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昌祥

（广西农业科学院，南宁530007）

今年元月《中国稻米》2021 年新年寄语，提到将编辑出版“百年变迁：稻米，从为了吃饭到粮安基石”专辑，本人感受颇深。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70 多年了，与稻米直接打交道也已经50 多年了，虽没有完全吻合这个变迁的百年，但是所见所闻，亲历亲为，深知这个“百年”的艰辛和伟大。

1 艰辛发展路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 周年。中国稻米百年发展历程，必然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各种努力分不开。当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的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就是要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打土豪分田地，让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始目标之一。分到了土地的亿万农民，经过后来合作社，集体化，再到废除几千年的地税制，农民不再交公粮，也不再实行“统购统销”，放开了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在内的粮食市场，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到今天，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了保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排除了“无粮不稳”的后顾之忧，奔小康，实现民族振兴。在“十四五”新征程开始之际，国家把种子行业提升到了战略高点，种子是农作物的“芯片”，中国只有掌握了自己的种子和种业，粮食安全才能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印度是世界上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第二，但是我们的总产比印度多，单产比印度高很多。我多次到过印度，第一次是1992 年和袁隆平一起，最后一次是2019 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水稻科研和生产的水平相差不大，但现在差距很大。印度国家级水稻研究所DRR 设备设施破旧不堪，田间试验水平低下。邦（省级）农业大学和我们的省级农业大学更没法比。我国在过去30 年间水稻科研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2 稻米人类两相依

长辈告诉我，由于母乳的不足，我从小就喝米汤、吃米糊糊，我的血液里打小就有了稻米的成分。1960年前后，天灾人祸，国家遇到了饥荒年，我吃过米糠榨油之后的糠饼，还有“瓜菜代”的主食，得过水肿病。

粮食，稻米，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除了稻米，我童年时代，见过、用过、住过稻草盖的房子、做成的床垫、草鞋、草绳、草纸、米糠油、米酒、米糕、稻壳燃料，甚至擦牙灰——乡下用它替代牙膏清洁牙齿。现在年轻一代大概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些了。

人类的祖先成功将野生稻驯化成了栽培稻。祖先们为何选择颗粒细小、难种、难收、难加工的水稻作为他们的主食，不得而知。但是，浙江河姆渡等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7 000~10 000 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栽培水稻，以稻米为生，后来通过各种途径，将水稻传播到了大江南北、世界各地。我到过一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博物馆，陈列最多的也是与水稻有关的实物和史料，这充分证明，人类文明与水稻息息相关。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人以水稻为生，全球水稻种植面积约为1.67 亿hm2，中国2020 年水稻播种面积约为3000万hm2[1]。

我们的祖先，通过田间辛苦的劳作实践，积累了聪明智慧，也就有了自然加人工选择，使得水稻的品种多样化以适应人们的不同需求。有了水稻、旱稻，粳稻、籼稻，糯稻、粘稻之分。有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粒型，不同的熟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稻种资源。

3 稻米改良科技领先

但是，提高生产力的要素，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还要有科学技术和生产者技能的提高。中国近现代采用杂交改良水稻品种可以说是从丁颖先生开始的。丁颖在1929 年就育成了水稻新品种，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践”“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论著，被人们称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他的这些著作，可以称之为水稻研究的“圣经”。

1959 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黄耀祥团队通过人工杂交培育成了我国大陆第一个水稻矮秆品种广场矮并广泛推广，使稻谷增产20%~30%，比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第一个矮秆品种IR8 早了7 年。只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未进行对外宣传和推广，所以名气没有IR8 大。

1964 年，湖南安江农校的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开始了水稻杂种优势的研究，1970 年发现野败不育系，1973 年完成三系配套，1976 年成功将杂交水稻应用于生产。这是中国水稻科研的又一个世界领先。

我国水稻产量迅速提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对于稻米品质的改良，虽是同步发展，但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很多，关键那时以“先吃饱肚子”为优先考虑。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市场需求迫使我们从育种、栽培、加工各个环节来提高稻米的品质。上世纪60 年代，粮食凭证（票）供应，但常混杂有砂石、霉变米粒，粗加工的标一、标二米在杂交水稻推广前才退出市场。记得那个年代，居民们都是拎着米袋子到粮店排队买米，印着一个硕大“粮”字的大麻袋，装着百十来斤大米，都是由搬运工人肩扛着从车上搬进粮店。

现在小包装、精加工的大米成了我国市场的主流，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优质米标准的制定出台，外观品质、食味品质、营养品质成了消费者的选项。中国人世世代代吃的稻米，今天完全改观，与育种者、栽培者、加工者的努力分不开。今后，不同的营养成分和口味，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的各种功能型稻米，都将陆续问世上市。中国各种优质稻米将会与泰国香米、巴斯马蒂米、日本粳米展开竞争，争占国际市场。

4 国际合作相得益彰

水稻不属于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民族，它属于全人类。提升水稻生产力，离不开全球合作。中国在矮秆化育种、杂种优势利用、转基因育种、全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 世纪，我们国家一直是水稻生产大国，但不是强国。那时，印度、日本、泰国等国家在水稻育种和生产上，都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派出了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去帮助水稻生产更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我国水稻科技人员的足迹遍布亚非拉，使得这些国家的水稻生产得以提升。不过当时大多数的水稻援外项目，还是以栽培技术输出为主，用以提升稻谷产量，真正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很少。

