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娟娟 刘 丹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一、引言

《曼斯菲尔德庄园》(以下简称《庄园》)是简·奥斯汀于1811-1813年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延续其以往作品风格，讲述年轻男女的婚恋故事。女主人公范妮·普莱斯因家境贫穷，自10岁起便被寄养到身为伯爵夫人的二姨妈家，与伯特伦家的四个孩子一起长大，后与伯特伦家小儿子埃德蒙相爱，二人克服困难，最后顺利步入婚姻殿堂。被冠以“婚恋小说”作家的简·奥斯汀凭借细腻的文笔，在《庄园》这部小说中成功刻画了范妮·普莱斯、伯特伦小姐此类人物成长，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女性成长的精彩画卷。

《庄园》尽管不如《傲慢与偏见》那般家喻户晓，但其自出版以来颇受欢迎，国内外诸多研究聚焦于小说中的殖民主义、空间隐喻、城市与乡村道德、女主人公的成长等话题。其中就女性成长这一话题，多篇文章分别从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存在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精神分析理论等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学者们对《庄园》中女性成长或其意识的研究已趋向成熟，尚未发现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这一角度对该话题的研究。20世纪后期，国外女性主义学者将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从中汲取养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性理论和谱系学方法、身体理论、自我理论等被广泛应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伦理学研究。国内学者黄华在其一本名为《权力、身体与自我》著作中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福柯与女性主义的渊源，指出福柯的思想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之深，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权力与话语理论贯穿于福柯思想始终。福柯认为，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长久以来，女性一直受到内外因素的各种压迫，被排挤在权力话语范围之外。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到掌握权力话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开始试图与男性话语争夺话语空间，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性恰好为女性颠覆男性话语，建构自己的女性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通过采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庄园》这部小说中女性如何颠覆男性话语、建构女性话语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女性通过经历沉默—自发—半自觉—自觉的发展状态，一步步地在男性话语世界打开一个缺口，进而成功建构自己的话语。

二、沉默的女性：被压制的话语

长久以来，菲勒斯逻各斯中心始终处于上风，它确立了男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家族或家庭财富的父权制社会文化；女性则因此被视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所有物；处于男性话语权力压制下，遭受其权力话语的诸多压迫，且面临着多重束缚。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为了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性通常有三种排斥原则对其进行控制：禁律、区别和歧视以及真理与谬误之分。禁律，又为禁止的语言，即有些话题是不能被讨论的，并非每个人都有权利随便谈论；区别和歧视主要表现在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即疯人的话语被视为无效的话语，不具有参考价值和可信赖度；真理与谬误即二者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真理意志贯穿于人类话语始终。福柯还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其他两种都不断向第三种靠拢。第三种日渐加强它对前两种的通化，以修正它们，同时给它们提供基础”。

