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敬 王 静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国语学院，云南 芒市 678400）

机构是一套相对持久的、赋予个人以权力、地位和各种资源的社会关系。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机构会赋予言者以权威来实现其话语宣称实施的行为。[1]因此，机构话语传达不仅是言者本身的意图，更是其所代表的机构的意图。van Dijk[2]认为，大部分现代的、更有效力的权力具有认知性，通过说服、干预和其它策略来改变别人的思想。地方政府发布机构话语的最终目的是说服民众遵守规定，其措辞影响着话语目的的实现及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以文本形式公布的机构话语虽然不是面对面的口语交际，但也在回答着什么，反驳着什么，肯定着什么，预料着可能的回答和驳斥，寻求着支持等，[3]符合机构话语中的交往行为这一范畴。本研究以云南地方政府发布的制约性通告为语料，以陈建平提出的机构话语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来探讨语料所反映的云南地方政府的机构话语的特点，旨在为政府机构话语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Thomas[4]研究了机构话语中的不平等关系，指出话语参与者的角色关系界定十分清楚。角色关系的界定是通过权力的不平等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话语参与者权力的大小和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Fairclough[5]从话语秩序的角度指出了机构话语交际过程中的等级差异，即话语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反映，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话语上的历史印记。黄佳丽[6]对政府部门发布的通知进行了分析，探索了文本中体现的意识形态。田海龙、单晓静[7]从权威性及话语建构方面对政府部门的通知文本进行了研究，从结构分析和互动分析两个角度揭示了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关系。机构话语中的权力不对等关系是其最明显的特点之一，这种不对等关系决定了机构话语的语言特殊性。此外，机构话语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探索社会交往过程中语言使用问题的重要方面。[8]具体到政府机构的话语而言，它对传达政策和维护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沟通有效性决定着话语的传播力和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力，因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在社会、文化、历史或政治情境中的交际形式。[9]

之前的研究侧重于探讨机构文本如何体现权力和意识形态，忽略了文本自身的语言特点及沟通有效性。政府部门发布文件的最终目的是要和民众进行沟通，将信息传达给民众，并使他们接受。因此，以沟通有效性为目标，探讨政府机构的话语特点，对增强政府机构话语的传播力、可接受性和话语实践意义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二、分析框架和语料选择

哈贝马斯[10]认为，交往行为的手段是以语言为媒介，在交往主体之间进行真诚性对话，这种对话必须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继而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陈建平[8]在哈贝马斯所构建的语用形式判断标准之上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机构话语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三个层面考查交往互动中的沟通有效性。其中，客观世界主要指客观事实的真实性，即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社会世界主要指满足语境规范的正当性，即在信息沟通过程中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的正当性；主观世界的真诚性主要指言说者在表达、传授自身全部经验时的真诚性态度。对话的参与者或者文本的制造者通过言语与三个世界建立联系，与他人进行互动，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本研究即以陈建平所提出的上述框架为基础，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三个层面分析云南地方政府的机构话语的特点。

本研究将语料的选取范围限制在云南地方政府发布的制约性通告中。通过网络随机搜集23篇云南地方政府在2020年和2021年初发布的制约性通告。之所以选择制约性通告，是因为其和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民众遵守某些规定，禁止做某些事情，这势必会对民众原本的生活带来一些限制。因此，制约性通告在说服民众和平衡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上更需讲究策略，也因此更能反映地方政府机构话语的特点，体现云南地方政府在与民众沟通时的语言运用。

三、分析结果和讨论

（一） 客观世界真实性的反映

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就是通过衡量言说者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对言语命题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判断。[8]制约性通告是政府就重大事件或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当众正式公开或公布，其目的是告诉民众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需要做什么，什么不能做。通过对语料的分析，笔者发现其与客观世界真实性的联结是通过语言所呈现的信息权威性和话语实践性实现的。

1.信息的权威性

权威性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让人对事实的可靠性不产生怀疑，从而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在制约性通告中，权威性一是通过内容发布单位的身份凸显来体现，即在标题或落款处强调信息发出者的机构身份，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凸显机构身份及其权威性。二是通过互文策略来实现。互文指的是当前语篇对其他语篇的吸收和转化，是当前互文文本衍生于前文本的一个过程。[11]在本研究中，互文的运用是通过援引外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并预设所引用命题的可靠性是真实可信的，从而使文本的发声者与这一正确、有权威外部声音站在一起。[12]具体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引用相关文件名称，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现将清理芒市城区楼顶广告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决定……”。二是没有直接提供相关文件名称，只强调依据的是上级机构的相关要求，如“根据中央和省委、州委、市委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和打击治理走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安排”“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曲靖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加强疫情防控的有关通知……”等。以上两种互文方式都属于对话性压缩，通过外部声音的介入来关闭与其它观点的对话，从而增强通告内容的不容置疑性。

