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可

（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南京210018）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是恩格斯用通俗语言系统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作为一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发展》甫一问世就极受欢迎，赢得了大量读者拥趸，尤其是在德国工人中间得到了迅速推广和普及，前三版发行了10 000册，第四版又发行了10 000册。此后，前后共用10种文字出版发行。对此，恩格斯曾有过这样评价：“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1]。《发展》得以迅速推广和普及的案例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有着诸多借鉴与启示。

一、主题的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前提

《发展》在理论宣传教育方面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其教育主题的社会主义理想具有强大的社会性，首先在于它对于人类共同社会理想的契合性。

古今中外，生存于同一地球空间的人们总是有着一些共通、共融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常见且重要的莫过于对理想社会生活的美好构想和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儒家构想了一种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大同世界”，晋代陶渊明描绘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安居乐业的“桃花源”；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托马斯·康帕内拉“太阳城”、托马斯·闵采尔“千年天国”、傅立叶“和谐的”社会、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理想的形象、具体的描述。这些社会理想，都从不同的侧面构想了一种以社会为本的社会，用我们的术语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的社会构想，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长河并根植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的价值追求。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马克思强调：“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2]。事实上，正是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天才“萌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获得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同时还应当看到，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有着鲜明的前瞻性和独创性，但其时代局限性也是非常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限于乏力的伦理批判和空洞的道德呼吁，没有深入触及社会和现实层面，缺乏必要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因而在总体上是不科学的，此所谓“空想”之所在。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解读和深刻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积极思想因素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将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到科学。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对人们价值理想的契合性，而且尤其在于它对社会生活实践的紧密关照和现实呼应。19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并日趋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趋利性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渐残酷与血腥，致使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的运动需要呼唤革命的理论，并对其进行广泛宣扬和传播，最大程度地唤醒广大工人的政治意识，进而推动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了使这一科学理论为更多的工人群众所知晓、理解并接受，他们撰写了许多著作和论文进行宣传。《发展》正是高度契合了当时欧洲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发展》一书也才得以获得如此轰动和成功。

《发展》一书的成功对于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当前我们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理论为主题的教育。鉴于此，我们应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并科学选定适当的宣传教育方式与方法，切实有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推向前进。另一方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实化。《发展》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与实践予以回应和指导的理论。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能将教育内容教条化，而应贴近并呼应人们的现实生活，根据当前的现实需要推进其时代化，以最大程度地引起受教育者的心理共鸣和认同。

二、理论的彻底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要求

恩格斯就是用《发展》这样的一本小册子，向工人阶级广泛传播了他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获得了极大成功。其奥秘何在呢？对此，从马克思的理论阐述中不难找到答案。马克思曾强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可见，《发展》一书之所以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容量而获得巨大成功，无疑是一个从具体历史细节和详尽理论枝节整体上抓住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根本的彻底的理论。

一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历史逻辑。从这本小册子的题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难看出，它有着鲜明的历史维度。正如题名所昌明的，恩格斯在文中用极为简练的语言精准而全面地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曲折发展历程。恩格斯在简要阐明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地将其指认为“空想的”社会主义。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些思想和理论的“空想性”求全责备，而是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分析。他认为，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不是因为那些思想家思想肤浅或理论水平不够，而是受制于当时“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以及“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正是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规律的支配下，那些“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尽管被冠以“天才”之名，仍不免因时代的局限而沦为脱离社会存在与现实状况的“空想”。恩格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深刻认识和公正评价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现代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客观条件而言，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日趋为社会主义的成熟与完善提供了客观基础与条件，社会主义才得以真正在社会现实的层面被提出；就理论形式而言，它（现代的社会主义——笔者注）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1]。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灵光一闪、空穴来风，而是从空想社会主义一步步深化、完善、发展来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像科学社会主义那样是基于对社会存在的深入分析进而对未来的科学预判发展而来的。鉴于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以及体系的完善，恩格斯将之指认为与“空想”相对的“科学”。在小册子的题目中，恩格斯在“空想”与“科学”两者之间巧妙地使用了“发展”二字，精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的历史进程和动态过程，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前后相继的发展图景展露无余。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善用历史辩证法，客观全面地对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分析和考察。比如，在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要充分阐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与阶段性，承认并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不足；同时还要着重强调：这些问题与不足是历史性的、暂时的，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而得以克服和解决。

