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沛珊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旅行就是去开启一段新的历程，是空间层面的移动。”[1]920世纪末，旅行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被提出，且近年来备受关注。保罗·弗赛尔(Paul Fussell)在《出国:英国文学在两战间的旅行》(1980)一书中将旅行文学定义为个体对差异和他性的叙事。他解释道：“这种自传体式的叙事产生于讲述者对遥远或陌生事物的接触。”[2]203除了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业已成熟的文学批评范式去分析这类文学，很多学者也致力于从旅行本身出发，去发现旅行的文学意义。因此，旅行叙事作为一种新视角也应运而生。就美国旅行文学而言,詹尼斯·P·斯道特(Janis P. Stout)在《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范式与偏离》(1983)中全面列举了美国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1983)。而中国学者田俊武则在《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研究》(2017)中揭示了旅行叙事的结构、模式和功能。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作为美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凭借其擅长描写的天真美国人到访欧洲古老大陆的故事，被一致认为“书写了几部杰出的旅行文学作品”[3]109。他的许多作品作为旅行叙事的典范被上述两部专著提及，而《专使》(TheAmbassadors)则被称为是“他过往所有积累的集合”[4]。这个讲述55岁才到访巴黎的美国“大使”的故事，无疑是一部旅行叙事的杰作。令人遗憾的是，斯道特并没有对这部小说进行清晰详尽的分析，而田俊武仅仅着重比较了美国和欧洲的差异，而在主题的解读上，将《专使》的主题归为文化冲突和道德观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从旅行叙事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而就其主题而言，旅行的意义不单单是为了揭示欧美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斯特雷瑟在旅行中的成长，即异乡人经历观察—想象—发现三个阶段的成长过程。

一、行者自居的亨利·詹姆斯

自内战以来，交通工具的高度发达为美国人出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出国旅行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除了本就富裕的贵族家庭，很多文人墨客如亨利·亚当斯、伊迪丝·华顿等也开始了他们的西欧之旅。因此，“欧洲大观光也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精英教育”[5]128。而亨利·詹姆斯，既是富家子弟，又是文学爱好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欧洲大观光的一员。正如汤普森对旅行文学所解读的那样，这种文学形式“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撰写该文的旅行者本身，特别是他的价值观、关注点以及设想”[1]10。詹姆斯在大西洋上来回旅行的宝贵经历，在他关于国际主题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因此，要分析《专使》的旅行叙事，就必须对詹姆斯的旅行经历进行介绍和解读。

詹姆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坚信国际视野对孩子们有益。因此，詹姆斯只有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前往英国和法国的旅行。在他两岁时，第一次坐在车里向外看，窗外的美景在他眼里便是孩提时最早的旅行记忆。从童年起，他就开始学习欧洲语言，参观独具历史文化气息的宫殿和建筑，并与欧洲人交朋友。1869年，詹姆斯独自穿越大西洋来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且写下了几篇游记。他所创作的作品，如《大西洋的轮廓》(1875)、《法国掠影》(1884)、《意大利时日》(1909)等都如实记录了他对自己旅行经历的反思。除了旅行小记，在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中，也不乏旅行的题材，特别是有关那些旅居西欧的美国人的故事。那种对欧洲古老大陆的新鲜感殆尽以后，这些小说更多是建立在詹姆斯对自己旅行见闻的反复质询和思考基础之上的。通过对新旧世界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的比较，詹姆斯逐渐形成了他独有的国际主题和现实主义心理小说的写作风格。他将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与独特的旅行经历相结合，并且“时机一旦成熟，他就能达到与乔治·艾略特、屠格涅夫、左拉等文学天才同等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詹姆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6]5。

