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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跨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021-12-07魏霞郝亚明

广西民族研究 2021年5期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

魏霞 郝亚明

【摘 要】按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限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外部最大的“边界”,即认同的最高层次,中国境内多民族之间的经济生活、文化认同与风俗事象形成彼此关联的大链条,“差异”部分可认为是族际可跨越、有弹性的内部“边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而边界跨越正是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路径。界定族群“边界”并发掘和拓展“边界”跨越的可能性以消减族际关系张力有助于对一体性的认同。族源、历史、文化与文明等都是“边界”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本文通过对这些要素的审视、反思和阐释,从族源与民族的边界跨越、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与共同体、跨越边界的文化认同、跨越边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几个方面展开边界跨越的构想和分析,以期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民族研究;边界;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跨越

【作 者】魏霞,內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5-0059-0009

一、边界与“边界跨越”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日常交往历来是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关系范式的多纳蒂(Pierpaolo Donati)曾说“社会并不承载着关系,不是关系的发生所在的时空,社会就是关系”[1]2。民族学和民族研究对象本身的名称习惯采用日常语言中吸收来的一般的所谓“有关系”的概念,如俄语的“народ”、德语的“Volk”、英语的“people”、法语的“Peuple”等。[2]18所以,“关系论”在当代民族研究中有重要性和紧迫性。[3]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民族关系长期处于流变状态。民族研究是一种说明和分析性的科学,研究民族关系时需要解释引起流变的因素,其中“边界”是一个重要指标。

当下,关于“边界”的研究和探讨已超越传统“边界”的地理历史属性,进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研究阶段,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等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分不开。西方学者率先对社会事实、现象和知识提出了质疑,并挑战、批判和解构那些曾经典范、正统、权威和垄断性的思想及认知体系,对“边界”“边缘”在内的诸多传统社会科学概念和知识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拓展。

我们知道,传统的“边界”是具有地理、历史属性的“区隔”性概念。例如,以长城为“边界”的古代中国中原与北方诸部落之间的界限具有显著的地理、历史和行政“区隔”。在民间,人们经常说的“山分梁子,水分亲”即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活“边界”的描述。在人类认知与生产生活过程中,地理和自然无疑是基础性元素。自然中的山河是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族群的天然屏障和地理边界。在符号化的认知系统中,山河又被赋予特定的“边界”意涵。例如,在川西羌族信仰中,“山神是地盘界限的保护神,所祭山神也便是借此文化行为来强化一人群的资源边界”[4]61。又如,在西方,“西方”概念的诞生是欧洲、美国、东欧和俄罗斯之间“边界”性质、内容和形式演变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白人”“欧洲”和“新大陆”等“边界”概念从其地理历史、人种、种族等自然属性转化到政治文化和权力结构。这些建构的符号为文化和民族设置了边界,但通过不同人群时空交错的流动和共生,可以实现边界的跨越。当下,我国以农牧民为主体的城市流动人口,从事城市需要但城市人从事意愿较低的工作,城乡人口实现生计的互补和经济的共生,与此同时,进行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即是不同群体在行政、地理、经济和生活上的跨越。

边界跨越有时非常迅速,如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宣布“直到(包括)1880年,我们还有一片待开发的边疆地带,而这片无人定居的区域,现在被一些各自为政的定居点所占据,所以已经不能说还有什么边疆了”[5]73。运河、公路的开通,铁路运输、通讯等对人口跨越边界的意义举足轻重。边界的屏蔽阻隔效应一旦降低,中介效应便会得到显著发挥。我国也有经验研究表明,高铁等交通工具有驱动民族空间的重构、释放民族空间的隐藏潜能。[6]

简而言之,进入二十世纪九十代后,“边界”转变为注重文化、主体间性和认同等“符号”性、动态性特征,可概括为从“地缘政治”转变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7]38边界研究的进程极大扩展和丰富了我们对“边界”的认识,传统边界的客观存在和日常互动中的边界建构有显著差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整合不同群体关于边界的自我言说,走向更高层次的自我认同。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37582万流动人口,人口的流动反应为边界内外群体,以及群体所包含的文化、规则、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现代化和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流动创造了新的边界还是在进行边界跨越?进而,如果肯定流动的群体在进行边界的跨越,那么,原有的边界还是否存在,该如何解构,新时空里产生的新关系中有无边界,如何正确处理族际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即实现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期边界研究的使命和意义。