18世纪的英国受法国园艺的影响掀起了一股“庄园改造”热潮，贵族们纷纷对象征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庄园进行修建、改造。简·奥斯汀的《庄园》这部小说恰巧以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命名，故事也涉及相关庄园改造活动。在此背景下有关学者在文章中透露出女性在庄园乃至其改造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暗指出女性并无对庄园的话语权。事实上，对于贵族来说，其头衔、庄园等财富资产是由家庭中的长子继承的。由此可知，在小说中曼斯菲尔德庄园无疑是男性的王国。在其中，男性角色毫无疑问地掌握着话语权，其将自己的言语视为真理的话语，也即主流话语，无视或者否认女性话语的存在，排挤、打压女性这一边缘人物发声，女性不被允许参与专属于男性的话语场域。长期的话语压制使得女性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声音，变得依附于男性，失去独立自我。伯特伦夫人因拥有一笔可观的嫁妆，顺利地嫁给了托马斯爵士，成为庄园女主人。但她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唯独喜欢坐在沙发上，在其位保持着耐人寻味地沉默。她对其子女缺乏应有的关爱，对家中大小事物也较为冷漠。庄园中的大事由托马斯爵士决定，小事则由她的姐姐诺斯太太代劳。长期的沉默、不发声使得伯特伦夫人渐渐失去了想要发声的欲望。而诺斯太太则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家中天使”，她热衷于操办庄园中的诸多事务，并将一切都打理的井井有条。她圆滑且世故地迎合男性话语，试图以此来维持自己在男性话语下仅有的一点生存空间。她看似在庄园中拥有一定地位和话语权，实则并未真正拥有过其理想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小说第一卷第六章中，拉什沃思先生来访曼斯菲尔德庄园。在餐桌上拉什沃思先生为了制造话题，率先提出了自己想要对索瑟顿庄园进行一番修建，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建议。诺斯太太十分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但却遭到了格兰特博士的不屑回击。伯特伦夫人也较为难得地就此事发表了她的个人观点，对拉什沃思先生说道：“我要是你的话，就种一片漂亮的灌木林”。拉什沃思先生闻言却纠结不已，他一方面想向伯特伦夫人表明自己愿意听从她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向众人表示他本已有此打算。不过，他最终也并未就二人的提议表明清晰的态度，反而在埃德蒙的打断下直接跳过了二人的提议，继续谈论这一庄园改造话题。这一场景充分展现了所谓真理的话语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男性主导着真理意志。“长期以来，妇女的声音就被视为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的话语而遭到排斥”。女性及其话语被排挤在禁止的言语之外，譬如她们对庄园并无话语权，只能依偎男性来享受庄园所提供的舒适与惬意。之后，庄园中的年轻人趁托马斯爵士不在家，在庄园进行一场戏剧排演，后行为败露，托马斯爵士除了对其子女大胆行为表示讶异外，更震惊于诺斯太太对这群年轻人的放纵，并就此对她表示了不满与责备。诺斯太太费尽心思想在庄园中占得一席之地和获得一丝话语权，但毫无依傍且身为外来者的她最终还是被排挤出庄园。拉什沃思夫人和格特兰太太也是父权制社会中失声的女性代表。例如，拉什沃思夫人在失去其丈夫后，改为依附其儿子并服从其话语；后又因遵循寡妇制要求，在其儿子结婚前从索瑟顿庄园搬出，让位给庄园新女主人等。格特兰太太同样也依附、服从于其丈夫，温顺地在家中扮演父权制社会中传统女性形象。

这些较为年长的女性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中话语排斥原则的影响，她们在潜移默化中服从、认可了男性话语对其所实施的压制。长久以往的压制使得这些年长女性失去了发声能力，变得温顺、沉默；她们深谙言语禁区的存在，不去触碰或是较为谨慎地应对父权制社会所圈画的禁区。她们身上原有的对男性话语的反抗意识也早已被消磨殆尽。而掌握着真理的男性则理所应当似地无视、忽略女性所发出的声音，并无时不刻不对女性进行着言语教导，女性及其话语始终处于男性话语阴影的笼罩下，她们也因此沉沦于男性话语的强大威力下。

三、颠覆男性话语：从自发到半自觉

福柯在《性经验史·性经验的机制》中写道：“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者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权力是一种关系，它无处不在。福柯还表示，话语即权力，权力即话语，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由此表明话语同权力一样受一定条件制约，处于运动变化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反抗男性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提供了可能性与机会。长期被排挤在知识权力之外的女性不再选择服从与沉默，而是勇敢地选择与其进行抗争，打破权力话语关系中的稳定系统。

