋重人治。柳宗元反对拿传说牵强附会。他说“致雨反风，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等传说，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这样解答，虽不尽有力，但还是很巧妙，很有说服力的。柳宗元在《蜡说》篇末慨叹道∶“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反是，则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亦足悲乎！”[2]297在唐代迷信猖行的社会，敢说出知道圣人蜡祭的道理，就可以去掉祭祀形式这样的话，这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也是历史传统的反叛者。他的所谓“愚痴”和“不识时务”，让他经历了一生的磨难和痛苦，而正是这一经历，磨砺和撞击出如眼的思想火花，照亮了那个时代和后来的社会。

[1]章士钊.柳文指要(上)[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钱仲联,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M].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

[6]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谭介甫.屈原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404.

[8]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施子愉.柳宗元年谱[M].武汉:武汉大学,1957.

2021-04-12

郭新庆（1949－），男，辽宁大连人，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柳宗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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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21）04-0014-06

（责任编校：潘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