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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文学?怎样革命?
——论茅盾的革命文学观

2021-12-07吕周聚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10期

吕周聚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写成于1928年7月16日,于1928年10月在《小说月报》19卷10号刊出。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此文是茅盾对来自太阳社和创造社批判的反击,实际上并非如此,“在 《从牯岭到东京》 发表前,并不存在对 《幻灭》、《动摇》 的责难;相反,正是因为此文的发表,才激起了那些‘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家’的‘激烈批评’。”[1]既然此文并非为了反击创造社、太阳社的责难而作,反而是由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了创造社、太阳社批评家的激烈批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换言之,茅盾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又是什么?这篇文章为何会引发创造社、太阳社批评家的激烈批评?

1926年4月,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开始大力倡导革命文学。1927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1928年,李初梨在第2期《文化批判》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这两篇文章用阶级理论来阐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正式展开。李初梨否定了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是观念论的幽灵,个人主义的呓语;而“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则是小有产者的把戏,机会主义者的念佛①。他不仅否定了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也否定了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为人生派”主张。在此基础上,他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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