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志，赵 茜，欧梦玲

（1、2.重庆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系，重庆 401331；3.重庆市第一福利院，重庆 401320）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国庆阅兵仪式是隆重的庆典活动之一。据统计，庆典活动直播电视端总收视规模达7.99亿，总台自由新媒体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平台总体阅读浏览量达45.98亿次，其中视频直播收看次数超过36.93亿次。［1］国庆阅兵仪式通过展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就和风貌等仪式性表演，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决心，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信仰。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秩序和民族信仰的工具，仪式具有一定的心理及社会服务功能，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仪式治疗与社会工作在人类心理及社会服务方面具有许多共通之处。一方面，仪式治疗假设人能在仪式的阈限中寻找生活需求的满足，通过主体性的发挥将自身能力提升，从而转换化解自身问题，实现个体的“自助”；另一方面，仪式治疗强调“人在情境中”，即个体在特定文化和社会情境中生活，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社会化。仪式时常可以充当人情冷暖的温度计，间或可以充当人间情感的调节器，如生命礼仪可以成为一种时间的见证、公证和凭证。［2］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到国家庆典，小到日常生活礼仪或是纪念日，仪式都能发挥凝结氛围和抒发情感的作用。社会工作的发展可借鉴仪式治疗的有益成分，把仪式治疗发展成社会工作的一种服务模式，探索社会工作中的仪式疗法。

在社会工作与仪式疗法进行创新与整合阶段，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回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仪式疗法的服务特征有哪些？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有何价值？二是社会工作中仪式疗法的理论基础有哪些？三是仪式疗法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操作过程怎样？具体如何运用？四是社会工作中运用仪式疗法的原则与注意事项有哪些？当下，社会工作服务多是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在注重服务成效的同时忽略了服务方案与介入方法是否具有专业性，评估与反思也缺乏一套准则。因此，从理论层面和实务层面阐明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仪式疗法，给运用者提供方法指南，是探索当下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重要任务。

一、仪式治疗与社会工作的融合

在西方文化看来，凡是能够引起有益于身心健康变化的干预都被称为“治疗”，从事相关职业的专业人士都可以被称为“治疗师”。此界定偏医学和心理学，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治疗是引起有益于身心和社会行为变化的干预。基于此，仪式治疗（Ritual Therapy）是一个结构性的干预过程，即在经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引导下，个体或群体通过亲历自我探寻、符号赋义、仪式设计、仪式体验等仪式化活动，促进其参与社会化的过程。［3］

（一）仪式治疗的服务特征

基于人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述，以仪式为灵魂的仪式治疗包含文化性、亲身性、结构性和符号性等特征。首先是文化性，这也是仪式治疗的首要特征。仪式作为宗教的衍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仪式治疗中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仪式治疗参与者生活在特定文化和社会情景内，个体意识和行为受到文化影响；第二，仪式治疗的目标是促进个体或群体社会化，实质是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社会意识、社会文化具有密切联系；第三，仪式治疗的干预框架是仪式的运用，而治疗中运用的仪式是基于重构或强化参照总体文化规范组织起来的，在构建仪式的过程中包含对实施地域的文化研究和仪式情境化的操作化设计。其次是亲身性。从涂尔干关注宗教仪式中教众的“情绪激发”，到戈夫曼将仪式用于日常生活，再到柯林斯强调互动仪式中重视产出“情感能量”，均强调仪式的亲身性，即个体或群体必须亲自到仪式现场，参与或观看仪式活动，并强调亲身经历仪式化过程，将仪式化过程中个体的自我探寻、情感能量变化看作个体意识和行为改变的动力源。［4］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亲身经历并不仅限于戈夫曼所谓的面对面“face to face”，多媒体渠道可以实现亲身经历，如文中提到的国庆阅兵仪式。再次是符号性。符号作为社会交往的媒介，在人类信息交流、个体社会化以及人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符号互动理论中的符号“是指被人们赋予意义的形象和标志，包括语言、文字、行动、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等等”。仪式治疗是借助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进行社会化干预的过程，其符号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象征性符号有利于价值和价值观的传递，尤其是在仪式治疗过程中对象征性符号特定含义的解读和阐释，有助于促进仪式的积极效用。二是符号是互动的媒介。仪式是一种以互动交流和情感体验为主的活动，其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情感的准确表达都基于相应符号的运用。三是结构性。仪式治疗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内容和流程上，分别对应于仪式和治疗两个方面：从仪式的角度讲，仪式根据参与者不同来设计内容模块；从治疗的角度讲，仪式治疗具有结构化要素，包含治疗师、治疗对象、治疗内容、治疗流程等，同时仪式治疗具有结构化流程，包含自我探索、符号赋义、仪式设计、仪式体验等。总的来说，结构性的内容模块、治疗要素和治疗流程是仪式治疗的专业性体现和治疗效果的保障。［5］

