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彧

摘要：中医人学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中医学交叉之处，是通过研究人的生命力与人的健康发展关系，来揭示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它为中医的伦理研究注入了新的思路，有助于将中医伦理与马克思主义人学作进一步的结合，使中医伦理能够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与此同时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医思想中的扩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产物。本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它们是“利益相关者的总体利益优先”以及“重视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的利益”，并阐释了这两条原则如何能够让中医伦理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一些挑战，为新冠疫情、老龄化以及生命工程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战提供伦理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新时代

导言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1];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2];在《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中提出要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责[4]。在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有遍及全球的新冠疫情等传染病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挑战，有国内新兴的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健服务的挑战，还有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对医疗技术更新换代的挑战。面对着三大挑战，源自西方的传统医学伦理原则表现出了难以应对的尴尬，这一情景呼喚着新的医学伦理的出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或许是应对新时代的医学伦理新挑战的一个可选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定义

中医人学是通过研究人的生命力与人的健康发展关系，来揭示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中医学交叉之处，表现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特点。中医人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部门学科，根本上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它的远大使命，在实践上，是追求在自由人联合体时代充分实现人之潜能开发与人之健康发展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理论上，是探究实现这一美好生活需要之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这一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哲学基础。[5]

（二）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有三个理论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强调人是目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本质为其核心理念;其次是中医伦理，以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天人合一的健康观为主要宗旨;最后是传统医学伦理，以重视患者利益、尊重患者自主、形式上的公正作为三大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是在最大程度上兼顾上述三家之所长，结合新时代中国人民在健康卫生领域面临的新挑战，而得出的新型医学伦理原则。它主要体现为两大原则：相关者总体利益优先的原则和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利益的原则。下面分别阐述。

1. 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优先

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将相关者的总体利益作为最优先的概念，任何医学行为都要在确保对相关者的总体利益的损害最小化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与患者利益相关的人或人群，例如在疑似新冠患者是否需要集中隔离的问题上，利益相关者不只是患者本人，还包括如果该患者不接受隔离，四处走动，而可能被其感染的其他人。如果仅仅考虑新冠患者的利益，那么允许其自由走动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毕竟对于一些轻症患者来说并不需要接受十分稀有的治疗，反而增加了在医院被重症患者二次传染的风险。只有从相关利益者总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才能够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会主动配合政府，积极进行隔离的行为。所谓利益优先，并不是说要达到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要确保相关者的损失最小化。比如说在是否要鼓励人们吸烟的问题上，鼓励吸烟有可能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因为吸烟者因此得到了放纵的快感，而他们因此更可能罹患疾病提前去世也会导致社会的养老负担减轻，从而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但如果考虑损失最小化，则要考虑到鼓励吸烟让一些烟民提前失去了生命，在伦理学上生命的排序是优先于快感的，因此应该为了减少损失而不鼓励吸烟。如果说功利主义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伦理原则，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就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伦理原则。

相关者总体利益优先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它将人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西方伦理思想中流行的原子式的个体，因此即使是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个人本身。如果说西方人的思想底色是“只要我管好我自己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底色就是“有安定的社会才有安定的个人生活，有强大的社会才有富裕的个人，只要我服务好社会，社会就会服务好我，如果社会动荡贫弱，那么个人也难逃厄运”。中国俗语说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当代网民说的“不是我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我生在一个和平的中国”，无不体现出中国人这一特有的思想底色，这种底色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第一条伦理原则“相关者总体利益优先”所反映的民心。

2. 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重视患者利益，但不仅仅是患者在治疗疾病上的利益（尽快尽可能彻底地治愈），而是重视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的利益，在全生命周期中，患病往往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大部分时间患者很可能处在亚健康状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来说亚健康状态同样是医者应该予以关注的阶段，不能置之不顾。比如《素问》有言“上工治未病”，就是要在人体尚未罹患疾病的时候医者就积极对对方进行干预，协助其调理饮食、活动、情绪，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五脏调和的状态。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利益这条原则是从中医对治未病的提倡以及对养生学的研究中提取出来的伦理思想。