作为一位以旅行者自居的写作者，詹姆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回答了旅行意义之所在以及他对待欧美新旧世界的看法。通过在旧大陆的虔诚朝拜，他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文化历史层面的贫瘠，并且表现出对欧洲深厚文化底蕴和理性精神的崇拜。就他而言，美国人“一旦离开他们自己给自己营造的所谓天堂的幻境，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地脆弱不堪”[6]7。美国人在欧洲世界的对比下，不过是天真和无知的代名词。除此之外，美国人的身份使他感到坐立不安，因为“这个国家的原始简单和历史短暂使他感到无依无靠，无所归依”[3]110。因此，詹姆斯早期的旅欧经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认祖归宗的使命感。可是，对欧洲的了解越深，他越发感受到欧洲大陆的城府和虚伪。在他的国际题材小说中，“腐败”(corrupt)一词常常被用来形容欧洲，而这也体现出詹姆斯对欧洲大陆另一面的客观表达。总而言之，詹姆斯对待欧美的态度，“并非是普通大众以为的那样，褒扬欧洲，贬低美国”[7]。而欧洲旅行的意义，在他眼中，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像小蝌蚪找妈妈那样的归家需要，也不只是一个批评家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非要评判出孰优孰劣来。而是通过欧洲之旅去获得在他眼中自己必须具备的文化背景和高深思想，从而建立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超然的旁观者，不停记录的同时，也应当从他所感悟到的伟大历史中绘制出一个个故事来”[3]111。由于他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詹姆斯正如其秘书所言，是“另一个世界的公民，而不属于地球的任何一处地方”[7]。因此，他的旅行经历更多是为了自我的认知和个体的成长。

二、斯特雷瑟在路上：旅行主体与客体的碰撞

斯特雷瑟是一位55岁的美国中年男子，他奉纽瑟姆夫人之命，跨越大西洋来到法国巴黎，一心只为奉劝查德，亦即纽瑟姆夫人的儿子回到美国，回到伍莱特去，好让自己完成此行任务，并最终同纽瑟姆夫人完婚。然而，当他到达法国后，一切却似乎都背道而驰。那个声称是他们“导游”的戈斯特雷小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伴游女郎，带人周游四方”[8]13。受到这位女士的影响，斯特雷瑟不再强调自己作为一个说客的身份，反倒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来欧洲游玩的客人。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到访巴黎的远足旅行。“在二十五岁时，他就曾在此漫步，但这不但没有破坏眼下的兴致，反而使眼下的情感丰富起来，使他旧地重游成为一件很有意义值得与人分享之事。”[8]12因此，他以谨慎客观的态度开始漫步于欧洲大街小巷，参观名胜古迹，并时常与欧洲人促膝长谈。

他参观的第一个地点是英国，典型的欧洲国家。尽管是第二次到访英国，但当斯特雷瑟走在英国街道上时，他依然情不自禁地享受着那周遭的一切。“蜿蜒曲折的城墙——宛如这个已然膨胀的小城的腰带，久已断开，近半仍由细心的市民妥为保护。”[8]11此情此景，他深受触动。城墙为何断裂？也许多少年前，由于领土争端或者贸易危机，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场残忍的战争。不论当时战况如何，这堵墙已然成了历史的见证，且被世世代代的居民保护和爱惜。在斯特雷瑟眼中，只有像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哪怕是一堵破碎的墙，也能激起一个人对历史事件的想象。而这种深厚的历史底蕴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对一堵墙的想象上，更体现在实实在在被历史记载的建筑身上。斯特雷瑟情不自禁地欣赏起眼前的这座大教堂来：

他背靠槽沿，面对教堂的塔楼，在眼下所立之处正可绝妙地俯视教堂，那高高的一大片红棕色，呈正方形，尖顶耸立，饰有卷叶形浮雕，屡经修整复原，但在他那长久未见世面的双眼看来却很迷人，何况还有今年第一批燕子在它四周穿梭飞翔呢[8]12。