（二）仪式治疗的社会工作功能

仪式治疗在社会工作中具有重要功能。具体如下：首先是规范性功能。个人降生在社会中，社会已经具备的结构、信仰和习俗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为，个人习得社会规则和规范成为“社会人”是社会化的核心目标。［6］在规范性功能方面，治疗过程采用的仪式表达两种信息：第一种是“自我参照”，即将个人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中的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比对，对个体当前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状态建立自我评价。第二种是“规范习得”，即个人在进行自我评价后，通过互动仪式习得已完成编码的规范性信息，进一步提高个体的社会化水平。其次是教育性功能。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礼仪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仪式作为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的载体，教授人们处理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方法和规范。在治疗中，仪式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参与者通过对象征性符号的解读、自我参照信息的比对、互动仪式的体验，学习如何学习、如何采取适宜的行为、如何生活。再次是发展性功能。作为仪式参与的主体，人在仪式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人的社会化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包含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个体能力的发展、主体性的发展。一方面，符号互动促进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仪式参与者通过仪式参与和情感能量体验，将外部规范和价值内化，形成有意识的自我。社会互动产生的自我，通过内心对话过程来完成决策，即是否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另一方面，仪式治疗在互动过程中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自觉性、拓展生活视野和促进能力提高来实现问题的转换和化解。最后是主体性功能。个体通过互动仪式选择自己的需要，在了解行动的内容、目的、意义及责任的前提下，自由自主自觉地选择行动，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二、社会工作服务中仪式疗法的学理追问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形态，仪式在人类心理及社会功能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人格形成的重要载体。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是艺术学等都从不同维度探讨了仪式之于人类发展的重要功能，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促进了仪式治疗的逐步成熟，更为社会工作服务中仪式疗法的规范性、专业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相关理论的成熟。

（一）仪式疗法的人类学探索及经验

从人类学视野来看，生活的意义和本质具有整体性和在地性，不仅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建构的结果。而仪式在其中具有载体作用，并与相关的文化习俗以及信仰伦理有密切关系。首先，仪式治疗蕴含着不同的民族信仰。向青松探讨了黔江苗族的疾病信仰与治疗仪式，深度剖析了作为疾病治疗主体的“苗医”的身份象征与神秘性，发现作为疾病治疗主体的“苗医”在黔江当地苗族社会中依旧占据一定地位，而传统的苗族医学治疗仪式与其民间原始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7］罗钰坊在研究土家族过关仪式治疗中进一步发现，通过虚拟的病患体验及仪式参与者的分担，使患者及其家属获得心理慰藉，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将仪式置于土家族社会关系网络中，它又是构建超血缘社会关系的纽带。［8］其次，仪式治疗体现了不同的文化模式与应对机制。解素蔓在研究土家族梯玛仪式的过程中，发现民族文化传统决定了双坪村土家族招邪神野鬼致病的认知，而梯玛解邪仪式治疗正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形成的疾病应对机制。［9］此外，人们选择仪式治疗也反映了当地的信仰与文化习俗，王锋在研究中了解到，仪式治疗与民间信仰的文化契合有关，选择仪式治疗，很大程度上源自人们对传统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10］周小昱文的研究则进一步论证了城市居民的仪式治疗呈现出从天人关系失序到天人关系理顺的文化逻辑，将治疗者生活世界的不顺归结为文化意义上的问题，通过仪式调动治疗者听觉、味觉、视觉等身体感知，促使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11］最后，仪式治疗更是不同族群乡土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表达形态。杨善华和梁晨在研究农民对疾病的分类和仪式性治疗时发现，由于农村相对贫困和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农民一般把疾病分为可以治愈的“小病”和命定的“大病”。由于医疗系统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且在“社区情理”中“治疗”比“治愈”更为重要，农民会向以“大仙”为代表的非正式医疗系统求助，这就形成了“仪式性治疗”。这种“仪式性治疗”体现了治疗的乡土伦理，对家人的“治疗”不仅是对家人的交待，更是对乡土社会固有的“社区情理”的交待。［12］