二、中国民族研究中的“边界”研究概况

我国民族研究中对汉族群体关注较少,但“边界”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地理、语言、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等诸多差异呈现在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可言为“边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当然,那些超越传统地理历史“区隔”性范畴的,作为资源、权力、认同符号的“边界”不是静态或固化的,而是具有高度弹性并处于不断流动和变迁的过程之中。就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社会结构与行动糅合在一起的“结构化”概念,“边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动态体系。多民族社会中,“边界”是链接和维系不同民族、族群的点、线以及由那些点、线构成的面,具有政治、地理以及文化和情感等诸多功能。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历史上的中国由中原腹地与“内边疆(Inner Frontiers)”两部分组成,二者之间有着比较清晰的文化或地理边界。他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两侧的人群偶尔会大规模地穿越边界,这类情况常常意味着战争。[8]因此,近代之前民族关系的宏观层面基本等同于帝国同边疆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民族关系的微观层面,普通人较少有族际交往的生活体验。这样看来,“边疆”就不成为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实用概念,也有研究认为“边界”构成边疆学的核心概念。[9]

当代民族研究中对“边疆”概念的关注度明显高于“边界”和“边缘”等概念,这说明“边疆”在民族话语、民族政策与学术研究中有深厚的基础、惯性和认可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民族研究在内,有时将“边疆”“边界”“边缘”等概念混用,近些年“边界”概念的使用见多,以文化边界最为突出,关于边界的研究大体如下:

首先,大部分研究不再以传统、单一的地理历史上的“边界”概念研究民族关系,研究成果从人口流动、文化认同、权利分配、国家与民族关系的转变等视角对民族关系进行综合性讨论,有经验研究,也有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其中有经验研究得出民族内部共同的文化聚合力及其与其他居民之间的社会张力导致刚性的族群边界的构建。[10]不过多数研究认为虽然边界地区民族文化多元,民族习俗多样,但总体上各民族形成了良性互动并保持和谐稳定。[11]比如多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互动中不断突破边界。[12]另外,边界有促进互动的文化逻辑和机理,这些造就了边界差异共生的命运共同体。[13]

较多关于文化认同的经验研究认为文化认同是流变的,就同一民族而言,社区领袖、行政划分、生计模式等都影响文化认同,[14]一个民族对某一文化元素的认同与其主流文化认同以及分享国家与社会资源相关。[15]也就是说,族群符号边界变动与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16]“边界”作为国界对有文化渊源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认同方面皆有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延伸到边界治理。跨境族群的政治关系、文化交流和认同体验多变、复杂。在和平年代,边界的屏蔽阻隔效应降低,其作为一种生活空间,成为跨境族群的共同生活地域,[17]而边疆治理的核心是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和祖国情怀,[18]边境安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19]

在文献研究部分,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族群关系、国家建构和地方认同的阐释,在时空上进一步拓展了对“边界”的探析。与经验研究形成共识的是文献研究基本表明民族的构成是因时而变的,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也是流动的。[20]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均会造成族群关系的稳定或对立。[21]就族际关系和文化认同而言,纵向看,边界的族际关系和文化认同,通常受政治经济的影响。[22]期间对个体而言,会产生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而这些又会影响边缘族群对族源的追溯和历史的书写。[23]横向看,不同民族对历史、文化、生活事項等有不同的叙事方式,这与族群边界及文化认知相关联[24],对符号的差异判定本身即是边界的存在[25]。就多重边界叠合的文化区域和生存空间的形成而论,如河西走廊,是多元文化的耦合地带,此间边界的中介效应明显,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北多民族共同体。[26]而现在的南岭“民族走廊”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进程中包括族群流动、空间开发、文化建构等。[27]

