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陈婕怡

摘 要 晚明福建地区起绒织物发展迅速，漳州、泉州等地皆有织造，其中尤以漳州起绒织物织造興盛且品质高超，故称之为“漳绒”。关于晚明漳绒与天鹅绒、倭缎、漳缎之间的相互关系众说纷纭，通过追溯漳绒的缘起，厘清晚明时期漳绒、天鹅绒、倭缎及漳缎的词义，并辨析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然后再对晚明漳绒的工艺内涵进行分析，探讨晚明漳绒工艺的对外影响。

关键词 漳绒;倭缎;对外影响

引用本文格式 张健，陈婕怡.晚明漳绒兴起缘由与对外影响研究[J].创意设计源，2021（5）：20-25.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pile fabrics in Fujian developed rapidly， Zhangzhou， Quanzhou and other places were all weaving， especially Zhangzhou pile fabric weaving flourished and high quality， so it is called "Zhangrong".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Rong and velvet， Japanese satin and Zhang sati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y tracing the origin of Zhang Rong， we can clarify the meanings of Zhang Rong， velvet， Japanese satin and Zhang sati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nalyze whether they are between them affect each other. Then it analyzes the process connotation of Zhangro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discusses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Zhangrong technolog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rong; Japanese satin;external influence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明代工艺美术的域外交流”（项目编号：16BG097）阶段性研究成果。

海澄县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部，因其地形“水萦之如月然”而得名月港。成化、弘治年间，月港海上贸易已经出现“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的景象[1]。正德、嘉靖年间，月港贸易进一步发展，葡萄牙、西班牙、日本陆续前往月港互市，将本国特色物品与中国进行交易。隆庆元年，明廷允许福建海澄县开港，准贩东、西二洋，月港海滨千顷更是洋船扬帆而来，货物繁陈，喧嚣繁闹。彼时的漳州纺织工艺发达，形成了“百工纠集，机杆炉锤”的繁荣景象。漳州地区纺织产品种类多样，有绮罗、缎、吉贝布、苧麻布、蕉布、葛布、天鹅绒、土绸等，受到国内丝织工艺与域外输入丝织品的影响，发展出的特色漳缎、漳绒远销海外。王世懋《闽部疏》记载，“漳之纱绢”每日如流水般运往吴越，大海航行运输而去的数量更是不可计算[2]。至清初时，朝廷多次海禁，不许海民下海，更多次迁界，月港沿海三十里皆焚为废墟。月港的衰落，导致依赖于港口运输贸易的漳州丝织业受到重创，许多丝织工迁移至商业更加繁荣的江南地区。

晚明漳州地区依靠海港优势和宽松的海禁政策发展漳绒，形成地区代表工艺。历史上漳绒对域内外纺织工艺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因时间、空间地域语言、以及工艺文化的认知差异，学界对晚明时期漳绒的定义、兴起缘由、地域语言及工艺文化间的相互影响认知皆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试图厘清晚明漳州地区漳绒兴起与对外影响。

一、漳绒缘起

（一）漳绒定义

漳绒可以分为素漳绒和花漳绒，素漳绒也称“素剪绒”，为单色绒织物，目前可见最早的素剪绒实物为苏州博物馆藏苏州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静冠冠面;花漳绒也称“雕花绒”，即所谓的天鹅绒，是在织成布匹的坯布上画出花纹，然后用刀具将花纹部分的绒圈剪开。明清时期，漳绒是漳州起绒织物的代称，漳绒与天鹅绒皆属于起绒织物。天鹅绒应是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在漳绒的生产基础之上制作完成的。清代漳州出产的起绒织物皆称为“漳绒”，在出口货物中天鹅绒与漳绒并列，其实两者为同一类织物，只是表面绒毛长短的问题。可能天鹅绒是源自西方的丝织物，西方国家对于漳州地区的起绒织物更习惯称为“天鹅绒”，而国内则将两者区分。日本地区受到源于西方国家对绒类织物称呼的影响，也将所有的起绒织物都称为“天鹅绒”。