（二）仪式疗法的心理学探索及经验

仪式不仅是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也是文化心理学以及心理治疗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心理学研究视野中，仪式是个体认知内化、情绪宣泄、情感能量以及高峰体验实现的重要依托，在个体心理及社会服务中具有关键性作用。首先，仪式疗法是情绪宣泄的重要途径。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仪式用象征符号、语言、音乐或运动赋予无意识的感情和思想以不同的意义。此外，仪式是不断重复的行为，表现为同样的形式、固定的开始和结束，并以此种方式深植于人们的大脑中，由重复到熟悉，从而起到心理上的舒缓、化解、转移等作用。［13］在宗教仪式中，灵媒常将音乐、图像、舞蹈和口头传说融为一体，通过戏剧化的仪式治疗身心疾病，引导信众对戏剧化的敬神礼拜仪式或驱邪战斗仪式产生移情体验，在此期间，宣泄、升华、安慰等情感体验得以强化。［14］其次，仪式治疗可以促进个体的认知内化。荣格认为无意识不仅是个体的，同时也是集体的，因此，仪式不仅能够影响人的集体无意识，而且能够使个人与自己的过去甚至是种族的过去链接在一起，进而在无意识中改变人们的认知，强化观念。［15］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6］例如，彝族群体的毕摩仪式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彝民在仪式上做着同样的事，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借此增进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在认知层面上达到统一。［17］最后，仪式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能量。柯林斯提出的情感能量概念认为，情感能量的强度存在差异，人们总是想追求高度的情感能量。高度的情感能量如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是一种对自身和社会的积极感受。［18］仪式活动是汇集情感能量的手段与过程，通过仪式的刺激，个体可以达到高峰体验与集体欢腾。王杰、洪佩通过对戒毒同伴小组的观察发现，小组仪式激发了高度的情感能量，在此过程中仪式所负载的戒毒信念能够内化为参与者的认知，其自助、互助、助社会三部曲实现了情感能量的持续获得与戒毒人员的最终改变。［19］

（三）仪式疗法的社会学探索及经验

在社会学研究中，仪式是一个社会化、社会互动以及社会资本概念，并发挥着维持、调整与再生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功能。首先，仪式是个体群体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形成的重要手段。作为集体联结的一种手段，仪式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地点聚集，仪式的意义可以超越这一特定时刻而延伸开来，促进人际关系互动，加强人际联结。通过仪式，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得以联结或改变。通过是否被邀请参加家庭仪式，可以判断个体是否被集体接受或排斥，同样被邀请参加何种仪式也显示出个体被接纳的程度。［20］其次，仪式可以促进个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作为获得新身份的一种渠道，过渡仪式帮助个人或集体完成其生命过程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换，形成新的人际关系。例如青春期的仪式可以帮助青少年获得成人角色，从而使其父母及周围的人以成人的方式与其交往。［21］成人礼象征着个体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毕业典礼代表着某一阶段学习生涯的结束与下一阶段工作或学习的开始，而荣休仪式则蕴含着社会对个体退出社会岗位的一种功成身退的赞许。过渡仪式的作用在于通过庄严神圣的仪式增强个体对社会身份转变的认识，并按照新的社会规范来要求自己。也就是说，通过仪式，社会规范得以进入个体内心深处，并促进个体的身份认同转变。再次，仪式是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动力和有效渠道。在ChristophWulf看来，作为社会和个体的主要社会存在方式，仪式本质上就是个体学习社会规范、文化习俗和生存之道的过程与渠道。［22］无论是家庭生活、社区互动还是学校教育，如果个体全身心投入相应的仪式过程与仪式学习中，便能够顺利地进行自我认知调整、社会规范学习、文化意涵内化以及生活意义领悟，进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人。［23］仪式在人们的生命里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在人们出生、成年、结婚等重要节点，仪式化的心理治疗通过意义的传递起到慰籍心灵、建构自我、增强控制感、促进联系的作用［13］，给人们带来安全的成长空间，促进社会化的顺利进行。最后，仪式也是调整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一方面，通过定期的仪式参与和互动可以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比如农村的红白喜事以及祭祖拜天等仪式活动均具有强烈的纽带作用。齐月娜的研究认为，不同的死者在葬礼形制、规模及参与人员等方面的不同展现出社会对死者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该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24］徐天基基于华北多村落仪式联合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村落间的礼物交换促进旧的关系调整并带来新的关系生产，进而通过这种多村落仪式联合互动主导村际关系的维系和调整。［25］另一方面，仪式也成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在参与群体性、氛围性以及互动性仪式活动中，个体往往会处于一种脱离常态、抽离俗世和沉浸当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而产生一种热烈的无意识的参与感，进而促成社会融入、社会归属、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团结。在研究社会团结这一论题时，涂尔干强调，仪式所产生的个体紧密关系和情感纽带能够带来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并非常明确地写道：“能够振奋我们精神力量的唯一生命之源，就是由我们同类构成的社会。能够维持和增强我们自身的精神力量，只能是从他人那里获得。”［26］通过研究西方国家通过数字化仪式构建话语霸权的过程，刘燕和任旺充分认识到作为象征性意义和中介性特质的仪式不仅具有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功能，更具有传承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因此，研究建议通过丰富宏大叙事仪式内容和微观叙事仪式形式来对当代个体行为与社会解构进行意义再造，最终发挥意识形态塑造的功能。［27］

