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晨

信赖保护原则在不同的语境下会呈现不同的内涵。学理上视信赖保护原则为权利理论；立法上将信赖保护原则当作一项行政行为理论；司法中则秉持务实态度，渐进拓展信赖保护原则在诉讼实务中的内涵。而在行政语境下，信赖保护原则被尊奉为一项政治品格，对政府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过错成分、诚信与否提出规范性要求。行政机关在发展信赖保护原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却长期为学界所忽视。从行政经验中可以提炼出“行为反复性审查标准”与“主观过错性审查标准”来充实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内涵，为司法审查提供具体标准，可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形成制度样板。

一、问题提出

作为一项源起于德国的域外理论，历经移植嫁接，信赖保护原则已然成为中国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P34）［2］（P75）换言之，在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已经成为规范行政机关诚信行政、保障相对人预期利益的主流理论工具。①在发展本土信赖保护原则的过程中，既有文献主要围绕经典理论、《行政许可法》、案例等展开叙述。由此，塑造出一个刻板印象：学理、立法与司法成为推动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行政与此无涉。所以，行政是否只是一个假想敌——信赖利益的侵害者，或者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如果不是，那么行政视角下的信赖保护原则又会呈现出何种内涵，与经典的学理内涵、具有约束力的立法要求又有何种差异？诚然，信赖保护原则内涵的本土生成过程是开放的，它接纳域外的经典理论、本土的立法要求、司法的裁判要旨以及来自行政系统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