2.话语的实践性

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的改变，从而形成并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田海龙、单晓静[7]认为，政府部门的公文作为一种管理话语，能够起到实施社会管理的作用。它们在语言层面体现为文本，在实施管理活动这一层面，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这一形式的实现是通过施为动词的运用和施为意义的构建而实现的。施为动词体现的是一种指示行为，其基本条件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做某事，是一种由客观现实到话语的适从向,即说话人尽力使世界与语词相符，或说话人要求听话人采取行动，使世界与语词相符。[13]施为意义表现为话语对听话者的影响。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制约性通告传达的不仅是政府机构的某种行为要求，还包括政府机构对该行为的态度、意图、期望等。其实践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事件的发生及政府机构对民众的期望或要求，二是民众对事件、期望或要求的接受和配合程度。具体事件的发生及政府机构对民众的期望或要求是通告的文本内容，表现为文本意义。民众对事件、期望或要求的接受和配合程度体现的是话语的实践意义，也就是语效行为。当文本意义和实践意义都被实现的时候，话语的实践性才得到了完全体现。如：在保山市“关于依法履行疫情防控义务的通告”中，话语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通告的文本意义，即通告中提到的具体要求；二是通告的语效行为，即通告发出后，文本对客观世界的实际影响，体现为民众对文本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及采取的实际行动。语效是否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取决于合理而恰当的语力，即讲话者通过话语向听话者实施的、试图克服听话者内在力量趋势的力量，语力会改变听话者的状态，包括思想、情感、行为等，从而形成了语效。[14]

从本研究收集的云南地方政府发布的23份制约性通告来看，语力的实现主要借助于施为动词的运用，包括指令类和宣布类动词，如：请、必须、开展、不得、应当、计划等。施为动词以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力量告知民众必须要做或者禁止做的事情，以保证文本意图的实现，如“已办理户外广告设置许可且在批准有效期内的，请于2020年10月16日前到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报备”“全县各级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用工企业和宾馆酒店应切实履行境外返回人员信息登记和健康监测上报职责……”“广大市民应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不购买、食用来源不明或无相关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等。

语力的展现，不仅可以通过指示性动词来实现，还应融合“情感”的柔性力量，以增强文本的可接受性。汉语文化语境下人际和谐管理的核心是人情原则，增进交际主体之间的情面和感情对交际意图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15]如浙江省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的通告中，除了使用一系列的指示性动词强调了要求之外，还融入了情感关怀，如“对入境来浙的中外公民一视同仁，无差别执行防控措施。加强对集中医学观察和居家观察入境人员的管理服务及人文关怀，做好基本生活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并方便其与外界保持畅通联系”“对特殊困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救助。” “人文关怀”“服务保障”“解决困难”“予以救助”等词语使文本显得更有人情味，增强了可接受性，也增强了话语实践性和交际意图实现的可能性。

（二）社会世界关联性的反映

社会世界关联性指是否满足语境规范的正当性，[8]这主要涉及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所建立的人际关系。通过对本研究语料的分析，笔者发现制约性通告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建构了客观世界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利益一致的关系，这一点主要通过突出通告内容对社会和个体的有益性来构建；以及政府与违反禁令的“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一点主要通过对“他者”的建构来实现。

1.对社会和个体有益性的突出

有益性的突出体现在对社会有益和对个体有益两个方面。如：“为依法落实人民防空警报试鸣制度，提高我市防空警报快速反应能力，让人民群众了解和熟悉防空警报信号种类，增强国防观念和战备意识……”一句中，对社会的有益性表现为“提高我市防控警报快速反应能力”，对个体的有益性体现在“让人民群众了解和熟悉防空警报信号种类”。再比如，“为全面提高芒市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深入开展美丽县城建设，着力推进人居环境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一句中，对社会的有益性体现在“提高芒市人居环境”，对个体的有益性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Antonio Reyes[16]认为，利他性有助于实现行为的合理性，让人们认识到所实施的行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是发话者自身的利益。利他性一般强调了对社会和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强调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联结在一起。本研究收集的语料大部分能够从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两方面凸显有益性，但也有部分缺乏对个人利益的强调，如“根据当前疫情发展态势，为全面做好云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现就进一步加强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通告下……”“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只强调了集体利益，淡化了个人利益，也就淡化了个人了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通告内容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2.“他者”的建构