詹姆斯形象地刻画了斯特雷瑟愉悦的观光心态，特别是用“绝妙地俯视”和“长久未见世面的双眼”来形容他的神态，直接完美地展示了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是如何被欧洲古老建筑所折服的。除了他欧洲旅行的第一站——英国，这次远足还包括了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体验。他去到剧院观看错综复杂但震撼人心的歌剧，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并欣赏古典音乐和精致绘画，也常常就餐于法国著名餐厅，一边品尝纯正的葡萄酒，一边享受浪漫的氛围。在伍莱特，他虽然也和纽瑟姆夫人去高档餐厅、参加上流宴会，然而那些日子与他在欧洲所感受到的那种高雅相比，却是完全不同的。在斯特雷瑟看来，即使是巴黎的乡村也可以成为“小说的背景，艺术的媒介，文学的温床；几乎和希腊一样遥远，但也几乎可谓一样神圣”[8]399。

除了那些实实在在的建筑、绘画和聚会，作为旅行主体的斯特雷瑟还深切感受到了欧洲人的说话方式和个性特色。戈斯特雷小姐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当他们相遇时，斯特雷瑟用自己惯常的谨慎态度，把这位欧洲小姐上上下下都打量了一番，最后他得出结论：“嗯，她文明得更彻底——！”[8]7后来，当查德带他去见那位天才艺术家格洛里安尼时，他从这位年轻人的谈吐中看到了自信和光芒，他仿佛“在这令人愉快的时刻，意识到自己在其中敞开了每一扇心灵的窗户，让那相当灰暗的内心吸收一回他原先的地理中未曾标出的一个地带里的阳光”[8]146。那位雕塑家的眼睛，就是那“富有穿透力的阳光”[8]146。而最具欧洲优雅高贵气质的代表则要归属于那位令查德无法自拔的德·维奥内夫人。斯特雷瑟被这位夫人的气质所折服要回溯到他无意间去到巴黎圣母院的那天。在静穆的教堂里，那位女士虔诚的背影使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某个漂亮、勇敢而且智慧的女神形象。“她坐在那儿，背对着他，但他的印象完全认定她该是又年轻又引人注目，而且她头部所保持的姿势，即使在圣洁的昏暗之中，仍看得出自信来，暗示着一种对坚强、安全、解脱的信心。”[8]219斯特雷瑟沉浸在眼前此景中，将这位女士看成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一切崇高事物的集合。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更深深屈服于“她那文静温柔之中透露的敏锐”[8]230以及“她那极为正经的态度”[8]230和“绝无自命不凡的姿态”[8]230。

当然，他的欧洲之旅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朝圣，那种欧洲腐败的一面也在他谨慎客观的观察态度中显露无疑。巴勒斯小姐毫无节制地纵酒吸烟，是欧洲人堕落放纵形象的典型。然而，“她抽烟倒是她放纵行为中最不值得一提的了”[8]87。这也就是指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可能更为不堪。巴勒斯小姐糜烂奢侈的生活体现了欧洲摧毁人的那一面，这也就证实了纽瑟姆夫人对查德的担忧不无道理。对于伍莱特人来说，欧洲的腐败是“根深蒂固的不体面”[8]87。甚至是优雅大方的德·维奥内夫人，也隐藏着太多秘密，且置身于一段婚外情中。而她则是凭借“含糊其辞中的圆滑”[8]221来掩盖自己阴暗和自私的想法，并呈现出优雅知性和善解人意的样子来。

和这种对旅行客体的判断相比，斯特雷瑟多次强调自己旅行的意义更在于对“人应该如何存在”这一问题的思考和体会。他对查德说：“我命该享受一个月的乐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现在享受的乐趣足够我这辈子剩下的日子用了。”[8]240而类似的感悟他也跟戈斯特雷小姐诉说过：“我当然是青年——踏上欧洲之旅的青年。自从我在切斯特遇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变年轻了，或者至少开始得到年轻的好处，这就是一直以来在发生的事。”[8]252在他这些感受中，最能反映他对“人之存在”的回答要数他对比尔汉姆说的那段话了：

你能怎么活就怎么活；不这么活就是个错误。只要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具体做什么倒问题不大。如果你从未有过自己的生活，那你有过什么？…你想干什么就干去吧，只要不犯我的错误就行。因为那就是错误。生活吧！[8]161-162