（二）晚明漳绒的兴起

漳绒何时起源尚未可知，漳州纺织天鹅绒之前应已掌握制作起绒织物的技术。中国最早的绒织物起源于汉代，元代亦出现怯锦里、线绒圈织物。有学者认为明代的丝织起绒技术应该与明初琉球、日本朝贡的兜罗绒有关，兜罗绒是以木棉纺织的棉类织物，杭州以丝替代仿制织成剪绒，漳州天鹅绒也是借用剪绒的织造技艺，将丝绒替代天鹅绒织成[3]54。晚明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载：“绒单出陕西、甘肃”[4]，其实陕西、甘肃绒织物为羊绒制品。漳绒是在继承漳绸织造技艺之上，发展出的起绒织物。漳州在元代时期就已经生产漳绸，且有生产漳绸的集中地，具有生产丝织的技艺基础。漳人巧善织，晚明时期漳州地区丝织物已名满天下。

万历《漳州府志》记载，漳州人仿制外国天鹅绒，用丝线代替真正的鹅绒，将假纬织成绒圈，织成后再割出长绒毛，做工十分精巧[5]。同一时期的泉州也开始织造天鹅绒，但品质不如漳州[6]。万历之前关于天鹅绒的记载不多，见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的《天水冰山录》记有“天鹅绒头围一个”，《天水冰山录》是抄没嘉靖年权相严嵩家的清单，可知当时天鹅绒数量不多，仅仅见于上层。万历十一年（1583 年），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为贿赂阁臣，组织民众捕捉天鹅织造绒缎，致使民众死伤，只织造了数十匹天鹅绒[7]。由此可知，明嘉万时期，已经出现织造天鹅绒的技艺，但因使用的是天鹅羽毛，材料难以获得而仅仅见于宫廷臣僚之中。沈德符（1578-1642 年）《万历野获编》记载张居正在万历初期（1567 - 1582 年）任职首相，岭南宦官用天鹅绒织成寿幛贺轴献上，当时的人以此为异样物，至万历后期，天鹅绒已从难见的高档丝绸，变成了民间寻常见的物品[8]。

漳州地区的天鹅绒，应是对外来天鹅绒的仿制。欧洲部分国家在 14、15 世纪就已经大量織造天鹅绒并销售到世界各地。晚明时期，葡萄牙、西班牙相继来华贸易，带来西方国家的纺织物品。此时，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丝织制品销往海外，频繁的贸易为天鹅绒的传播和仿制提供了外部环境。同时闽、粤丝织工业发达，丝织技艺成熟，应对市场需求，创新出多种流行畅销的丝织品，成为仿制国外技艺的沃土，天鹅绒技艺应是在大量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出现的。文献记载16世纪 90 年代，中国商人运往菲律宾的丝织已经包括天鹅绒、本色的和绣花的锦缎、花绫、厚绸、棉布等[9]，荷兰人侯德孟1596年在爪哇万丹（下港）见中国店铺已有贩卖天鹅绒[10]，可见中国天鹅绒的海外出口，应在1600年之前。与此对应，明清之际学者屈大均提到南方多鸟衣，其中有一种为天鹅绒，夷人用天鹅细毛织造，制作精巧华丽，以大红色为最佳，广东人学习其织造方式，用土鹅毛或者是蚕丝代替，材料问题得到解决，价格也较低[11]。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刑部官员王临亨在岭南视察时将其见闻著成《粤剑编》，书中讲到天鹅绒产自西洋，粤人仿制的天鹅绒可以假乱真[12]。

国内关于漳绒相关情况的记载多是始于 16 世纪初期，沈德符成书时期大约为万历三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6-1607 年），其言天鹅绒“今则寻常甚矣”。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的万历《漳州府志》中记载了关于漳绒技艺的来源。王临亨记录的时间也是在万历二十九年，但国外文献却在 16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有关于中国天鹅绒的记载。综合国内外材料，天鹅绒最早是何时在中国织造尚不可知，但至少在嘉靖时已有零星织造，材料中常常出现有罕见的天鹅毛。万历时闽粤地区以蚕丝代替天鹅毛，天鹅绒才大量织造，并出口海外。此时，以棉为起绒织物的欧洲天鹅绒，与以丝为起绒织物的中国天鹅绒同时出现，中国天鹅绒的织造技术是否完全受欧洲的影响尚未可知，但欧洲天鹅绒产品流入到国内之后，引起国人的兴趣。漳州地区在原有的起绒技术中织成天鹅绒，且成为能够满足上层需求与出口的高质量绒织品。