除了强调对一个人自身的全生命周期的重视，该原则还能够推出一个推论，它是对老龄化问题的一个伦理解决方案。设若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提高养老金比例和延迟养老金发放年限来应对老龄化问题，对于那些尚未步入老年的人来说似乎是于己无益的，要想说服他们同意这些措施往往不得不诉诸功利主义，比如说“如果不这么做就可能引发经济衰退，这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但功利主义的理由是墙头草，一旦经济形势有所变化它就不再成立了，何况那些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而同意政府加大力度养老的年轻人恐怕很难诚心诚意地赡养老人。对于政府扶持养老事业的伦理理由只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里面来，因为它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利益，因此当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学者面对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并不是只看见他现在年轻的容颜，而是还富有远见地“看到”了他曾经蹒跚学步的幼年，将来垂垂老矣的老年。在这样跨越时间的视野里，我们就可以这样劝说这位青年：“养老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获益。我们多交点税支持政府养老，不仅仅是赡养现在的老人，还是赡养未来的你自己啊。年轻人赡养老人其实就是在赡养未来的自己，这是最有远见的为自己好。”

（三）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与一般医学伦理原则的区别

1. 是否考虑相关者总体利益

从西方传来的一般医学伦理学建立在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并不会综合考虑与患者有关的所有相关者的总体利益;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伦理思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念，将其推广到医学领域，从而得出了应优先考虑相关者总体利益的原则。在新冠疫情中，西方媒体往往侧重强调感染者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其行动的路线上被感染的陌生人的健康权。在美國个别州通过法律禁止堕胎的事件上，反对堕胎的少数极端分子只考虑胎儿的生命权（多大的胎儿拥有生命权，这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却忽视了胎儿母亲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利以及一旦禁止堕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其他类似处境中的妇女和家庭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成考虑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思维习惯。由此可见是否考虑相关者总体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与西方传统伦理的第一个区别。

2. 是否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利益

从西方传来的一般医学伦理学只关注医患关系，只有一个人成为患者了才进入医学伦理学的视野范围内，然而中医本身就重视养生，强调治未病，把疾病与生活习惯联系起来，把已病与未病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因此来源于中医的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自然也不再局限于医患关系，而是将眼界扩展为医生与人的关系，医生不仅要考虑一个人生病时的治疗，还要考虑这个人出院后的康复、康复后的保健、平日里的养生。西方将医学看作是对疾病的治疗，疾病去，医患关系结束;中医将医学看作是对健康的维护和对生命力的培育，疾病来，医生应尽力治疗，疾病去，医生应尽力帮助人们保养生命力，保持健康的体魄以抵御疾病。西方崇尚商业文明，因此便于定价的治疗活动所产生的医患关系更受重视;中国崇尚儒道文化，因此会更加在儒家“仁”的思想感召下关注苍生[6]，在道家“自然”理念的影响下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获得一个比医院视角更加宏大的天下视角[7]。总之一个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健康与生命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支持者会考虑的问题，这样宏大完整的视野也会对行医规范产生具体的影响，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进行阐述。

二、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对新时代挑战的回应

理论的优越性体现在理论对实践的价值上，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之所以值得提倡正是因为它能够比一般医学伦理学更加贴切地回应新时代的挑战。无论是面对世界性的新冠疫情难题，面对全国性的老龄化问题，还是面对生命工程或者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对医学实践提出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都能够在不少地方出现亮点，比一般的医学伦理学给出更加恰当的解决方案。

1. 新冠疫情的挑战

新冠病毒传播期间最棘手的伦理问题恐怕就是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了。个人的出行自由与集中隔离的冲突，个人佩戴口罩的自由与全社会防疫需求的冲突，成为中西方互相指责的观念碰撞点，其热度之大甚至很容易就突破医学伦理的范畴，被人为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这个问题之所以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从医学伦理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恰好说明它在既有的医学伦理原则中难以找到解决方案，于是西方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诉诸政治伦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视野里，这个问题是可以在伦理学的范畴内得到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不是把人视为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出现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会援引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第一条伦理原则“相关者总体利益优先”。只要能够意识到，对于携带传染病病毒肆意走动的人来说，即使是路上的陌生人也成了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有可能因为感染者的“自由”行走的行为而感染病毒，导致生命受到威胁。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中国式的集中隔离、强制佩戴口罩、汇报个人行程等措施就获得了充分的伦理支持。