（四）仪式疗法的跨学科探索及经验

仪式不仅是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关注重点，更是医学和宗教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相应的学科服务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仪式疗法的跨学科研究主要存在于医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等交叉领域，且主要聚焦于少数民族运用当地仪式对疾病进行的治疗上。如徐义强从医学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对哈尼族的疾病理论、治疗实践以及神职治疗人员进行研究，发现哈尼人将仪式医疗看得极为重要，治疗之地则成为众人聚会的场所，村民（或者家人和亲友）到场体现了对病人的关心和心理支持，替病人分担了痛苦，能够给病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安慰。［28］巴莫阿依从宗教和医学的角度考察了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研究发现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仪式医疗活动在大小凉山彝族乡村仍很活跃。［29］不过，大多数学者对于仪式治疗的跨学科研究集中于疾病的仪式治疗，较少研究文化仪式、民俗仪式或其他。

（五）仪式疗法的社会工作学理论建构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仪式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功能越来越广泛和重要。研究者在心理、管理、文化、传播、医疗以及社会治理等众多领域均进行了探索，逐渐完成了相应的学术积累与创新，使仪式疗法逐渐成为一种融合式、全人式且兼具地方性特色的疗法［30］，这些成果被运用于个人辅导、企业管理、政府治理以及文化促进等实践中。在促进个体与社会和谐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越来越重视仪式所具有的独特服务价值，积极探索仪式疗法的运用空间、实践规程、服务模式以及核心技术。以下是其学理基础：

首先，是互动仪式链理论。社会工作强调人与情境的关系，认为人与环境互动，而这个互动需要文化体系作基础，而仪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仪式充当了社会工作中人与环境互动的中介与背景。作为微观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互动仪式理论注重将个体微观层面与社会宏观层面相结合，以情境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并认为互动的核心是过程，由不同的模型构成：一是互动仪式的文化模型。即借社会认可的共同文化在仪式互动过程中表现为参与者的共同关注点和相互关注点，以增强情感连带并发展出新的情感纽带。二是互动仪式的过程模型。该理论将互动仪式看作一个具有因果关联与反馈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仪式的各个因素都是变量。［31］人们在融入共同的行动或事件中会形成群体聚集，进而会产生共享或集体兴奋的情感状态，从而积累情感能量达到质变。在这样的因果循环过程中，人们探索与发现自我，找到改变的动力。三是互动仪式的代码模型。互动需要彼此都能理解的代码，这种代码可以是参与者彼此熟悉并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不同的仪式中代码是不一样的，需要引导者与参与者根据服务目标与服务对象的需求去设计与挖掘。四是互动仪式的解码模型。即服务对象能正确地领悟代码的内涵，有效地从代码中汲取经验。如果服务对象不能正确解码，不仅不能发挥仪式的治疗作用，可能还会出现倒退现象。五是互动仪式的认同模型。指在完成解码之后，社工与服务对象达成在仪式中的彼此认同与行为互动，进而寻找参照物，挖掘服务对象改变的动力。