关于边界研究的理论部分,有对国内外民族及边界理论的研究,以及基于观察的理论建构,给我国民族研究中的“边界”提供了比较视角,推动了“边界”理论在民族研究领域的应用。对国外边界研究的文献得出批判边界研究的“生命政治边界”理论取向,其开创了全球化时代边界研究的新路径[28];另外,边境研究范式表现为“国家之边缘”到“以边界为中心”的变化[29]。西方国家治理变革的语境中,多民族国家已经从“一致性建构”和“包容性建构”走向“互动式建构”。[30]理论研究也认为不同民族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族群自身的聚合力可能使其与城市主流群体产生张力,进而激活族群生活的边界。[31]所以城市发展中,要避免使这种边界固化。

可以看到,在当代民族研究中,关于边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边界、边界治理以及民族关系、文化认同等方面,初步呈现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轮廓。族群边界研究能够捕捉和把握多民族关系的空间资源和时间流动的多样性,权利、符号和认同在“边界”交错和互构过程中的复杂性、焦灼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研究认为,不同族群有对边界权利、利益的争取,但族群权力受制于民族国家共同体拒绝分裂的上限,以及族群拒绝被同化的下限,族群权力在上下限边界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3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而边界跨越正是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路径。如有学者强调坚持以强化族际纽带而非淡化族际差异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取向。[33]

三、边界跨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构想

如前所述,我国民族研究的研究对象中存在汉族“缺席”的问题。“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自有它的缺点。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34]但是,民族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是不能脱离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均涉及多民族关系。正如费孝通进一步指出的“中国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甚至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34]这就是说,无论从理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的方法上,民族研究都需要作出调整,扩展研究的范围,在研究思路上要厘清族内、族际边界,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文化整合实现边界跨越,各学科进行民族研究时价值上要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族源与民族的边界跨越

有学者通过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民族理论的考察,认为人为建构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印刷语言的传播、地理边界感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传承等对形塑民族想象、建构民族认同十分重要。[35]

学术领域和各民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就民族和族群有很多想象和描述。例如,与“汉族”族源相关的“黄帝和炎帝部落后裔”传说,有学者考证认为“‘汉人之称来源于汉朝,意谓汉朝之人,至北魏末,变为中国人的别称”[36]。“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37]373~374到当代,人们对汉人族源和名称的认知依然很模糊,往往用杂糅、混合来描述汉族的族源特征。但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验结果表明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血肉联系,如复旦大学的DNA项目证明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对广东汉族的研究验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论断”。[38]154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民族之间的主要“边界”不在于族源的差异和体质、生理与血缘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被建构的“中心与边缘”“中原与边疆”等话语“边界”,“有教无类”是超越和跨越“边界”的重要条件。

除了汉族,其他民族也有很多族源“边界”想象。例如,关于蒙古族的族源,《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合罕的祖先孛儿帖·赤那奉上天之命而生。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他们]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峏罕·合勒敦山,驻扎下来。生下儿子,名叫巴塔赤·罕。”[39]214  这就是蒙古族最初的“天命所生”传说,另有“感光型”族源、“苍狼白鹿”等几种关于蒙古族族源说法与解释。这些族源传说都与“天”有关,形成了蒙古族关于“天之子”“天狼”或者“天之外甥”的“天命论”观念,建构起与其他族群“天壤之别”的“边界”。藏族族源有“印度徙入的传说”“卵生传说”和“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等传说,这与其佛教发祥地的位置有直接或间接联系,文化成为藏族与其他族群区别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不同民族的“弟兄祖先”神话,[40]以及西南地区多民族社会中多民族共同族源的传说,又成为多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核心。例如,“傅懋勣据西康的‘黑夷所述,[41]说开天辟地之后,天神用雪造了男人,雪人娶天神的女儿为妻,生下人、猴子、熊、狗等‘十二支子孙。后来洪水肆虐,只有夫妻两人得救。洪水退了,他们两口子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叫武武该自(v-v-kesu),是诺苏(nosu)的祖先(按:即‘倮倮或彝族的祖先),二儿叫武武拉叶(v-vlaie),是汉家的祖先,三儿叫武武斯沙(v-vsusha),是奥组的祖先(按:即‘西番和藏族的祖先)。”[42]