尽情地享受人生才是生活的本质所在。不要为了某个任务、某个人或其他外在的事物而存在，而应该为自己而活且要按自己的意愿而活。简而言之，这场欧洲之旅，包括欧洲沿途的建筑风景、欧洲人身上的优雅或是圆滑，都给斯特雷瑟一次重新活过的机会。

三、旅行叙事的功能——个体在旅途中的成长

既然斯特雷瑟眼中这趟欧洲之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如何更好地活着，那么他对欧洲的那种向往就应该看作是一种学习和自我提升，而他为美国感到羞愧的情绪则出于自我反省。因此，从旅行叙事的角度看《专使》，就能发现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文化冲突或者道德价值观，而是一个人的成长。田俊武指出：“成长是19世纪的美国人在他们漫长的欧洲之旅中十分重要的目标。”[9]62从斯特雷瑟的旅行来看，一个人要成长，必须经历观察—想象—发现这三个阶段。

观察，就是在面对新的或不同的情况时，要采取谨慎、客观的态度。斯特雷瑟此行的任务是说服查德回到伍莱特，然而，查德本人直到书的第四部才出现。在前三部中，斯特雷瑟游历了好几个地方，且大部分时间都和戈斯特雷小姐在一起，这暗示他需要先熟悉新环境，而不是到欧洲就立刻直奔主题。在这段时间里，他意识到欧洲人的多面性:有些人像戈斯特雷小姐那样，比天真的美国人更精明也更文明；而有些人就是伍莱特人眼中欧洲人的样子，腐败且堕落，比如巴勒斯小姐。因此，在观察阶段中，他的第二个任务是查明查德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后者。见到查德后，他立刻直言不讳地说：“你知道，我来，是要让你不折不扣地摆脱一切，把你直接带回家去。”[8]109他这么直接不是因为紧张或者受伍莱特直来直往的影响，而是要腾出时间来看查德的反应。然而，他从查德身上看不出任何厌恶或反感的情绪，反而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和礼貌的仪态。接着，他继续观察查德，直到最后发现查德并不是纽瑟姆夫人所以为的那样叛逆且堕落，而是已经彻底变成一个看上去又有魅力又文明的人了。理清这一点以后，他的下一个观察任务是要弄清楚查德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在欧洲的原因。在后面几部中，他终于发现德·维奥内夫人就是查德迷恋巴黎的原因，而他也因此结识了这位女人。又过了一个漫长的观察期，查德在欧洲的生活画卷逐渐清晰起来，斯特雷瑟最终选择支持查德留在巴黎，因为他认为是欧洲的一切改变了他，而查德和这位夫人之间的爱情是别处难寻的真爱。他激动地说道：“根据所有的迹象来看，对查德来说，最大的变化当然莫过于纯洁的爱慕。”[8]135

在对相关情况进行一番观察之后，他进入了想象这一阶段，因为想象力丰富而变得理想化和冲动。他深信查德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青年，而德·维奥内夫人则是一位优雅的女性，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爱。因此，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单纯感”[8]218，并决定帮助查德成功留在巴黎。当他得知德·维奥内夫人的女儿订婚后，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然而，除了她的女儿以外，玛米也是查德和维奥内夫人浪漫爱情的障碍。幸运的是，他发现了比尔汉姆对玛米的爱慕，并因此找他俩谈话，且成功说服比尔汉姆主动出击。他将自己的想象阶段，亦即采取这一系列行为并因此捍卫查德的爱情一事看作是他细致观察这一阶段开出来的鲜艳玫瑰。詹姆斯这样描述道：“他确实有过这种自知是暂时的举动和躁动，暂时纵情于讽刺，纵情于幻想，频繁地凭本能抓住成长中的感差的玫瑰，自己感到玫瑰的气味和色彩越来越强烈，他甚至可以埋鼻狂嗅。”[8]343当一个人仔细审视一件事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后，他很自然地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他变得片面，因为他会有意识地暗示自己，他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而那些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东西往往会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观察他想观察的，也只相信他想相信的。因此，事物就远离了它们的本来面目，用一种充满理想化的方式被呈现出来。正如斯道特评论的那样：“斯特雷瑟并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十足个性化的人物。”[10]80