其次，是社会建构理论。建构主义强调人在认知中的主体地位。韦伯认为，人类的生活很多时候受行动主观阐释和意义赋予不同的影响，而不总是因为客观原因而发生改变。它关注客观事实本身的建构逻辑以及个人获取知识的具体过程和方式，特别是个人的观察视角和认知方式对行为的影响。基于此，社会建构论下的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工作者不能把受助人视为纯粹被动的只接受服务的客体，受助者也是行动的主体，在助人过程中双方互为行动的主体和客体［32］，即社会工作就是在社工与服务对象互为主客体的建构中实现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彼此建构的过程中，仪式充当了实现建构同一性的重要载体：一是社工对仪式的建构。社工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将仪式视作治疗性因素，通过仪式赋义能够帮助服务对象建构意义，促进服务对象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转变。二是服务对象对仪式的建构。服务对象在仪式参与过程中将仪式视为情绪抒发、情感表达与自我实现的载体，对仪式的重视使服务对象对仪式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实现精神的寄托。三是社工与服务对象对仪式的共同性建构。即社工与服务对象在思想、态度与价值观等层面上达成对仪式的一致性认同，并在这种共同性建构中达成对服务目标、服务过程、服务方法、服务成效等的一致性认同。在仪式治疗中，不仅关注社工的助人意愿与助人行动，还需关注受助者的意愿与接受行动，从而实现仪式疗法的价值。

最后，是多元文化社会工作。根据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尝试把多元文化交流中自我身份建构的逻辑融入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基本理念中［33］，强调多元文化的工作视角。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来源广泛、类型多样，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也就有不同的仪式及符号。社会工作者要尊重多元文化的含义以及仪式所代表的含义，就要对多元文化有所理解，有所尊重，并有所运用。具体而言，社会工作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注意：一是通过仪式去理解不同的文化及其群体的生活习俗，仪式可以体现特定群体的生活经验与行为方式，在仪式中观察与分析服务对象的个人行为，合理判断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二是在仪式中尊重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理解其生活的世界，转变看问题的视角。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与感受，更要理解其价值观，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34］，做到在仪式中欣赏与尊重他人。三是通过仪式的运用帮助不同文化群体。对于社会工作专业而言，文化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产生深层次影响，因此，社会工作一直强调文化敏感性，注重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当地文化的结合。［35］此外，仪式承载着群体的文化背景，社工需要在仪式中反思自己的文化价值与信仰，培养自己文化自觉和文化能力。四是通过仪式确认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确认其主体性。对于多元文化社会工作来说，人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特定社会历史处境中的自我身份展开的，即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明确自己的社会位置，确定自己的成长目标。［36］

三、社会工作服务中仪式疗法的实务规程

为规范仪式治疗的服务过程，在借鉴社会工作个案服务和小组活动的通用流程基础上，可将仪式治疗基本流程按照五个阶段形成完整的服务周期。具体如下：

一是仪式匹配阶段，本阶段任务包含服务对象方面的需求评估和问题界定、专业方面的关系建立（建立契约关系或转介），重点是了解需求和治疗方式是否匹配。首先要注意收集资料。包括服务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如民族、文化程度、职业、职务、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还包括兴趣爱好、身体状况、性格特征等资料，亦包括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娱乐环境等资料，丰富的资料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进行科学的判断，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其次要确定治疗手段和目标。即根据服务对象的问题性质来确定采取哪种形式的仪式治疗，一方面可根据问题性质来决定（如服务对象在心理层面、行为层面或是环境层面的问题），依据服务对象存在问题的性质来决定仪式的性质。另一方面可根据服务对象问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使用正式的仪式还是非正式仪式（如针对治疗取向的服务对象可使用规范化的正式仪式；针对服务对象的日常行为习惯等问题则可以使用具有行为纠正的日常生活礼仪等非正式仪式）。但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做好充分的评估将两者有效结合，不能孤立一方。此外，在本阶段要注意专业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在进行后续服务前需反复确认所使用的仪式是否与服务对象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相悖。