无论民间传说还是科学研究和论证,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在族源尤其血缘、体质和生理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当代汉族对自身族源的“杂糅”意识也大大淡化、模糊了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族源“边界”。但正如每个个体都带着个体记忆和成长痕迹,民族亦然。加之民族本身的建构性,以及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民族叙事,导致民族间“边界”的存在,然而这种边界又非不可跨越。已有研究表明有些民族的身份具有复合性,比如承认彝族与回族的民族边界,又在两种文化中达成共识的“彝回”,[43]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蒙回”等,这些民族在信仰和认同体系中,均具有復合性,是族际跨越的表现形式。

(二)族群内部的差异性与共同体

时空是条块状的,其背后的个体认同却是点状的。现代化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弱化了“边界”,却让个体获得接触不同世界的可能性。相比较,个体更能突破基于政治、地理和文化的束缚,从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认同较传统社会分散得多,不仅在族群与民族之间,在族群和民族内部或清晰或模糊的“边界”,成为其内部关系和凝聚力的张力。

比如当代蒙古族内部有明显的符号与地域“边界”。习惯上,内蒙古通常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总称瀚海以南,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相当于清代的漠南蒙古地方。[44]1漠南东蒙西蒙之间的历史叙事、风俗传说、语言等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蒙古族族内“边界”。察哈尔部历来被称为成吉思汗的正统后裔,而东部科尔沁部被称为哈萨尔的后裔,东西部在语言、风俗习惯和民族历史叙事中均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族群内部的差异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内部认同表现为地区差异,外部接触时表现为民族差异。跨民族互动中,族群内部较容易跨越自身边界而作为共同体形成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比较。

在族群和民族群体中自然有精英与民众的社会分层。一般而言,精英群体“多语言”、统揽“边界”内外的能力和优势使他们比普通民众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和权力。作为知识群体,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也是国家的代表。王明珂通过民族传统服饰的穿着情况来研究羌族社会“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内部层级关系,指出“核心人群是‘进步的,但边缘人群则保持本民族传统……村寨妇女在各种社会认同的核心与边缘权力关系下成为‘传统的承载者”[45]76。同样,在当代少数民族传统符号和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并不是现代知识精英和国家干部,而往往是族群内部的“边缘人群”。就认同而言,精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体现为民族和阶层认同,而普通民众体现为民族认同。

在同一个族群内部,不同地域或分支的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是“边界”因素,其内部在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之间产生自然区隔。与此同时,族群内部通过追溯共同历史记忆,并认识产生内部差异性的原因,对认知偏差矫枉过正,较容易跨越族内“民族心理距离”。[46]而通过族际接触,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率增加,边界首先在流动的个体间打破,进而实现群体间的时空跨越。

(三)跨越边界的文化认同

文明从哪里来?文明的“边界”在哪里?关于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族群、民族、文化群体和文明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关于西方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很多构想、猜测和论证。亨廷顿(S.Huntington)认为:“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文明大量继承了早期的文明,包括最著名的古典文明,西方文明中古典遗产俯拾皆是,包括希腊哲学与理性主义、罗马法典、拉丁语以及基督教。”[47]看似整体的西方文明内部充满了隔阂、张力和“区隔”性“边界”。如美国文明有意识地将自身与欧洲和其他文明区分,美国人创造了独特的“美利坚”构想。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不是诞生于理论家的梦想,不是从苏珊·康斯坦号带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从五月花号带到普利茅斯的,它来自美国的森林,每当它接触到新的边疆的时候都会获得新的力量”[48]。当然,这样的“边界”构想很快被后来的欧洲与美国一体化以及有关“西方”的概念所覆盖。