二、晚明漳绒的起源

晚明丝织技艺发达，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出现品类各异、争奇斗艳的丝织品种。同时，频繁的域外丝绸产品贸易，无形中也推动明末丝织技术的演变和发展。当然，关于天鹅绒、倭缎、漳绒及漳缎等丝织技术起源与传播的争论，常常众说纷纭。

晚明成书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记载：“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斫线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灰，衣领之间日损坏。”[13]宋应星认为倭缎类起绒织物的织造技术来自于日本。乾隆年间的《福建通志》同样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14]，因此，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明代的起绒技术从日本传来。日本现代学者太田英藏认为日本天鹅绒织造来自欧洲，是从伊伯立安半岛（包括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商人运来的东西中学来的[15]。还有日本学者齐藤辉子[16]、冈通子[17]将两件 16-17 世纪欧洲带至日本的天鹅绒服饰认定为欧洲人织造。日本学者甚至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古代多数纺织品类虽然是来自中国，但是唯独天鹅绒，不仅不是来自中国，反而是传向中国[18]。近代日本学者吉田雅子通过对几件同时代传入日本的天鹅绒进行织物组织、刺绣技法的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 16-17 世纪由欧洲传入日本的天鹅绒实际为中国织造[19]9。

晚明时，中日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往来频繁，文献记载日本朝贡中国的物品中也并未有起绒织物[20]，或是晚明时期中日民间贸易也是由中国单方面输出。万历时期的《东西洋考》记载日本物产时，也并未有关于日本起绒织物的记载[21]。结合日本文献的记载，日本明治十一年刊的《工芸志料》卷一中关于织工的记载为：“天正年間、支那の織工和泉の堺に来たりて、明様の錦を織る巧を伝う。”[22]万历年间中国的织工前往日本，他们带去明样式丝织，还将明代纺织技艺教授于本地织工。 16 世纪末中国已经完全掌握漳绒的技艺，极有可能已经将技艺传输过去。另有日本文献《本朝世事谈绮》关于起绒织物的记载：“天鹅绒，正保庆安间（1644-1651 年）在京师始有织造”[15]。日本现有的起绒技术更迟，至清初时期才开始织造，更不用说是日本技术传入明朝。

倭缎与中国明代其他的起绒织物一样都是经起绒织物，起绒工艺更是汉代已经确定的使用起绒杆为主的工艺，明代起绒织物也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并非日本传入的技术[23]。国内学者认为“倭缎”一词的误读与漳、泉两地的方言有关，其实指“毛缎”，即缎地上起绒花的织物。明末漳缎亦为缎地起绒花织物，日本京都博物馆藏有明代天鹅绒，其中一件标为黄褐色的桐凤凰纹样天鹅绒（见图 1），显示出中国风格，应该是明晚万历年间漳州地区的产品[3]53。倭缎可能是明末漳州地区的缎地起绒织物，同时期的漳绒，即天鹅绒应指的是绒地缎花类织物，即倭缎与漳绒、天鹅绒并非同一类织物，也并非是倭缎的传入而影响漳州地区绒织物。清初期清政府为收复福建地区，收编郑氏家族，同时防止私人通商集团再次兴起，下令海禁，月港衰落。漳州地区织工为寻求生存，北上纺织兴盛的江南地区。北上的漳州织工与江浙织工进行技术的交流与碰撞，漳州起绒织物技艺与江南地区云锦技艺结合，发展出特色全新的织物“漳缎”，南京亦有专门织造机构“倭缎堂”。清代，漳缎比晚明时期漳州生产缎地起绒织物更为精彩，是以各类彩色丝做绒经的彩色提花漳缎。清代漳缎已经发展成不同于漳州地区的绒织物，倭缎亦非清代指称的漳缎。清道光《厦门志》关税中将漳缎与倭缎并列，可能漳缎是指清时期江南地区新兴的彩色提花漳缎一类，而倭缎则为明末以来漳州生产的缎地起绒织物。