另一方面，阐明了涵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逻辑。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基础出发，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及革命胜利后的社会改造”“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重大意义”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系列根本问题。恩格斯在论及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及建立过程时，还清晰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的不可或缺的三个支点，即“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①，这就既把握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又为人们展现出一个清晰、严整而又周延的理论逻辑。在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时，恩格斯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思维缜密，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水平，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空洞地说教，而应学会运用科学理论与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通过精妙的理论推导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来以理服人，使之入心入脑。

三、形式的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策略

科学理论只有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才能更有效地转化成改变世界的“物质的力量”。恩格斯在论及《反杜林论》时明确强调：“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1]为了适合于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需要对宣传材料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修改，以推进其大众化。

一方面，宣传内容的通俗化。《反杜林论》是出于与杜林这一知识精英论战的需要而写就的，其接受人群主要限于知识精英。由于其受众都是些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知识精英，因而省去了很多在学术界、理论界公认的理论常识和解释，直切主题并攻击论敌的理论要害。与其不同，《发展》出版则是向社会大众阐明并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而其宣传教育对象不仅限于知识精英，尤其包括占人数绝大多数的一般民众。这样，在《反杜林论》中那些理论界被认为是理论常识和解释，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是极为高深的理论和知识。因而，在旨在向普通民众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必须把在《反杜林论》中省去的理论常识和解释还原出来，以便于科学社会主义更多、更深入地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为此，《发展》中加入了诸多一般民众身边的真实案例来对原文进行解读和解释，以便于人们更加直观且深刻地理解。同时，恩格斯还极为重视内容表述的通俗性。通过对《发展》的深入研读不难发现，恩格斯的文风极为简明、直白和朴实，善于用清晰通俗的文字来阐明深刻复杂的道理，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来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提出观点。这就启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适当引入一些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的案例，加入一些引人入胜的情景，使复杂、晦涩的理论形象化、生动化；同时，还要切忌玩弄辞藻和故弄玄虚，着力培养并善用通俗化的表述风格，借用大众化语言来实现学术文本的浅显化与通俗化。

另一方面，宣传形式的生活化。《发展》宣传的大众化集中体现在便携性上。作为《发展》的原型，《反杜林论》是出于论战的需要而写就的，不仅有着严密的论证逻辑、厚重的学术含量，而且其内容含量也是颇为客观的，足有334页之多②，是不折不扣的一部大部头。对一般民众而言，这样一部大部头不仅在理论上过于高深，而且也不方便携带、传阅。与之相比，《发展》作为一本旨在一般民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的小册子，仅73页③，方便人们携带并传阅，因而是一种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成果。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乏理论宣传社会化的成功例子。其中土地革命时期对广大民众革命的宣传教育就是一个绝佳的典范。土地革命的理念和政策，不仅有着崇高的革命理念，同时也有着相对复杂的制度设计，对于当时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广大民众而言，理解起来无疑是相对困难的。鉴于这一状况，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提出“为要适合于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要求充分运用“图画及照片”“联锁画附加通俗解释”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方式进行宣传[4]。通过这一措施，广大群众较为深刻理解了土改政策，极大地提高了执行效率和效果。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在确保教育内容科学性的基础上，要注重并增强宣传形式的生活化。在对理论层次较低、社会经验较少的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重增强教材的可读性、讲授的生动性、课堂的互动性；在对理论层次较低、社会经验丰富的成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重与他们的工作实际、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等相结合。

综上，《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其主题的社会性、理论的彻底性以及形式的大众化。鉴于此，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加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在借鉴并吸收中外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积极实践的基础上，着力在增强其社会性、彻底性与大众化上下功夫，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①关于这部分内容，恩格斯用“两个必须”阐述：一是“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二是“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3-677.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7-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