在多民族国家中央与地方、核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均有机会在时代的舞台上得以展示,而这些逐步被认识的文化又都是中国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更大一点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既然均是关于人的文化,共性总大于差异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以文化共性为情感交流的纽带,突破对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既有利于尊重差异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也有利于增进彼此的认同,丰富和升华中华文化。比如在蒙古族的文化认同里,将传统游牧文明的起源与蒙古高原深处古老的“额尔古涅昆”山林和“额尔古纳”河联系起来,赞美和彰显其游牧经济与草原文明的独特性和神圣性。“这种族群之间看得见的,文化或认同上有象征意义的边界将不同族群区别开来。”[49]67而与此同时,在蒙古地区还有多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记载、神化故事、日常生活实践和艺术形式。例如“爬山调”(“蒙汉调”)、“二人台”等戏曲艺术的多文化一体性特征;蒙古族民间的说唱艺术“乌力格尔”(以中原故事为主)的跨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取向;与之相似的是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的复合文化认同及其背后的阶段性流变。[50]也就是说,民族之间如果可以对各自文化权利或文化习俗做出一部分让渡,族际边界是柔软的。[51]

所有的文化都不是静态、被动的,而是极其灵动、高度理性和善于博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途径是通过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联系起民族团结的积极纽带,这就要求不同民族之间有“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跨文化能力是指在掌握语言的起源、价值观、规范、经验和行为法则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共同意义和体验的能力。[52]跨文化能力要求适当调节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张力,避免民族焦虑感的增长。族群跨文化能力有助于形成族群间的理解、对话和接受,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四)跨越边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现代“民族—国家”是血缘性民族与政治性国家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边界也是政治工具,如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边界,其作为德国国内的政治工具,是国家再统一的需要。[53]英国对待边界的务实是其与欧盟脱离的重要因素,英国脱欧与其对国际移民的接受程度以及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不可分割。而作为政治工具,美国每一届总统竞选中,竞选人关于移民、边境和少数族裔的立场都影响着选票。

我国在元明清已进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54]108但国家建构的想象在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重大波动。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人对内部与外部民族“边界”进行反思性辩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对哪个民族应是主体和核心的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强烈的内部“边界”与阶层、阶序态度。当时,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杨度认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37]373~374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主张建立“单一民族”(mono-ethnic)国家的“激进派”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族群和民族一时成为国家内部重要“边界”,随后出现了关于汉与满蒙回等其他族群之间族源问题的多次激烈讨论。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发了各民族国民“救亡”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凡是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成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主张。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族群和民族“边界”淡化,外部“边界”得以加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双向挑战的背景下,现代国家体系遭到了“边界”概念的反思性冲击,进而出现了现代国家话语危机甚至认同危机。例如,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美国的‘新清史把清史不仅仅看作中国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是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强调边缘的意义,调整大清帝国内部汉族本部和周边异族的重要性。这些理论、观念和角度,其实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和认同究竟如何这样一些问题。”[55]

与传统帝国或城邦不同,现代国家外部“边界”清晰,以往帝国时代含糊的、带有自然属性的土地被现代国家主权“领土”置换。因此,“边界”的意义有了“民族—国家”政治高度。随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和中国国内社会问题的显现,在国家制度层面和学术领域,都需进一步论证边界和边界治理问题。例如,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尤其“发现四夷”的历史写作与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中有意识地纳入、参考和重视民族间连接的纽带和桥梁。方法论上的“水中游的活鱼”式(葛兆光)和“赤脚踩石”式(王明珂)的体会、理解和解释应成为社会群体、民族、文化“边界”研究的新趋向。因为,与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一样,“边界”也在不断流动和变迁的过程中,期间民族关系、资源获取、与主流文化接触等都是边界伸缩的因素。有学者曾对“边界之内是民族史,边界以外就是中外关系史,在核心地区是‘内地,靠边儿上的是‘边疆”[55]的传统视角和观念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如果谈历史,边缘和中心不要过于固定化,不要用现代国家来倒推历史,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过程中看中国疆域的变迁”[55],且主张“说古代的时候我用‘疆域这个词,但是讲现代的时候我用的是‘领土这个词,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55]。由此,在關于现代国家叙述中,对历史上不同朝代“边界”与当今国家“边界”之间的重叠性问题进行了争论,这对现代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边界”的反思性解释打开了新的意义构想空间。

