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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在私法法源中的优先地位及其实现
——以隐名合伙的商事实践为例

2021-12-07刘洋

法学 2021年4期
关键词:规则规范法律

●刘 洋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1〕Vgl. H. Kö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42. Aufl., C. H. Beck München, 2018,§5 Rn. 5;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16,§12 Rn. 395;亦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2 页,边码175。而合同则是法律行为的主要表现方式。故借助于合同这一制度管道,私法主体不仅可以自主地型塑自身的法律关系、为自己取得权利和设定义务,而且经由意思合致达成的合同关系及其条款内容本身就可为当事人设定应然的行为范式和交往准则,具有规范的属性和规则的意蕴。〔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38 页。由此,在导源于合同关系的案型中,合同条款径可担当“个案规范”并作为裁判依据。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理上认为法律行为和合同的法律意义绝非单纯停留于事实层面,而是具有了规范的品格并取得私法法源的地位。〔3〕参见朱庆育:《私法自治与民法规范》,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3 期,第476 页以下;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27 页;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六版),2011 年作者自版发行,第15 页。这意味着针对源自法律行为的交易往来和法律关系,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当事人合意应在法律推论中处于大前提的地位。可是问题在于,一旦当事人的合意存有疏失,无疑会引发法律适用中涵摄依据的欠缺,使司法推理无从进行。在此基础上,如果再遭遇现行私法任意性规范密度不足的窘况,在相当情境下会引发“双重漏洞”的生成。在这种场合该如何探寻和确定备位性的法源,实属“合同条款作为私法法源”这一思维框架下值得探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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