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逾，谢慧玲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彼岸之思：走出西方叙事学的光环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大规模涌入中国，叙事学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重要分支随即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叙事学发端于20 世纪60 年代的法国，在经历了英、美等国家多重理论旅行后，于20 世纪80 年代被译介到中国。1979 年，学者袁可嘉先生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首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西方叙事学理论，于《世界文学》发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此后张隆溪、赵毅衡、申丹等学者先后撰写出版《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专著，全面介绍西方叙事理论，从最初的概念及观点辨析到其后经典向后经典的转向，研究者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不断深入和完善，为中国学界打开了一扇新知的大门。

然而短暂的欣喜后，中国学界陷入了深重的焦虑。正如赵毅衡所言：“中国人到西方是去做学生的，西方人到中国却是做先生的。”［1］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过于习惯附和西方权威，停留在拿来和化用的阶段。当中国文论逐渐被大量西方话语裹挟，被迫陷入“失语”的境地时，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西方文论本土化”的紧迫性，提出必须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诗学。

有感于此，王瑛教授十余年来孜孜不倦地跋涉在叙事学研究之途上，矻矻前行。其代表作《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出版。该书融汇著者多年来研究的心血，详尽地考察了在叙事学中国的际遇、特点、风貌，提出了构建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和方法，为国内叙事学“研究之研究”铺下坚实的基石。作为国内首部考察中国叙事学轨迹的理论著作，该书填补了此前对叙事学进程本身研究的空白。

本书认为叙事学本土化，既要摆脱对西方叙事学权威学者的依赖性，又要警惕文化焦虑的心态，人为设置中西对立抗衡的学术壁垒，在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内转圈，只会遮蔽更多的叙事学方向的可能性。因此，著者立足于本土经验，着眼于中西比较。她指出，我们要解决什么是“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关键要从西方叙事学入手，只有廓清“中国”与“西方”叙事学的关系，充分辨析比较两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差异（如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读者阅读习惯等），才能更好地吸纳源自西方的叙事学。尽管文化的异质性不能避免，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西叙事文学作为记录人类认识与体验的方式，二者必然存在着共通之处。而其共通性在本土化的境遇下，则主要表现为对西方叙事学有选择性地加以利用，即将适用于中国语境，可以阐释中国文学实践的批评范式，在“拿来”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和改造，真正打破西方叙事学的光环，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学派特色的叙事学。

二、深海采珠：探寻中国叙事学的可能性

本书考察了1979 年至2015 年近四十年中国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充分展示了作者具备过人的学术史意识、问题意识、学术勇气以及深厚的理论洞察力为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学术任务，恐怕很难。著者始终带着一种探究式的学术精神，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向中国叙事学的深层掘进。书中所提出的富有前沿性、代表性的问题不仅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了价值参考，更为中国叙事学的良性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全书围绕着作者本人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去剖析和解答当下建构中国叙事学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这四大问题是：一、何为中国叙事学的本土化？中国叙事学本土化之路如何？二、叙事学研究在中国有何特色？三、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叙事学本土化进程是否可以有一个可以描述的相对清晰的时间表？四、叙事学本土化对叙事学学科以及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有何价值和意义？做学术研究，发现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作者此种不断追问的探究式治学之道，是她能够做到将史的梳理与专题探讨完美结合起来的不二法门。

著者执笔疾书，采深海之珠，不断向叙事学的深层领域掘进，遴选出了几条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新路径。“构建叙事诗学新方向”一章，详尽列举了近四十年来国内学者所提出的富有代表性且有别于西方叙事的五个新方向：一是以申丹为代表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的叙事学；二是以谭君强为代表的审美文化叙事学与比较叙事学；三是以龙迪勇为代表的空间叙事学；四是以赵毅衡为代表的广义叙述学；五是以凌逾为代表的跨媒介叙事学。作者高度肯定这些学者将个人研究经验和视野与国内的叙事实践融合起来，为构建中国叙事学提供了诸多生长点。如学者申丹的叙事学文体学融合的叙事学注重中西理论的完美融合。谭君强从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探寻对象及方法上的审美性，从中西比较中突显中国气质的新路径，此二者皆具实践价值。学者龙迪勇一反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叙事研究传统，将目光投射到被忽视的空间领域，昭示着中国空间叙事理论的可能性。赵毅衡将叙事学的中心从文本转向“人”，把叙事学从外在的形式转向对人的研究，将虚构的叙事投入到现实领域，理论因此有了人性关怀的温度。凌逾主张打破叙事边界，尤其是身处媒介时代，面对叙事所呈现出的交叉互联姿态，研究者更应秉持兼容并包的态度，尽可能融合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影视等其他艺术领域，走出文学的狭小天地，为文学叙事注入全新的活力与生机。

同时，作者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上述学者既有理论所存在的无力感与局限性。比如叙事学与文体学结合的路径虽然可行，但实践应用却并不广泛。