2. 老龄化的挑战

中国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国家人口结构的失衡也将让目前的年轻一代背负较重的养老负担，这一挑战需要有力的措施予以应对，而相应的措施需要公正的伦理为其撑腰。按照西方的医学伦理学的理解，养老不属于医学伦理的范畴，而按照西方的公平观，相关的医疗保障所需的资金也不便以非对等的方式从年轻一代身上获取。如果我们拘泥于西方的医学伦理和公平观，那就很难提高养老金的征收比例，因为在实际操作上并不是真的用这一代人的养老金来赡养老去以后的这一代人的，而是通过资金的腾挪，用下一代人预交的养老保险金来赡养这一代老去的人。可按照简单的对等原则，又怎么能够要求人数较少的下一代人去养活人数较多的上一代人呢？这样一来每个人要养活的老人就不是一个，而是大于一个，这就不符合简单的对等原则了。

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来看，因为该原则强调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利益，养老问题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件大事，且事关生命力的维护，当然与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的伦理学有紧密关系。其次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年轻一代赡养年老一代的行为可以视为与社会的一种契约，我通过现在赡养老人，从而获得了未来被年轻人赡养的资格。虽然此时此刻来看赡养是吃亏的，但是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却是对未来的投资。更具体地分析还会发现，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去看待养老金缴纳制度，其实只要保证每一代老年人享有的养老生活质量不发生脱离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变化，那么就并不是不公平的：尽管这一代以大于1：1的比例赡养老人，但也是对这一代人儿时在抚养上获得了更多的人均投入相平衡的。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不公平，虽然从某一个时间点来看似乎存在着投入高于回报的问题。

3. 新技术的挑战

生命工程和人工智能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医学的进程，相关的伦理问题早已成为医学伦理研究的热门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会给出一些稍微有别于一般伦理学的观点。生命工程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应该允许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尊重个人对检测的自主选择？”、“强制的公共卫生筛查是否合理，或在何种情况下可能是合理的？”、“在何种情况下依据个人先天遗传的差别将他们区别对待是合理的？”[8]，人工智能医学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为了获取医学大数据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用患者的医疗信息？”、“人工智能导致的医疗事故应该如何在医生与人工智能技术人员之间进行分配？”、“如何防止人工智能的‘黑箱’在分析病情的时候对病人产生非医学的歧视？”[9]。这些问题尽管仍未有定论，但都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它们不再局限于患者患病期间在医院里与医生发生直接接触的时间段，而是蔓延到人们生命的所有阶段，例如生命工程对人一生的幸福的影响，又如人工智能为了更好地配合患者进行手术对患者长期生活数据的收集;二是它们不仅会影响到患者本人，而且还会影响到与其相关的其他人，例如生命工程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提升了某人的竞争力，就会对其他人造成竞争压力，又如人工智能对医疗大数据的收集就存在着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的风险。这些伦理问题事关患者一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重视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利益”就比其他医学伦理更加适用;这些伦理问题事关患者周围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相关者总体利益优先”就比其他医学伦理更加适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是适应时代发展、应对时代挑战的伦理利器。

结语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的伦理原则进行了介绍，并厘清了它与一般医学伦理的差异，阐述了它在应对新时代的挑战下的独特优势，是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在伦理学领域的建设的一次探索。今后笔者将与马克思主义中医人学团队的其他成员共同深化对中医人学的理解，并将其应用到伦理学的讨论中去，力争从这一新颖的理论视角出发为实际问题的解决贡献独特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EB/OL]. （2021-3-7）[2021-9-15].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044588.

[2] 習近平.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20-9-22）[2021-9-15].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71323.

[3] 习近平.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EB/OL]. （2020-9-16）[2021-9-15].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62756.

[4] 习近平.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EB/OL]. （2020-9-15）[2021-9-15]. http：//www.12371.cn/2020/09/15/ARTI1600154252847709.shtml.

[5] 中医人学创建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与构想

[6] 王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儒家伦理价值观的融通[J].理论学刊，2020（04）：130-138.

[7] 赵汀阳. 天下体系的现代启示[J]. 文化纵横， 2010（03）：36-43.

[8] 王赵琛. 医学情境下基因检测的伦理学探究[D].北京协和医学院，2014.

[9] 余艳琴，徐慧芳，郝金奇，乔友林.医学人工智能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分析[J].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20，42（01）：128-131.

[10]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