族群、民族与国家的“边界”不仅有区隔性和自我保护功能,也在政治、经济和情感交流中发挥着纽带作用。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共同体都具有复合性,其中或重叠或交错的边界的变动无疑会对边界两端群体带来影响,群体间的协作、协同有利于边界正功能的发挥和破坏性的降低。但是,协同不是“去异”,也不是“平行”,而要以国家统一为原则,[56]包容多元、建立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边界”,是中华各民族成员前所未有地超越与相互跨越的“边界”。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有利于塑造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

除了族群起源、族内和族际关系、社会实践与行动中跨越“边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想,我们也可以做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构想。也就是说,在多民族研究中寻找不同学科与“边界”相关的知识、概念和跨学科认知体系,利用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进一步解释和分析“边界”内外关系及边界的纽带作用,在传统理论与概念体系基础上解释和发展“边界”的属性和功能。

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天然存在地理历史的客观“边界”,这一边界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商业贸易、文化与日常生活。国与国、国家内部“边界”在博弈论看来,“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因此,学者们自然将这一现象与国家边界联系起来,认为是‘边界效应造成了这一现象”。[57]这是经济学所建立的“边界”意义。人文地理研究同样关注“边界”在宏观和微观空间的意义,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把景观分为政治、栖居和乡土景观,认为“把景观视为空间组织,探究这些空间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以及他们创造和改变空间的过程”[58]212才可以理解景观。包括“边界”在内的不同景观都有国家力量的存在,而乡土景观有机动性和嬗变性的核心特征。[58]213西方城市规划的研究中,有很多民族视角的介入,如研究人口背景与城市结构的关系。[59]也有学者注意到民族研究中对“心理现象”的忽视,提出引入心理学视角可以增进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理论认识,亦能为两种认同关系调谐提供诸多政策启示。[60]

总之,边界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肯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群”“他群”观念与认同的同时,不同学科、知识与方法需要为“边界”研究提供支撑,特别是民族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专业知识和理论思考能够为族源、民族国家及其特定历史提供自我与他者相关的“集体记忆”和有关“边界”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依据,丰富“边界”构想,增强群体间的理解和社会群体认同感的建构。由于民族与边界的研究是关于人的研究,因此,在跨学科研究中,要避免受制于族源、族系,在价值取向上,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结 语

边界跨越是正确处理多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一个实践路径,是对“边界”与多民族关系研究的新思考。我国有关“边界”概念依然多居于地理历史认知和“边疆”等概念的探讨,而族群关系是一个出现、持续和变迁的过程,[61]86每个阶段的“边界”都有不同。族群关系在微观层面,更有暂时性和流动性等特征,相应研究还有待深入。

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乏“边界”符号,但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作外部最大的“边界”,即认同的最高层次,将中国境内多民族之间的经济生活、文化认同与风俗事象“差异”看作内部“边界”,逻辑上内部“边界”构成、编织和支撑外部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外部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为内部“边界”提供稳定的制度、福利和认同保障,这样,内部多元、相互嵌入,外部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网自然生成,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化背景下,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机会增强,交往空间发生变化,边界形式也随之变化,实现民族交融在于各民族彼此的包容性以及跨越边界的可能性,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各民族的适应能力有差别,其中有遗传因素,也与世世代代的际遇有关。[62]85因此,边界跨越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审时度势,循序渐进。

在民族、族源、文化与文明、学科等方面的边界跨越,可以丰富对边界的研究,促进民族研究跨学科、跨专业的对话、互动和沟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一些新的学科话语与认同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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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CROSS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ei Xia,Hao Yam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the largest external boundary,that is,the highest level of identification. The economic life,cultural identification,and customs and event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form the mutually connective chains,and the difference parts can be regarded as flexible internal boundaries that can be crossed inter-ethnically.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emphasizes correctly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and boundary crossing is one way to deal with the twos. Defining the boundary of ethnic groups and exploring and expanding the possibility of boundary crossing so as to reduce the tension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is conducive to the recognition of integration. Ethnic origin,history,and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re the core elements in the boundary system. Through the examination,reflection,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elements,this paper conceptualizes and analyzes boundary crossing from several aspects as ethnic origin and the boundary cross of ethnicity,the difference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community,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boundary crossing,the boundary crossing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in the hope of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Ethnic study;boundary;Chinese nation community;boundary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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