反而是，我们打开国门之后发现，我们国家的水稻科研在某些方面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了不少，于是，国家组织科研人员奋起直追，派出大量的科技人员到日本、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起初的时候，由于大部分科研人员英语较差，只好派出一些英语较好的高级人才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举办的初级培训班，如“GEU（遗传评价与利用）”和“INSFFER（国际水稻土壤肥力和肥料评价）”学习，从学习内容来看，并不复杂，重要的是让我们学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方法，发现了我们的差距与优势[2]。之后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学习的人数逐步增多，其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我国水稻科研骨干和中坚力量，有些还成为院士级科学家。我本人也是受益者，前后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工作多次，累计达到7年多时间。成立于1960 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对我国水稻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国家的种质资源库也是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帮助下建立的，现在保存的包括水稻在内的各种农作物种质资源52 万份，位居世界第二。

5 中国稻米开始领跑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都有几千年的种稻史，都是稻米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上个世纪，印度的水稻科研领先于中国，在国际水稻研究所成立后的前期，印度科学家在国际水稻研究所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在国际水稻研究所为数不多的高级科学家多来自台湾，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之一的马保之也是来自台湾。直到中菲建交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与国际水稻研究所才开始交往，许多早期派遣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去学习的研究人员，大多师从印度科学家，少数师从台湾去的中国科学家。

印度现代水稻育种开始于20 世纪初，它的第一个水稻育种站1912 年建立于泰米尔邦，我去那里参观过2 次。2012 年应邀去参加了该站建站100 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必须承认，印度有一些世界级的水稻科研人员，他们的人才队伍和育种体系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影响的，加上英语普及，他们在国际上发表的文章也很多和有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水稻研发加速，陆续产生了一些世界级的水稻科学家。现在我们国家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投身到水稻科研中，硕士、博士比比皆是，专家、院士层出不穷，为我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藏粮于民、藏粮于技”，关键还是在人才。中国现在已经可以系统性地引领全球水稻研发，主要还是得益于人才队伍的壮大。

中国在杂交水稻育种，稻种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水稻抗性转基因育种，水稻全基因组测序，耐盐碱水稻育种，功能水稻育种和稻米商品化，水稻智能化无人种植体系，水稻智能化育种等方面已经开始领跑。例如，1970 年前后的杂交水稻突破，2002 年在Science 杂志上发布的水稻（籼稻）全基因组测序，这是继人类基因组测序后的又一巨大成就。

中国水稻科研生产的翻身仗是发生在20 世纪和21 世纪之交，这里有几个里程碑事情发生：一是中国水稻研究所成立，该所是第一个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1981 年6 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杭州成立，1989 年落成；二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建立，该研究中心成立于1984 年6 月，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以杂交水稻研究为主的研究所，1995 年科技部以其为依托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这以前，我们国家未建有国家级水稻研究所，连东南亚一些小国都不如。两所的诞生，在中国稻米史上意义非凡。

6 百年稻路有我足迹

能见证和经历我国水稻百年发展历程，就是一种机缘。而我则有50 多年时间直接参与了其中。从1947年出生，喝上了米汤，吃上了米糊糊，以稻米为主食，后来一直以水稻研究为主业，感到荣幸和自豪。

1968 年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湖南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即便是“鱼米之乡”的湖南，也有稻米不足养活农民的穷困地方。我开始和当地农民一起种稻劳作，我学会并提高了种稻技术，村民们推举我当农技员，去其他村庄指导种稻，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1973 年被推荐到了湖南农学院学习，1976 年毕业后分配到了湖南省水稻研究所，从事稻种资源研究。1978—1980 年连续3 次参加了国家组织的“全国（云南）稻种资源考”，走进了稻种资源王国，认识了水稻界的一些泰斗级科学家，如俞履圻、程侃声、周太初等，也交结了很多后来长期共事的同行。

接下来，就是国家公派去国际水稻研究所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对全球水稻的发展、对先进的水稻研究手段有了深刻了解，并有幸成为世界级水稻遗传学家张德慈的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不久，1984 年成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助手，学习、管理杂交水稻的研发，直到如今还在业内。

从1979 年5 月我写的“稻史漫话”（上下集）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得到好评，到1988 年由我主编的《杂交稻生产技术》一书的（农业出版社）出版，再到后来参与编写的几本杂交水稻英文书籍在国际上出版。从1981 年第一次给“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的多国学员授课，之后30 多年，在国内外给数千名各国学员上过课。从1992 年首次和袁隆平一起到印度开始，到2019 年为止，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先后到亚非拉20 多个国家指导杂交水稻技术。从受命筹备到1986年10 月首届杂交水稻国际会议在中国长沙的成功召开，接下来的多次组织和参加水稻方面的国际会议，为我国杂交水稻技术“造福世界人民”做了一点贡献。

对我而言，100 年很长，70 年也不短，看到祖国从危亡中诞生，在羸弱中成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正在成为世界强国，我深感自豪。中国水稻经历百年，产量、质量都得到了质的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粮食安全基础，汗水没白流，努力有结果，作为水稻研究人，值得骄傲。

我鬓已白，眼也花，新的征程，要靠年轻人。正如开国领袖描述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稻米路漫漫，更多惊喜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