相比于那些沉默、温顺的年长女性形象，年轻一代的女性则纷纷展现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开始对男性及其话语表现出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反抗。《庄园》中最早出现女性觉醒意识表现的是伯特伦二姐妹。她们二人率先对男性话语进行自发型反抗。在托马斯爵士的长期专制压迫下，姐妹二人对其父亲及其话语产生了较大的反叛及反抗意识。父亲在家时，伯特伦家处在井井有条的秩序中，每个人都严格按照托马斯爵士的要求来行事，行为端庄、仪态得体。在托马斯爵士前往安提瓜处理事务后，众人应拉什沃思先生之邀，满心欢喜地前往索瑟顿庄园游玩。然而，玛丽亚全然不顾其未婚夫拉什沃思先生的感受，放纵自我,与克劳福德先生调情、嬉戏。同样钟情于克劳福德先生的茱莉亚因此与玛丽亚明争暗斗、争风吃醋。姐妹二人完全将其父亲及其话语抛之脑后。之后，玛丽亚为摆脱其父亲及其专制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同意嫁给自己并不爱的拉什沃思先生。婚后没多久，玛丽亚又与克劳福德先生旧情复燃，二人相约私奔。另一方面，茱莉亚也为追求爱情，不顾外界目光大胆地与耶茨先生私奔。无论是玛丽亚还是茱莉亚，他们二人对自由意志和爱情的追求都属于自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她们盲目且直白地反抗着男性话语，甚至不顾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标准，完全凭借自我本能进行抗争。这种自发型的女性反抗意识归属于女性意识觉醒的初级阶段，是一种较为猛烈且不成熟的意识形态。

女性的成长经历了诸多发展过程及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样地，其意识的觉醒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不同于伯特伦二姐妹的自发型女性反抗意识，克劳福德小姐则表现出了其更进一步的女性意识觉醒形态。她成功跨越了自发型女性反抗意识，进而到达一种半自觉的女性意识形态。随着年轻女性意识觉醒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对男性话语的反抗力度及其威力也变得愈加明显。相对于伯特伦姐妹二人的盲目反抗，克劳福德小姐对男性话语的反抗则显得十分理智与谨慎。以“索瑟顿庄园之行”事件为例，范妮一行人就是否进入未上锁的花园进行商讨，克劳福德小姐心存犹豫，觉得未经同意便私自进入上锁的花园是不符合道德礼仪标准的，因为她认为“在这样的大庄园里，只有园丁可以随意四处走动”， 但她内心又十分想要进去乘凉，因此而纠结不已，直到众人发现门并未上锁，便“一齐兴高采烈地出了门，避开了那炽热的阳光”。克劳福德小姐后又率先与埃德蒙提及自己对他选择当牧师一事感到异常惊讶。二人随即就此事展开一番激烈的讨论。克劳福德小姐因自己在伦敦时就牧师一职的所见所闻而对牧师心存偏见，她觉得在教会里根本不会有多大作为，牧师一职无足轻重，而牧师们所谓的布道成效甚微，无法使得广大教徒的言行举止合乎社会规范。埃德蒙就此进行辩解。在讨论即将接近尾声之时，埃德蒙表示希望自己的一番言论能够说服克劳福德小姐，但是克劳福德小姐则调皮地说道：“我看你永远也说服不了我”。克劳福德小姐逻辑清晰地就牧师一职与埃德蒙进行交谈，一方面她试图以此来检验埃德蒙想要成为牧师一事是否属实，另一方面也暗含其试图劝服埃德蒙更换志向的目的。牧师一职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不错且颇为神圣的职业，但是克劳福德小姐的经历却使得她对牧师并无好感，在小说中，出于对埃德蒙的好感，克劳福德小姐曾多次就牧师这一话题与埃德蒙进行沟通交流，不过最后都是无疾而终。虽然在索瑟顿庄园中克劳福德小姐最后并没有被埃德蒙所说服，但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埃德蒙的示好，与其继续在园中漫步闲逛。之后，在短暂休息后，她被不远处铁门背后的风景所吸引，便起身说道自己想隔着铁门看看其背后的风景，埃德蒙也随即起身与她一同前去。而后赶来的玛丽亚与茱莉亚同样被铁门后的美丽风景所吸引，不过相对于克劳福德小姐的克制与理性，伯特伦二姐妹则显得十分原始与冲动，她们不管不顾地先后翻越上锁的铁门，丝毫不考虑其后果。