二是仪式设计阶段，即为社会工作者自身以及服务对象准备适合的仪式类型与活动。此时，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需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从文化背景、生活情境、情感联结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梳理个性化的文化变量作为仪式设计的基础；另一方面需采用社会文化普遍接纳的象征性符号或与服务对象探讨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梳理出符号的意义作为仪式过程的支撑，最终与服务对象共同讨论仪式过程的相关细节。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有必要进行仪式预演，把握仪式的流程与进度，预判在治疗中会出现什么情况、什么问题，服务对象会作何反应，如何避免不良反应，以及准备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最大化保证治疗的顺利完成并使仪式对服务对象产生影响。作为准备阶段的核心技术，自我探寻的目的是促进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化程度有一个理性认知，具体包括以下三步规程：首先，建立自我参照。在个体特定文化和社会情境下参照总体文化规范（即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形成的既有编码信息），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服务对象找到参照物。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能够在言行、思想、态度和价值观上对服务对象产生影响，在人生的重要节点能够帮助服务对象做出价值判断与选择参考。找到参照物之后需要激发服务对象改变的动力，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设计一定的仪式来加深服务对象与参照物的互动，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其改变的动力更加多元与具体。其次，比对参照信息。将个体当前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状态与参照信息进行比对，找到差异的地方与可改变的方式，在仪式中体现这个方式，使服务对象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最后，自我综合评价。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完成参照信息比对，并形成针对自身社会化程度的水平评价。这一评价将作为后期仪式治疗的方向指引，社会工作者可引导服务对象进行自我评价或让他人对服务对象进行评价，在个案治疗中可让案主进行自我评价，在小组治疗中可让组员互相评价，但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仪式中设计一个巧妙的环节，让评价环节不那么突兀与尴尬，让组员在真诚与安全的环境中对他人作出评价。在作出评价后，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组员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这个评价，使评价合理化，重新认识与构建他人对目标对象的评价。［37］

三是仪式体验阶段，即按照准备阶段设计的仪式过程开展仪式活动。本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一次性仪式和系列仪式，具体包括仪式参与、情感能量激发、内心对话和心灵唤醒四个过程。首先，仪式参与即服务对象根据社会工作者的引导进行仪式活动，在仪式开始之前，社工需制定一定的规范流程，确定服务对象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严格按照规则来进行，营造仪式感。严肃与庄重的氛围能够感染服务对象，使其认真投入到仪式治疗中。其次，作为仪式治疗的核心部分，情感能量的激发程度是评价仪式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随着情感能量的不断增加，促使服务对象产生身份认同感，提高社会参与动能，为个体改变提供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捕捉到服务对象在仪式进行中产生的情绪变化，并及时记录下来，或者临场追问引起情绪变化的原因，探索背后的动力，引导服务对象更多地表达自己，从而在当下情境中激发服务对象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导服务对象出现高峰体验。此外，社会工作者需要掌握一定的追问技巧，在仪式流程中设计提问与交流的机会，表达“此时此地”的想法，体现仪式疗法的在场性。再次，内心对话是将在仪式参与过程中对象征性符号意义的解读、情感能量体验所传递的信息和价值取向进行内化的手段之一。通过内心对话，个人将形成稳定的意义解读结构，为改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奠定基础。此外，仪式治疗的形式也极为重要，个案治疗在于沉思，小组治疗则在于共鸣，彼此相互影响。不管仪式治疗的形式是个案还是小组，在意义解读时，社工需要帮助服务对象发现参照物并进行自我评价，寻找个体改变的动力。最后，心灵唤醒即服务对象的内在情感体验、意志意念以及行为动机在仪式活动参与过程中被不断激发，并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在情境氛围影响下进一步增强情感和意志，最终促进服务对象的心灵重塑与行为转换。［38］比如，在家庭成员、家族成员、朋辈小组、重要他人以及规模公众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中，服务对象的心灵很容易在团体情境中被唤醒，加之具有感染力的音乐出现和烘托，服务对象很容易形成高度的情感能量和高峰体验。在多次心灵唤醒之后，服务对象的内在认知模式、行为定势以及思维模式均会打上仪式背后所附带的文化含义，并形成新的心灵图式与认知结构。

四是符号赋义阶段，即通过分享内心的情绪以及是否存在意识或行为层面的变化，了解服务对象回顾参加仪式活动后的感受，不仅需要了解服务对象的感受情况，而且要对仪式治疗过程和成效进行初步评估，还要对仪式治疗实务过程进行综合反思。社会工作者可采取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两种方式。对于过程评估而言，社会工作者可采取观察记录的方式，观察服务对象表情与身体动作的变化（如可记录服务对象在治疗中微笑的次数、叹气的次数、查看时间的次数或者是与周围他人交谈的次数等），以此来检测服务对象的专注度，并反思治疗方案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加强有效仪式点的利用，摒弃无效的仪式部分。对于结果评估来说，社会工作者可在当日仪式进程结束后，对服务对象进行简单的访谈（如问服务对象对仪式的哪部分感受最深、有没有收获抑或是对仪式的设计有没有更好的改进意见等）。此外，社会工作者需制定一套适合仪式治疗的测量表，对服务对象进行前测和后测，对仪式设计、仪式流程进行反思。

