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强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510641）

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是反思西方国家现代化合理性问题的重要成果。他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表现，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危害，提出要以一种新的理性超越经济理性，才能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在对现实的批判与未来的建构中，其萌生了生态理性之思想。局限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们在看待经济理性批判思想时，一定要立足中国实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发挥经济理性的正面效应，又要以生态理性为导向，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一、高兹《经济理性批判》的逻辑脉络

（一）溯因：当前危机因何而起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的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正经历的并非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正面临着建立在现代性基础前提上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的危机不是理性的危机而是到目前为止一直追求的（日渐显现的）现代化过程中非理性动机带来的危机。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过程已陷入绝境，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头再来，而是将现代化本身加以现代化，自反地包含在自身发展的范围之内：使理性本身加以合理化”[1]。他强调解决的方法不是要回到现代化之前重新出发，而是要“界定领域”。高兹认为，界定领域就是界定“何可以合理化”（what can be rationalized）的领域，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划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最终将问题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理性[1]。

（二）析因：经济理性有何表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表现为符合三方面的原则。第一，“计算与核算”（counting and calculating）原则。高兹提出，“经济的合理化起始于计算与核算。只要不受它们影响，人类活动就远离经济理性的支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我能养活我的家人、我的驴和两头山羊，只要能在邻近森林获取木材，只要能在厨房中砍柴取暖、烧柴做饭，那我的劳作就不受经济理性影响”[1]。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合理安排生产、提高效率，“计算与核算”成为制约劳动的重要原则。第二，“追求效率”原则。“计算与核算”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效率、保证效率，在效率支配下，工人为了生存而服从安排。“我的活动将由核算的函数所决定，而不会考虑我本人的偏好或喜爱。即便他们将我的工作技术化，对其制定严格要求，将其转化为零工，我也只能迎合这种提高工作效率的技术创新。”[1]第三，“更多更好”原则。在前者推动下，“生产领域的原则从原来‘足够即可’（enough is enough）转变为‘更多更好’（the more the better）。替代‘足够即可’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即利润的尺度，从而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赚取的钱财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个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与效能：更多胜过更少，钱赚得多的人胜过钱赚得少的人。”[1]

（三）恶果：经济理性有何危害

第一，高兹借用了马克思的观点说明经济理性造成工人的“非人化”。他指出，“在自然系统控制与人类自我创生之间的直接中介便是无产阶级，他们是‘生长迟缓’和‘肢体残缺’、被自身劳动所愚戏、被等级制度所压迫、被他们服务的机器所统治的阶级”[1]。无产阶级成为遭受奴役、不健全的阶级。第二，他还根据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和理性”的批判，得出经济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论。“日常生活文化的没落与文化、生活关联性的缺失，使其遭到‘专家政治’的渗透，成为特定专业知识组织下的‘生活世界的殖民’。‘通信工具’消解了自我调节的生活世界的再现。建立在达成理解的自由辩论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沟通交流以及社会共同规范的发展陷入了危机当中。”[1]第三，高兹经过进一步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奴役阶级”（a servile class）。他指出，虽然当今奴役阶级的存在比不上富人雇佣家仆时期的奴役阶级明显，二者不同点在于，如今的奴役阶级是工业化、社会化的产物，他们受雇于大型劳动力服务企业。伴随着社会分化，越来越多新“奴役阶级”为精英服务。[1]

（四）批判：经济理性如何超越

高兹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理性超过了自身的界限，主导并支配一切，经济理性的盛行引发社会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突破经济理性的桎梏，超越经济理性，建立一种新的理性，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使现代化按照新的理性来运行。第一，要隔断“更多”与“更好”的联系，追求“更多更好”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遵循的经济理性中的金科玉律，要是打破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意味着打开了经济理性的突破口。“尤其是当他们发现更多与更好并无必然关联，收入与消费更多并不意味着能过更好的日子，从而明白到可能会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需求的时候，才能逃离经济理性的魔爪。这些需求既重要又危险，对雇佣者、社会体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是极大的挑战。”[1]第二，解放人的劳动，不仅让人的闲暇时间压倒劳动时间，而且使劳动成为人的自主行为，在劳动之外与劳动之内实现人的自由发展[2]。为解决新“奴役阶级”为少数精英服务的情况，他提出“劳动少些而使人人都能劳动”（working less so everyone can work）的办法，即令劳动时间减少，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劳动的过程中。在他看来，“从劳动中获得解放和‘劳动少些而使人人都能劳动’的理念，归根到底是工人运动抗争之初心”[1]。

二、高兹《经济理性批判》的思想评析

（一）贡献

第一，深刻批判经济理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批判的视野。高兹将经济理性理解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认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事劳动的人受到经济理性的戕害而“非人化”。在严格的计算原则支配下，生活世界“殖民化”，人们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维运作的机器。此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出现了新的“奴隶阶级”。一部分人从经济活动中被边缘化，而仅有少数精英从事劳动，前者被迫为后者服务。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经济理性的膨胀会造成过度的生产、过度的浪费，最终会走向生态失衡，导致生态危机。高兹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基础上，以批判经济理性的视角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探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也为认识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重要视角。