旅行叙事的最后一个阶段见证了斯特雷瑟真正的成长，可以称为“发现”时期。当他在法国郊外偶遇查德和德·维奥内夫人时，他最终发现了真相，并因此顿悟。斯特雷瑟再也无法回避婚内不忠的道德问题，而曾经浪漫的崇高爱情也完全崩塌。亨利·詹姆斯描述道：“他终于意识到，他其实一直都在尽力地什么都不想。其实，其实，他的努力已经白费了。他发现自己在想着数不清的美妙的事。”[8]414直到那时，他才终于明白，真正纯粹的爱情其实并不存在，而真相往往是不堪一击的。他又重新回到了观察者的位置，而这一次他不是为了发现美好，而是找到真相。通过与查德的交流，他断定查德很可能与另一个女人有染，而德·维奥内夫人也一直对她和查德的关系不道德的一面心知肚明。她之所以表面上风轻云淡，是想要利用斯特雷瑟的想象和信任去维系她同查德的关系。简而言之，“查德·纽瑟姆并非完全无辜”[10]80，而德·维奥内夫人也并非完全优雅。基于这种认识，他终于掌握了西方大陆的真实面貌:它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促进了人的成长，尤其是精神上的成长，而其腐败和虚伪也同样典型。因此，在感受过高雅文化之后，斯特雷瑟决心要离开这块大陆，因为他停留得越久，它邪恶的一面就暴露得越多，而显然对他这样一个“最不寻常的浪漫主义者和自由之人”[10]81来说,欧洲肮脏的一面毫无疑问是有害的。归乡并不意味着满载而归的胜利，也不是出于乡愁的情绪，而仅仅是一次旅程的结束，自我成长后的结局。至于查德，斯特莱瑟不再有义务说服他回伍莱特，或给他提供帮助了，毕竟那些“说客”专使们还在不断地到来，而且对于此刻的斯特雷瑟来说，查德有权选择以何种方式过自己的一生，且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帮他完成自我成长的任务。

斯特雷瑟的巴黎之行并不为别人而来，这一行自始至终属于他一个人，而且可以这么说，这不是一次差遣，其本质上就是旅行的经历。正是因为“空间距离的因素导致了斯特雷瑟自我的成长，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习惯和环境的决定因素中解放出来，而这些决定因素对转型至关重要”[10]81。《专使》就是对斯特雷瑟转型的再现，通过对观察欧洲事物和欧洲人、想象理想关系的存在和发现最终真相三阶段的揭示，体现了成长的主题。

四、结语

通常，故事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角，往往是作者自身的反映。因此，从旅行叙事的角度来看，“像詹姆斯一样，斯特雷瑟是一个具有智慧和敏感的旅行者，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11]64。也就是说，詹姆斯的敏锐和观察同他对文化沉淀和生命真谛的困惑都或多或少体现在他的旅行叙事中，而斯特雷瑟的旅行经历，那些形象的建筑，迷人的文化和各式各样的欧洲人，还有他观察—想象—发现的成长过程则更是如此。如果亨利·詹姆斯的欧洲旅行是为了自己，那么斯特雷瑟巴黎之旅的意义也可以归结为自我成长。换句话说，“重点不是在欧洲土壤上比较两种对立的事物，而是一个人物心智上的成长”[10]79。

“斯特雷瑟在巴黎的逗留成为他的意识的一次远征。”[11]《专使》的确是一部典型的旅行文学作品，旨在揭示旅行中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过程。当旅行主体遇到新环境，他通常首要的任务是去观察这些不熟悉的事物；而当他已经对新事物形成自己的看法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发起想象力来满足自己的兴奋和快乐；到最后，他终于不再幻想，而是找到了真相，并因此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本文通过对《专使》的解读，归纳了异乡人成长之旅的主要阶段，这不仅肯定了小说自我成长的主题，也为分析旅行文学的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