由此可见，克劳福德小姐一方面勇于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独特见解，甚至不畏于挑战大众、挑战传统，但另一方面她的这种挑战与抵制有别于伯特伦二姐妹盲目冲动，显得更为谨慎与圆滑。她对女性如何在这个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谋取一席生存之地，有一套自己的处事行为法则。这套法则使得她游走于其社交网络，但它也彰显了克劳福德小姐女性意识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克劳福德小姐落落大方，举止优雅得当，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她既是男性话语的反抗者，也是男性话语的拥护者，不过究其根本，对男性话语的认可与拥护在其意识中占据上风。例如她固执地坚守以财富、地位为基础的婚姻；无视其兄长的风流花心，试图说服范妮嫁给他等等。不过，总体而言，克劳福德小姐所具有的女性意识已经进阶到一种半自觉的意识形态。它不同于自发型的女性意识，并非无端盲目抵制一切男性话语；也区别于自觉型的女性意识，女性觉醒程度尚且不够高。但是，无论是哪种程度的女性觉醒意识，亦或是对男性话语的哪种反抗类型，女性的成长及其对男性话语的反抗的的确确对男性话语世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加剧了其中话语秩序的不稳定性。

四、建构女性话语：自觉成熟的女性

福柯在《性经验史·认知的意志》中写道：“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话语因权力的加入而变得复杂。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会不断创造出新的话语；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话语也会生产、加固某种权力，或是削弱、对抗这种权利。女性在削弱和颠覆男性话语的同时，也在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重塑自己的主体地位。不过，女性新话语的建构并非完全与现存的男性话语相对立，而是在现存话语内部对其进行解构和重新整合，进而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

女性要想建构自己的话语权，首先要抵制和反抗男性话语，对男性话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消解，在男性话语世界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在其中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毫无疑问，伯特伦二姐妹的盲目反抗和克劳福德小姐摇摆不定的间歇式反抗，确实对男性话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消解。但是，无论是自发式的还是半自觉性的反抗都还不足以使得女性在男性话语世界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进而立足。较于前者不成熟的反抗意识，《庄园》女主人公范妮则一路成长，最终凭借自身成熟的自觉意识成功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独特声音，进而在男性话语世界占得一席之地。

故事伊始，初来庄园的范妮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与庄园的格格不入。她因身材瘦小而被众人调笑；畏畏缩缩，谨小慎微的性格也引得众人议论；她还被迫接收来自外界的各种言语教导。身为庄园外来者的范妮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他者”身份和在庄园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小说前半部分范妮处于适应庄园文化这一状态中，人物表现得较为沉默，似乎从来不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范妮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外在身体，还是内在心灵上都得到了较大地成长发展。户外活动和饮食的改善等使得范妮变得健康起来，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也使得范妮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到了故事后半部分范妮在经历了长期的外界言语压迫后，深刻地意识到了女性也是一个独立个体这一事实以及女性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话语即权力，权力即话语。话语的缺失，意味着女性在权力方面的缺失。尔后，在面临克劳福德先生的求婚时，范妮不畏托马斯爵士的言语压迫，毅然决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态度，拒绝了克劳福德先生的求婚。此时的范妮通过运用自己的聪慧，勇敢地与托马斯爵士据理力争，反抗其话语，拒绝沦为男性话语下的“傀儡”，成功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范妮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声”，建构自己的主体地位，主要归功于她对正统道德标准的坚持、实践与更新。所谓正统道德标准，也即传统道德标准。按照男权社会的传统，身为男性附属品的女性要严格遵守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要求，例如女性要做“家中天使”；女性要保持自我天真；女性应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等。具有自觉意识的范妮知晓女性在男性至上社会中所处的边缘位置，也逐渐懂得女性要如何能在这一社会中较好地生存。不同于伯特伦二姐妹和克劳福德小姐的反抗方式，范妮成功在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她既认同正统道德标准的正确部分，摒弃、反抗其陈旧部分，又逐渐在其中融入进步的新思想。范妮首先较好地展示了其对传统道德标准的认同与实践。在“索瑟顿庄园之行”和“演戏风波”这两个事件中，范妮的表现都异于其他人。范妮与埃德蒙本属于同一阵营，但埃德蒙却出于私心将自己之前的话完全抛到脑后，做出了与他言行不符的行为。而范妮则坚定自己的立场和道德行为标准，以旁观者之姿，细致地观察每个人，看他们如何费尽心思达成自己的目的。伯特伦家的两位小姐更是因克劳福德先生一人而明争暗斗，不顾传统道德伦理，与其纠缠、暧昧。《海誓山盟》排演的暴露使得托马斯爵士意识到其子女道德行为上的缺陷与不足。他尤其对一向稳重的埃德蒙改观。之后汤姆因其放荡的生活而重病；与拉什沃思先生结婚的玛丽亚，婚后不久便与克劳福德先生私奔；随后，茱莉亚与耶茨先生也私奔了；克劳福德先生恶劣品行的败露引发众人对克劳福德小姐品行的质疑，心悦于她的埃德蒙也因此被认为识人不清。几个孩子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托马斯爵士身为一家之主的威严，也成了他痛苦的源泉。在托马斯爵士看来，其子女的出格行为揭示了他们自身对传统道德观念信仰的消解，在此相称下，具有良好品质的范妮正好与自己的道德行为标准相一致。最终，托马斯爵士应允了范妮与埃德蒙的结合。