第二，萌发一种新的理性，体现了对优质生活环境与人的自由发展追求的现实关照。高兹认为，走出现代化的危机，必须以一种新的理性从两个层面超越经济理性。第一个层面是物质层面，他倡导建立起一种将“更少”与“更好”相结合的理性，突破“更多更好”经济理性的支配，在发展生产、满足需求与保护生态中寻求平衡。比如生产更多耐用品或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生产更多的但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东西。[2]第二个层面是精神层面，他提出要使劳动从经济理性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的自主性行为，使人充分享有自由时间从事娱乐、游戏、欣赏等活动，实现向“文化社会”的过渡。高兹描绘了一种“更少更好”、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理性，提出以这种理性超越经济理性，祈求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危机。

（二）局限

第一，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高兹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利润动机，另一方面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他从批判经济理性的视角，揭示了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只有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来指引社会生产与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剖析，没有认识到经济理性背后依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之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具有扩张性的制度，生产的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达成目的就必须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剧对工人的剥削与自然资源的利用。资本增殖的无穷欲望必然导致国内环境问题，在内在利润追逐动力与外在自然环境压力的博弈下，资本家只能规避生态成本。他们凭借国家先发经济优势与雄厚军事实力，通过“掠夺”的方式以廉价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资源，经国内深加工后又再将制成品以高价卖出去，或者将国内能耗较大、污染较重的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其目的只是尽可能降低成本，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绝非保护生态。生态理性追求生态效益的最优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利润至上的追求是相悖的。所以，在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使“唯利是图”的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的“善良意志”，只能是一种空想。[3]

第二，部分设想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例如，高兹倡导“劳动少些、生活好些”，提出工人自己管理自己工作时间的设想，渴望实现从时间的自我管理向生活的自我管理转变。“一千小时的年工作制可以分为每星期工作二十小时，在两天半内完成，或者每月工作十天，又或者每年工作二十五周，再或者两年内工作十个月。工作时间也可以定义为人一辈子完成的工作量，假设一个人一生可以工作两万到三万小时，他们将会在五十年限期内完成某项工作，并保证他们一生中都能获得每年一千六百小时工作量的工资。”[1]设想十分美好，但是不具备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也没能对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提出可行的变革措施，更没有找到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只能构筑在理论的“乌托邦”中，弥漫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

第三，对经济理性认识存在矫枉过正。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局限，他对经济理性的批判是建立于西方国家高度现代化发展阶段之上，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理性的过分膨胀，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而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归因于经济理性，着重揭露经济理性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经济理性在促进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高兹《经济理性批判》的当代审视

（一）正视经济理性对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经济理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但不能否认它对现代化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涵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都离不开经济理性发挥的作用。鉴于此，我们不能绝对地推崇或否定经济理性，必须正视经济理性的作用。

经济理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待经济理性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资本，一切生产活动、对外扩张行为无不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经济理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理性只不过是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之一，而绝非目的。第二，运行逻辑存在差异。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只是单纯的资本逻辑，以资本为核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实行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并重的方式，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类资本优势，拉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发挥劳动者生产潜力的同时，重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促使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保持和睦关系。[4]

（二）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过程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共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呈现繁荣向上的发展态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由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过度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导致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大气污染、水质恶化等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实现经济社会的生态转向刻不容缓。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以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使生态理性成为现代化的新理性的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最终使生态理性主导经济理性，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价值使然。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以生态理性主导经济理性的模式并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在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制约因素。如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较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较早，而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缓慢，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依赖性强；人们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盲目攀比、盲从潮流、铺张浪费等行为加剧资源危机；过度砍伐、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等行为破坏生态平衡，还招致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人口基数大，随着人口增长将进一步加速资源消耗；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有待加强，等等[5]。在现实的困境与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需要找准现代化的航向，既要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前，我们在借鉴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时，必须具备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国情，清楚地认识到高兹对经济理性的批判是发轫于西方国家高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绝不能盲目照搬。我们既要正视经济理性的动力作用，又要重视生态理性的引领作用，把握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内在耦合、辩证统一。

第一，要合理利用与限制经济理性，发挥经济理性的正面效应。一方面，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经济活动中一切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既要正确看待与发展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激活民营资本的创造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又要适当限制与驾驭资本，将资本限定于经济领域，使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最大限度降低负面效应。只有在合理利用与适当限制经济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才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6]

第二，要以生态理性为导向，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必须树立与生态理性相符的价值观念。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党和政府充分吸收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是生态理性价值观的基本遵循。由此，必须引导全民树立生态理性价值观，加强生态知识教育，鼓励和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培育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其次，促进生态技术的创新发展，切实提高合理利用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最后，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继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行为的惩处力度。

第三，要正确认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关系，既要发挥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引领作用，也要以经济理性反哺生态理性。在当代中国，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关系，就是“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也是富强与美丽的辩证关系，更是经济现代化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辩证关系。[7]只有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逻辑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才能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生态效益最优化。在经济现代化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对接与弥合中，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走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迈向现代化新阶段。

四、结语

基于继承与延续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高兹从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并试图探寻一条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实现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他的经济理性批判思想对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启示。唯有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有机融合，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化解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的生态困境，实现21世纪的绿色崛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