五是仪式升华阶段，即在对服务对象结束仪式治疗后的3～6月进行疗效追踪调查，以便掌握服务对象在治疗结束后是否保持良好社会化状态以及是否有持续的改变，并邀请服务对象根据仪式治疗的感受给予评价和建议。主要有如下几个目标：一是使服务对象在仪式治疗中学习到的经验能够保留，并能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加以运用，处理遇到的困难，增强服务对象的学习体验，提升服务对象从认知到行为转化的能力。二是评估仪式治疗服务效果的持续性，对治疗中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对可挖掘的部分深入分析。三是完善治疗流程，评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和任务完成情况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解除专业关系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收集到服务对象的反馈性意见，为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反思提供方向。

四、结语

当前，社会工作中运用仪式治疗的研究较少，其运用理念、理论与方法还缺乏专业性与学科性，其实践性也具有一定限制。因此，社会工作者运用仪式疗法要充分考虑如下事项：首先，仪式治疗有一定风险。仪式治疗适用领域广，针对不同社会情境（日常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等）的不同人群（儿童、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都有一定实用性。［8］人群虽广，但需要社会工作者精准定位，仪式治疗对其使用人群有一定的要求，价值感较强、对事物领悟力较深的群体较为适合仪式治疗；对个性散漫、使命感不强的个体，仪式疗法作用较小。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接案阶段对服务对象进行精准测量与评估。另外，由于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多样性，仪式治疗以个体或同质性较高的群体为主，强调个体在治疗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自我探索。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注意服务对象的身份，对服务对象的问题性质进行筛选，选择同质性群体进行仪式治疗。避免不同性质问题的服务对象在一起，以免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价值观或其他方面的冲突。其次，仪式治疗需要一定的创新性。现有仪式研究多涉及仪式发展、宗教仪式、仪式文化、仪式功能等方面，对仪式治疗的研究较少，且研究重点为利用传统仪式进行身体疾病治疗。因此，要注意避免仪式的滥用，某些重要且正式的仪式不可多用或重复，严格把控相同仪式的次数能够保持仪式的神秘感，增强仪式的吸引力，避免服务对象对仪式产生审美疲劳，造成服务对象治疗效果的减退。再次，运用仪式疗法需要具备较强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不同服务对象对仪式的不同理解，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理论，通过以证据为本的多样性服务技术增强仪式疗法的服务成效。此外，在仪式治疗中，社会工作者需注重自己的着装、神情、语言，正式且符合场景的着装体现出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对仪式过程的重视。社会工作者的神情与语言要在细节上进行把控，避免服务对象产生其他不好的联想。一方面对仪式的符号进行精准但又多样的赋义，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与体验，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仪式疗法在运用中存在的局限，仪式虽能对个体产生治疗作用，但是不合理的仪式也能产生副作用。［39］这不仅对社会工作者提出较高的要求，需要社会工作者在知识、价值与方法方面多学习、多琢磨，设计出有效的治疗仪式，还要求服务对象在认知、行为与情绪上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能最大化地吸收仪式的治疗作用。最后，需要不断研究和深化仪式疗法的内涵与外延。仪式治疗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其相关的理论基础，更需要构建起具体的服务模式、过程、方法与技术体系，尤其是仪式疗法的预估以及评估测评，还应注重仪式内容，避免浮于形式，形式庄重，因为发挥治疗作用的主要是内容。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借鉴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培养跨学科思维，在仪式设计时丰富其内容。此外，需要进行本土化特色的探索，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以本土与地域特色为基础构建本土话语体系。聚焦仪式疗法适用人群的研究，加快仪式疗法治疗师能力的培养，真正发挥出仪式的治疗功能。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因此，把仪式纳入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体系，能够创新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与领域拓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社会工作的仪式治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利用我国多民族文化资源宝库，探索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工作治疗模式。［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