对于文字，著者始终怀揣着一颗敬畏之心，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其蕴含着生命密码的诗句上，还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而方法论的拓展正是目前中国叙事学研究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之一。纵观全书，著者所采用的一系列研究方法诸如“历史研究”“整体考察与个案研究研究相结合”及“比较研究”等都十分具有参考价值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她惯于将“细读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既要看见近四十年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森林，更要看清森林里的树。在常人的印象中，“细读法”通常都用来研究和解读文学作品，然而著者却认为它对分析理论文章大有裨益，“因为理论文字也一样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一样体现了作者的精神和气质，一样需要作者殚精竭虑……理论文字不仅是刻苦攻读、理论思维的结果，也是作者的情感文字，蕴含着作者的满腔热血和深厚情感。只有细读文本，方能体悟，方能洞彻，方能评价。”［2］5本书几乎集聚了老中青三代叙事学研究者的身影，如杨义、董乃斌、傅修延、陈平原、赵炎秋、董小英、徐岱、胡亚敏、张世君、林岗、高小康、王彬等等，其研究面之广、难度之深可想而知。可作者十分清楚如若不结合文本去谈叙事学，必会沦为空谈。因此她选择将文本细读作为评价各家论著得失利弊的基础，其学术之用心可见一斑。

我们在这里行的可以体悟作者学术研究态度之细致、严谨与纯粹，窥见其人内在的学术品格与精神境界，洞悉其背后的学术目标与追求。正如她在后记里写道：“我总想把基础打得扎实更扎实些，希望写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骄傲的、有尊严的、不辜负恩师的。”这本是学术研究该有的面貌，然而在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著者的治学之道便愈发显得难能可贵。

三、立足本土：实现从拿来到创造的转向

西方叙事学本土化，这个词语本身就包含了对话的两极：西方和本土。只有本土足够强大，我们才有能力与西方对话，展开对话的过程才能平等，而不是师生之间的授与受［2］141。“中国传统叙事理论钩沉”一章正是著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她认为，有西方留学经历的傅修延完美地诠释了“向西方学习又回到东方”的治学理路，堪称叙事学本土化之典范。早在20 世纪末，傅修延就出版了《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该著作紧扣“言”和“事”两大基本叙事要素，以翔实史料，耙梳和整理我国叙事学传统的形成过程。著者在书中指出傅修延对叙事学本土化的意义有三：确立我国叙事传统形成的时间——先秦；表明中国叙事理论应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道路；对“叙事”的理解是进入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核心所在。此三者均可为西方叙事学本土化可资借鉴的参照。

此外，著者还探讨了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提出的“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方法论，肯定其以民族历史文化原点，杂糅古今各种文体，并融合中西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且富于现代化的叙事学体系。与此同时，针对学界对杨义的著作到底是文化学著作还是叙事学著作的问题，作者给出了她的回答：叙事之技是为文化之道存在的，是文化的某种密码形态……无论其中是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叙事学，还是从叙事学的角度阐述文化特征，《中国叙事学》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阐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著者这一评价公允且客观，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其实充当了一座桥梁，启示读者站在更为全面宽广的角度去看待杨义的叙事理论。

回望传统，中国叙事学方能显其独特风姿；凝眸当下，中国叙事学方有意义。基于此，著者在“现代汉语叙事的实践和经验”一章中提出了个人对于建构中国叙事学的独到见解，她选择了当代文学中深具反叛性与颠覆性的先锋小说作为研究个案，对先锋作家笔下波诡云谲的时间处理，符号化的人物塑造以及变异性的语言表达都进行详尽阐释。她分析韩东《反标》中的“反动标语”是因为作者对时间进行了肢解，将其切割成碎片，才使得故事扑朔迷离，犹如穿不透的迷雾；而孙甘露的《夜晚的语言》则依托梦境的幻觉描写，甚至是梦中梦的形式，将时间叙述无限延伸。据此，笔者指出，相较于传统小说文本，先锋小说的人物均退居至边缘地带，不再是小说的中心，也不再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当先锋小说的时间被割裂，人物被放逐，语言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先锋作家叙述的中心。著者以格非《谜语》作为范例，点明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谜底，作家一方面用谜语制造空白，一方面则凭借谜语以空白的方式去填补空白，使得故事中的“我”及文本之外的读者都处于迷糊状态，呈现出叙事技巧的巨大魅力。此外，她还专门以李洱的小说《花腔》为例，着重考察了现代汉语叙事中“叙意识”的觉醒，并将叙述者作为观察的视角，对叙意识凸显下的叙述者特征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既需要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更需要中国自身经验的支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参照借鉴异域理论的过程中，发掘自身传统与当下创作实践所蕴含的思想特性，并以此作为中国叙事学的核心，唯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实现从拿来到创造的转向，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一如江守义所言：“对于西方的理论，我们要‘跳进去’再‘跳出来’，立足中国的土壤，发挥中国学术期刊的力量，并持之以恒，让西方理论真正为中国所用。”［3］

毫无疑问的是，该著作的出版不仅为叙事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健康发展和本土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同时也为其他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探讨与经验借鉴。然而不论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抑或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都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作为一门学科的叙事学还在路上，并且未来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叙事学本土化的不断生成性及所涉工程量之浩大，绝非一己之力所能抵达之事。王瑛教授在书中一再感慨叙事学研究之复杂而参与其中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因此她也一再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真诚地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善于独立思考且敢于迎难而上的学者一道，勇于打破西方权威叙事学家的光环，立足本土，融贯中西，在借鉴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合力开拓出更加富有创造性和价值的中国叙事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