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建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奔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百年大党，想要继往开来，必须总结其过往的立足经验，当下的存在优势和未来的可持续基础，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永葆青春与活力。

一、中国共产党立足的必然性

西方炮制的“中国奔溃论”从来不缺乏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攻击，

在西方对华鹰派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违背了西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民主体制”VS“威权政府”二元对立中的暴力执政党，他们呼吁中国应当走西式民主的道路，通过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治理国家。但“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10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其立足的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必然性，容不得西方对华鹰派指手画脚。

(一)中国共产党立足的历史必然性

西方对华鹰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质疑，实际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必然性，中国是否可以选择其他的政党？二是针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进行领导？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偶然获得的，它是历史和人民不断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政党，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多方利益集团的交锋，各种政党如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民社、国民共进会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在民国临时政府借鉴西方“议会制”和“内阁制”采用“议会政治”的背景下，各种政党的组建形成了一股热潮，最高时期竟有300多个政党。在林立的各种党派中，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从没有军队、没有根据地、没有资金的状况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尤其和一度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一直很弱小，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还被定为非法党派，不能公开活动、公开参政，甚至遭遇大规模屠杀。中国共产党能最终发展起来并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其始终站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顺应了中国人民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主自由的历史大势，解决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问题，最终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戴。

而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执政方式也是历史生成的，是对既往历史的反思和学习。在学习西方“议会政治”的背景下，代表各种利益的党派陷入了纷争之中，最终造成了“四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章太炎牵头的统一党、梁启超一度为领袖的民主党)、三派(革命派、立宪派、保皇派)、两阵营(拥护孙中山，还是拥护袁世凯)”的政治乱局，但党派林立的多党制，并没有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反而由于各自背后利益和目标的不同，相互对立掣肘，导致军阀割据和连年混战。蒋介石看到了多党制的弊端，却将政党制度推向了另一个反面，虽然名义上依然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旗号，但却实质上通过国家制度规定了“一党专政”的法律形式，实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其他党派从此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更有甚者被定义为非法党派，遭遇打压和屠杀，消解了整体党派的战斗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确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党的统一领导保持了中国建设和发展中总目标、总价值的一致，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凝聚了各党派的战斗力，实现了对“多党制”和“一党专政”的辩证创新和超越。

(二)中国共产党立足的理论必然性

建党百年的历史征程，已经从实践的角度最好的回应了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合理合法性，但西方依然从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抨击中国的政党制度，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看作是历史偶然，认为在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大势、西方政党制度作为民主的最好体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必然只是昙花一现，最终要么被西式民主同化，要么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该质疑所针对的是既有证明的历史性不能代表未来的长期性，其逻辑和休谟怀疑太阳明日有不能照常升起的可能性一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从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理论必然性出发。

第一，中国的国体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必然性。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国家体制决定的。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该国体决定了我国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执政。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就是消灭剥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没有自己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40唯有中国共产党，才会始终遵循唯物史观的精髓、捍卫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2]286西方总是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制度”来框中国，但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显然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西式自由和民主，并不能完全适用中国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的前提假设是互不相关的原子个人，他们以契约精神达成协议，在党政制度上设置制衡和对立用以约束权利，这种制度的本质是抑制“恶”的发生，这和其上帝作为“全知、全能、全善”的监督者的宗教传统有很大关系。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大一统的国家，由于血缘关系、宗族制度和修身养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极具集体主义精神，每个人需要负责的不是“上帝”，而是身边的亲朋友人，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扬“善”而非抑“恶”的，是统一的而非制衡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充分考虑了中国国体、国情，是中国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常规政党制度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其中党的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保证了政党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保证了共产党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永续发展。