晚明漳州地区因起绒技艺的质量与成就，至清代以漳绒指代该地区的起绒织物。天鹅绒是由漳州地区起绒织物发展而来的，甚至与漳绒相互指代。倭缎应是明末地区不同于漳绒、天鹅绒的另一类起绒织物。现漳缎通常指清初江南地区兴起的绒织物，是明末由漳绒发展而来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因为地域差异、时代差异以及对技艺认知的差异，导致对各类称呼的异同，从而间接影响了对各类技艺的研究。

三、晚明漳绒的对外影响

（一）漳绒外传日本

万历时期文献记载日本关于绵绸的喜好，《全浙兵制考》云：“绵绸，染彼国花样，作王衣服之用”[24]24，绵绸是日本棉纺类的绢织品，晚明出口贸易中已有针对日本高层使用所需要的丝织制作。漳州月港为明末外销的主要港口，大量商贸产品皆是从此出发外销日本的，特别是丝织品的出口量最大。日本《异国日记》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有中国商船抵达萨摩，运输的丝织包括“缎、绫、青?、素绫、丝?、?、帽科、素?、蓝? 603 匹及天鹅绒若干”[20]622。福建明末民间对外贸易以郑氏集团为首，“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25]。根据文献记载， 1641 年 7 月 1 日，郑芝龙商船运往长崎的天鹅绒即有 625 匹， 7 月 4 日又有商船到达长崎，此次运送天鹅绒 475 匹[26]。文中记载仅仅是一年中一个月的运输量，而晚明时期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商船前往日本交易，天鹅绒是其中重要的输出丝织品。

作为御用袍料的漳绒是晚明高级丝织材料，国外也从中国进口天鹅绒丝织料[3]52。据日本的记载，在17世纪中期已能够织造丝织起绒织物，虽难以断定其技术是从中国还是从欧洲传入，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丰臣秀吉天鹅绒阵羽织（日本名古屋市秀吉清纪念馆藏）和庆长祭服（日本仙台市博物馆藏）的制造技术已被证明非欧洲传入。日本学者吉田雅子将这两件与另外四件同时期的天鹅绒进行对比研究①，发现六件的天鹅绒织物组织皆为丝质，并且为素绒天鹅绒。纺织技艺以经起绒，表面装饰的金丝，使用的是捻金丝方法，为明代频繁使用的金丝织成方式[19]12，这些天鹅绒很可能是漳州地区输送至日本的。另外，在崇祯十六年（1643 年）的文献中，也记载中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就包括金缟天鹅绒[27]。

阵羽织当时也叫具足羽织，是桃山时代日本传统服饰与欧洲斗篷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日本高级武士使用服装，使用进口的天鹅绒、绸缎等高级丝绸制作而成。丰臣秀吉使用的天鹅绒阵羽织便是使用中国进口的天鹅绒制作而成，据吉田雅子分析，此件阵羽织先是在中国制作成斗篷的形制，然后通过南蛮船舶交易进入日本，在日本被改制成当时流行的阵羽织[28]。阵羽织上的花纹经过吉田雅子的复原，发现其底部的藤蔓纹样构图与 16-17 世纪欧洲流行的花纹十分类似，但花草细部绘画形状特征却不是欧洲花草纹的特征，更近似于中国牡丹唐草纹样（见图 2）。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样藏有一件日本武士服（见图 3），用中国进口的天鹅绒制作而成。武士服里面同为红色的牡丹花纹（见图 4），正面左右两侧有两条竖条装饰，纹样应是日本流行的花纹样。武士服外面为黄色丝绒质感，左右两侧对称构图排列设计的石榴纹样在 16-17 世纪的欧洲普遍可见。此类应是中国出口欧洲的丝绸，被部分贩卖至日本后，经过二次改制成为流行于当时的武士背心。

（二）漳绒外传欧洲等地

中国输出的丝绸，除了中国本地制式外，也会依据特定的市场需求与审美，织造带有当地文化特征的产品。晚明时，贸易至欧洲的漳绒主要是通过月港运输至马尼拉，再同当地商人或西班牙、葡萄牙商人进行交易，将其运输至欧洲。根据学者统计， 1573 -1644 年间，每年有 1 013 艘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进入马尼拉，且商船主要是从月港出发[29]。