有文章就范妮最后得到托马斯爵士的认可，成功嫁到庄园这一点做过相关阐释，认为范妮是庄园中继托马斯爵士之后的精神向导，是托马斯爵士的精神接班人。然而在笔者看来，范妮并非同托马斯爵士一样绝对地拥护传统道德标准，相反，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范妮一方面对它持一定的认同态度，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补充、更新。诚然，范妮在最后似乎是成为了庄园精神向导一样的存在，但范妮的个人道德及思想与托马斯爵士的并非完全相同。以托马斯爵士为代表的男性话语依旧是社会主导力量，而以范妮为代表的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则才开始试图发声。就婚姻这一与女性有着切身联系的一环，女性不再沉默或是逆来顺受地接受男性话语的安排，而是主动争取，向其展示自己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向往与勇敢追求。然而，在英国传统社会中，婚姻被市场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嫁妆是男性选择妻子的标准。虽然后来受王室和社会风气的开化，有少许家族显赫的世家和贵族不畏异样眼光与社会底层女子相恋，乃至结婚。但是这种情况在当时是较少的，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因此，就这点而言，范妮毫无疑问走在了时代前沿，更新其思想，大胆追逐以感情为基础的恋爱和婚姻。在《庄园》这部小说中，托马斯爵士起初也是按照其一贯的婚恋规则来为其子女考虑终身大事，其十分抗拒子女迎娶或是嫁给不如自己或是社会底层人员。然而，在故事最后，托马斯爵士却被范妮的个人魅力所打动、说服。究其背后的原因，实则是范妮与托马斯爵士相互重叠的道德标准，促使托马斯爵士后退一步认可了范妮对传统道德标准的更新。

女性凭借自身对男性话语的种种抵制和反抗成功在男性话语世界打开一个缺口，而后又凭借自身内外的成长、自觉和对时代进步的敏锐性，逐步在男性话语，这一存在已久的旧话语体系中建构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新话语。

五、总结

《庄园》这部小说刻画了各色各样的女性形象，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以伯特伦夫人、诺斯太太、拉什沃思夫人、格兰特太太等为代表的深受父权制社会压制，失去发声能力的年长女性,即沉默的女性；第二类是以伯特伦二姐妹为代表的具有自发反抗精神的年轻女性；第三类是以克劳福德小姐为代表的具有半自觉反抗意识的年轻女性；第四类则是以范妮·普莱斯为代表的成熟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年轻女性。由此分类可以看出女性在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中，经历了由沉默到自发、半自觉再到自觉的成长变化过程。

通过采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解读《庄园》这部小说中几位女性的成长变化，不难发现女性角色在经历了由沉默到自觉诸多个阶段变化后，逐步形成女性较为理性、成熟且独立的思想。她们在这一成长发展过程中，逐步对男性话语进行不同程度地反抗、抵制，使得权力不再保持其一成不变的状态，而变得“流动”起来。自身品质等方面的改变提升，以及成熟的自觉意识使得女性成功发出自我言说之声，建构自己的女性话语，并为男性话语所承认、接纳。另外，通过权力话语这一独特角度切入，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女性这一形象在《庄园》这部小说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分量；有助于了解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状况，进而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简·奥斯汀在该部小说中所想要表现出的女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