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临达

在以往关于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中，其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视。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认识论合理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1)李新宇、辛宝海：《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启示——传统文化观的视角》，《福州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毛泽东认识论以其科学的实践观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这是一种分水岭意义的理论成就(2)欧阳英：《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视野》2021年第5期。。也就是说，认识和实践的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时代性实践的结合等认识论问题，已经在有关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阐发。从结论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3)李佑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5日。。这一定性也已成为研究共识。

然而，从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毛泽东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仍有一些理论环节需要补充。首先是毛泽东认识论在哲学通史中的地位和贡献问题。毛泽东认识论虽然是以解决具体实践问题而著称的理论，但归根到底，仍是哲学通史中有继承、有发展的理论，而且包括毛泽东本人在书写和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的时候，同样是秉持哲学通史的格局和视野来进行讨论的。例如，在判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哲学史中其他认识论的实践观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