当时，中国出口葡萄牙的丝绸和丝织成品不仅用于宗教，也用于日常家居品和服装。明末时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曾德昭在其书籍《大中国志》中提到，天鹅绒绸缎是一种金线丝绒织品，其纹样是由四个对称的鞍形图案组成的几何图形构成[30]。这类布料与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斗篷类似（见图 5），国外学者猜测可能是中国作为赏赐品将天鹅绒丝绸赠与葡萄牙，并在葡萄牙被裁剪成当时流行的斗篷[31]61。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中国的丝织开始大量输入西班牙，这些丝织品类主要是带有各类彩色刺绣、织金的天鹅绒，各种顏色的锦缎、绸缎、塔夫绸，也有丝绸成品的垫子、帐子等。早期部分在马尼拉流通的中国丝绸品流入西班牙，还只是在西班牙的上层贵族、神职人员中使用。但至 17 世纪初，马尼拉流向西属美洲地区的中国丝织，反向贩卖至西班牙本国。文献显示 1636 年一位在西班牙殖民地的总督在带回西班牙的中国丝织中，不仅有大量的丝织布料和丝绸成品，还有一些定制购买的刺绣丝绸，其中包括有 16 件来自中国的蓝色印花条纹织物、 7 件蓝色绣花缎子、8 件绣有盾形纹章挂毯、44 件绣花天鹅绒窗帘、5 件中国织金天鹅绒以及1 件白色塔夫绸床罩和枕头[31]76。天鹅绒即“漳绒”，虽可能是 16 世纪来自欧洲地区丝织影响下的新兴制品，但因中国高超的织造技术，至 16 世纪末期开始，漳绒已转向出口欧洲，甚至接受定制。

此外，晚明中国、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和后期的荷兰介入全球贸易，漳绒跟随全球贸易的步伐被运往世界各地。全球贸易以月港、澳门、马尼拉、吕宋等为亚洲的中转城市，通过葡萄牙海商之路、西班牙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运输之路，漳州、泉州地区的丝织品经由漳州月港输出到东南亚地区的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以及南亚莫卧儿帝国、西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萨菲王朝等国家。自 1590 年，漳州天鹅绒通过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运往美洲，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也接收到来自月港输出的丝织品。得益于发达的海上商贸，漳绒被运输至世界各地，扩大了影响，漳绒更是成为天鹅绒的代名词。

四、结语

漳州在元明时期丝织业基础扎实，来自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以及求新、求变的晚明社会，激发漳州工匠不断汲取新事物、探索丝织新工艺，最后创造出代表性的织物——漳绒。漳绒的兴衰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月港的迅速崛起与衰落既成就了漳绒也击落了漳绒。晚明贸易与文化交流频繁，不同区域文化间的互动频繁，相互成就，但也造成对漳绒、天鹅绒、倭缎、漳缎之间定义与关系的误会。明末漳绒应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技术，在欧洲外来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并非受日本丝织文化的影响。

晚明时起绒织物更是直接与漳州地名挂钩，可见漳州出产起绒织物的高质量与高产量。在汲取外来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快速成长，并且通过海上贸易迅速转型外输。因为国际语言问题，明末国际上对所有起绒织物统称为“天鹅绒”，天鹅绒通过月港大量输往东亚、东南亚等亚洲地区，与中国同一地缘文化圈的日本接受到漳绒的影响最为深刻，甚至引起日本起绒织物的技术革命。其他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区也是将通过月港输入至马尼拉的天鹅绒贩卖至欧洲甚至是拉丁美洲地区。

漳绒通过文化交流完成从内化到外延的过程。清代漳州的起绒织物不复明末的兴荣，但其技艺仍被保留延续了下来。国内的漳绒通过织工的内部流动，在江南地区被完好地传承下来，并且脱胎出新的产品——漳缎。

注释

① 另外四件分别是枥木县足利市钱阿寺藏花鸟纹刺绣天鹅绒帷幔、京都知恩寺藏花鸟纹样天鹅绒打敷、堺市博物馆藏花树鸟兔图案洋套、德川美术馆藏唐人相扑装束羽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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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陈婕怡

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