在制约性通告中，“他者”指那些违反禁令，不按要求行事的人们。在政治语篇中，“他者”通常被描述为疯狂的、不理性的、不道德的等，是通过他们是谁和他们做了什么来构建的。[16]在本研究的制约性通告中，他者主要是通过他们做了什么以及政府的态度来共同建构的。如“坚决严厉打击偷渡者、组织者、容留者”，他者的行为是“偷渡”“组织”和“容留”，政府的态度是“坚决严厉打击”。再如，“任何乱占耕地建房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乱占耕地建房违法行为，并……”。他者的行为是“乱占耕地建房”，政府的态度是“必须立即停止”。他者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要求的行为和政府的态度共同构建了“他者”。此外，在本研究的语料中，“他者”身份的特点是可转换性，即“他者”不是彻底的负面形象，而是具有转化性，转化的界限就是遵守或者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制约性通告的文本设计还应体现对潜在的“他者”的正确引导。从本研究收集的语料来看，这种引导主要通过明确对“他者”的具体惩罚措施来实现，如：“对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继续施工建设的，依法拆除”“凡涉嫌故意隐瞒境外旅居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触史、不如实申报健康状况……作为失信人员纳入个人信用档案，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主观世界真诚性反映

主观世界真诚性是指言说者在表达、传授自身全部经验时的真诚性态度。从本研究收集的语料来看，主观世界真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禁止某些行为之后，提供解决办法；二是邀请民众积极参与。

1.提供解决办法

制约性通告禁止了某些行为，阻止了某些倾向和趋势。听话者在接受讲话者的话语之前总是处于某种状态下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力量趋势，讲话者则通过话语对听话者实施了一个力，克服了听话者的力量趋势，从而改变了听话者的状态。[14]因此，制约性通告是通过话语的力量改变某些力量趋势，阻止“他者”的出现，但在阻止的同时，也需要对内在的力量趋势进行引导，即提出解决办法。如：在“腾冲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做好返乡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中，在提出了一些列措施和要求之后，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解决办法，如“建议广大在外人员留在当地过年，如确须返乡，应提前5日……”，虽然如何过，政府如何采取措施等，还需进一步明确，但这已经显示了文本发出者的真诚性，即在提出禁止某些行为之后，也尝试为民众提出解决办法; 再比如，在“芒市交通运输局关于风龙线K12+129至K48+000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中，在阐明了实施交通管制的原因和要求之后，也为司机们提出了具体的绕行路线，体现了政府的温情和真诚。但本研究收集的23份语料中，提供解决办法的语料只有3份，大部分制约性通告只是强调了“禁止”，而忽略了“禁止”之后其它可能路径的提供。

2.邀请公众积极参与

邀请公众积极参与主要体现在构建主人公角色和提供沟通渠道两个方面。制约性通告的周知对象是普通民众。实施的主体和受益的主体也是普通民众，因此，普通民众才是“通告内容”是否能够实现的主要因素。从本研究收集的语料来看，制约性通告强调了违反规定的代价，而忽略了对普通民众主人翁角色的强调，没有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参与社会行为的使命感和重要性。云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致住户的一封信中写道：“大国点名，没你不行。您的支持配合，是人口普查取得成功的关键”。寥寥数语，使得普通民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再如，上海市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明确提到，“希望广大市民继续理解配合、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支持一线人员开展工作，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强调了民众的主体责任，民众力量参与的重要性。而本研究所收集的语料中，只有“镇康县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通告”中提到了“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需要全社会的监督和参与”，微弱地构建了普通民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它语料则只是强调了违反规定的相关惩罚措施，完全忽略了对民众责任感的强调，没有从正反两方面来增强文本对民众的说服。

提供沟通渠道是指向民众提供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的方式，包括电话、电子信箱等。本研究收集的23份语料中，有10份语料提供了联系电话或其它联系方式。作为一种书面文本形式，制约性通告的互动性和对话性受到了限制。制约性通告的正文部分一般是禁止做某事，以反对某种行为的方式来实现话语收缩，关闭了与民众的对话。而提供联系方式则又打开了与民众对话的渠道，拓宽了对话的方式和形式，实现了文本的开放性和多声性，也展现了政府的真诚。

小结

制约性通告在说服民众和平衡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上需要更多的策略，也因此更能代表和反映地方政府机构话语的特点。本研究以云南地方政府发布的制约性通告为语料来探究机构话语的特点。结果发现，云南地方政府的机构话语突出了信息的权威性，强调了话语的实践性，并通过对社会和个体有益性的突出，及“他者”的建构来引导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为了表现真诚性，政府也会通过提供解决办法和提供联系方式来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体现对民众的关心。但话语中缺少对民众主人翁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构建，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情的力量，而更多地是突出了权威和惩罚的力量，以此来实现规范民众行为的目的。汉语文化背景下人际和谐管理是一种基于人情原则的动态调解过程，即从人际不和谐向和谐进行转化，进而修复和增进交际主体之间的情面和感情。[15]易前良[17]也认为，在复杂的文本网络中，最具有效力的是人情文本。因此，如何在机构性话语中适当融入人情元素，并通过构建民众积极的主人翁使命感来增强文本效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