(一)“执政”—“参政”的崭新模式

传统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制度结构是二元对立的，竞选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是否能够参政、执政，政党矛盾剧烈的时候，在野党甚至要面临不合法以至于毁灭的选择。“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跳出二元对立与一元绝对的故旧结构，创造性地形成“领导—合作”与“执政—参政”相复合的崭新模式”[3]。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并不是西方所污蔑的“一党专政”、威权独裁，而是对无产阶级执政和共产主义目标最根本的保证。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完全平行，具有完全的党派独立性，只是所担任的具体责任有所差别。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角色是通过制定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对国家进行全面领导，而其他民主党派在共同目标和路线的框架内进行补充建议和监督批评。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在共同目标下的分工不同，中国“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4]，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政党的凝聚力。除此之外，由于民主党派的参政和监督，中国共产党更能坚定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纯洁性。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大显著优势。中国的各项基本制度，都体现了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首先保障农民生存的权利，中国在一穷二白、急需发展经济的情况下，依然规定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农民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出租权，但却没有转让权利，不能将土地转让、买卖、入股、抵押。这从短期内似乎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但长远看来，这保证了农民占据主体地位的中国的基本稳定和发展，杜绝了类似印度国家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民窟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城打工，助推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民都可以回归农村，土地的非私有化成为了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压舱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还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基础地位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对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矿产、银行、保险、电信、公路、铁路、海运等行业都由国家负责，国家掌控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这保证了顺时期社会利益的有效分配和逆时期社会投资的可行性。第一，这限制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具有无序发展和扩张的破坏力，国家对社会经济命脉的掌控，限制了资本无节制扩张，保证了公共基础建设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第二，在经济发展稳定的时期进行宏观布局，发展长远行业，保证地区平衡。比如全面脱贫、电网下乡这类公共事业，全面推进是不符合短期内的经济规律的，需要由国家来保障和执行。第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保障经济的基础运行，拉动就业，通过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绝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5]和西方政党轮流执政陷入党争和撕裂不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从以下方面保证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绝对优势。第一是政策的一惯性。无论哪一任领导团体执政，都是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前任领导团体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后任领导人会继续推进实行，而西方党争式的政党制度，从选举开始就已经相互抨击和打压，每一个新任领导团体的上台都意味着原有领导团体政策的失灵，尤其是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下，西方领导人已经彻底抛弃了政治体面，丢弃了团结、协作的基本共识。第二是全国一盘棋的布局。在党的统一领导的制度下，党中央具有高度的权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走向，进行顶层设计和逐层规划，避免了重复消耗和计划不周的可能性，提升了行政效率，最大限度的实现了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的合理运用。第三是力往一处使的执行力。在内忧外患的战争时期，中国为了严防国门，集中力量投入军事的建设当中，以让世界惊讶的速度保证了中国空军、海军、陆军的成长，最终拥有了火箭、潜艇、防空，以及以电子对空和卫星技术的新式军事对抗的优势。而在建国之后，中国现代化在内无资本、外无扶助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积累了现代化的原始资本。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为了拉动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动员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被戏称为“基建狂魔”。这些优势，都是西方世界所不具有，甚至不能理解的，保证了中国的长远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可持续性

两党轮流制想要通过政权和党派的分离、党争和轮流执政的形式避免党派的衰落和腐败，实现国家的永续昌盛，但跳出“历史周期率”靠的不是外在的党派形式，而是执政党内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的方法论、官员负责制度和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可持续性的实现。

(一)党的统一领导可持续性的客观基础

党的统一领导可持续性的保持，从客观角度来说，必须保证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并通过合理的体制约束政党的腐败，中国共产党运用“固守底线—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系统方法论，保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实施，通过官员负责制，保证了政党的廉洁奉公。

1.通过系统的方法论保证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声明: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原则性问题上不允许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也是通过不断反思确立各种原则的历史，在建党百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摸索并不断实践了“固守底线—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系统方法论。

“固守底线”是保证路线正确、不犯原则性错误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时，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从根本确定了大方向的正确性。原则性范围划定后，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具体政策的制定上，会依据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即将颁布的政策、法律从目标、价值、应用、效果等多方面进行模拟预测，以求达到最佳效果。而从政策的确定到政策的实施，中国政府也会设定一个缓冲期，进行先试点再推广，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步调整。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的方法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完善理论，把握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确保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2.通过人民监督的官员责任制防止政党腐败

当今世界，政党的防腐败问题是所有党派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和西方政党相比，中国政党除却党内、党外的监督之外，还通过实行人民监督的官员责任制保证政党的纯洁性。和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党不同，中国的政党对人民拥有近乎无限的责任，同理，中国的官员想要为政一方，必须负起该地方的全方位责任，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检验，谁的管辖范围出了问题，就由谁来负责，并且人民拥有无限的追诉期，只要是该官员的责任，就算其已离任或晋升，依然逃脱不了惩罚。人民监督的官员责任制还保障了对特权行为的禁止，人民对特权行为最为敏感，反对特权的共识直接决定了执政为公的氛围，想要在中国实行如同美国总统一样的超级行政权和赦免权，亦或者在政策上进行“合法的”贪污扶持，都会直接遭受民意的反对和抗争。

(二)党的统一领导可持续性的主观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开始考虑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将民主和监督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手段。中国共产党能够一直保持先进性，从主观方面来说，就来源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应对“在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坚持推进党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

1.坚持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推进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6]因此我党一直将政治建设的自我革命放在首要位置，对广大党员政治能力进行不断培训，通过一系列学习和宣传，提升广大党员从政治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广大党员依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纪律的意识。对政治纪律不严、政治责任不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决不姑息。通过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推进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党内生态的净化，为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基础保障。

2.坚持在党的思想建设中推进自我革命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理论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的必须课，不断依循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船到中流浪更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境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取得既有成就沾沾自喜，也没有因为复杂多变的困难退缩畏惧，而是冷静的分析时事，应对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加强理论创造。

3.坚持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推进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9500多万名党员的政党，党的基层组织有480多万个。如何保障党的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党的自我革命面对的另一个巨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保证党中央权威，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三方力量集中起来，实现了党的力量、党的生命力的不断保持。在培养选拔领导干部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标准，严把党员入口关，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一步步提升党员队伍质量，增强了党的生机活力。广大党员干部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培养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强化了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底线思维和防范风险挑战的意识，发挥了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实现了党的组织的良性发展。

4.坚持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推进自我革命

优良的作风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标志，“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8]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作风理念，对“四风”问题严防严控，从小抓起，防微杜渐。从党中央到各级党组织，都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干部的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为工作重点，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得全党作风更加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