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柔菲，蒋海阳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1 袈裟的起源

袈裟指的是佛教僧侣所穿的衣服，是僧侣特定的职业装束。从广义上来说，袈裟既包括僧侣的日常穿着，又包括僧侣参加或主持法会等重大活动时的穿着。

关于袈裟的起源，日本学者久马慧忠[1]在其编写的《袈裟の研究》一书中提到，最初出家人与在家人在穿着打扮上并无太大区别，但是释迦牟尼认为应该通过服饰来区分出家人与在家人，于是他亲自将袈裟指定为佛弟子专用装束，并对袈裟的材质、结构作出了规定。佛教律文《摩诃僧祗律》和《十诵律》对袈裟的起源也有相似的记载。大致内容：释迦牟尼还住在王舍城时（即佛陀时代），佛弟子和普通人一样都穿“未截缕”。“未截缕”的意思是未经过裁剪的衣服，换言之，当时的人就是将一大块完整的布料裹缠在身上，以达到遮蔽身体的目的。佛弟子将佛教视为“正道”，而把除“正道”以外的宗教，包括不合于“正道”的理论、法则等思想都称为“外道”，“外道”一词的含义与儒家所说的“异端”一词相当。彼时，被佛教视为“异端”的“外道”也穿着“未截缕”。为了更好地辨认佛弟子身份、传播佛教正道，释迦牟尼规定佛弟子必须穿着“截缕”和“染色”的袈裟。

“染色”就是将面料染成符合僧侣服制规范的颜色。“截缕”就是将一块完整的长方形布料裁剪成若干条状，然后进行缝合。袈裟条数均为单数，主要有5条、7条、9条、11条、13条、15条、17条、19条、25条等规制。条数越多，袈裟等级越高。

此外，人们平常称呼的“袈裟”又被认为是“佛教三衣”的总称。“佛教三衣”，顾名思义，是3种规制的服饰，根据三者之间的差异被分为3个不同等级，由低级向高级排列依次是安陀衣、郁多罗僧、僧伽梨。安陀衣是僧侣日常生活中的穿着，轻便简单、便于劳作，条数只有5条。郁多罗僧是7条衣，用于接见施主、寺内诵经、礼忏等活动。僧伽梨的条数自9条起，往上有11条、13条、15条等不同规制，华丽庄严，是僧侣出入王宫等格外隆重的活动所穿着的服饰[1]。由此，袈裟初具规制，并随着佛教的传播渐渐发展，从上千年前一直延续至今。

袈裟虽采用寻常布料，但在颜色、裁剪、穿着场合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且袈裟本身就有明确的等级区分。释迦牟尼定下佛弟子必须穿戴袈裟的规矩，目的是方便鉴别佛弟子，传播佛教思想，避免“外道”的干扰。由此可见，袈裟的来源有正统性，且具有威严。袈裟是佛教正道的标志。

2 外化的象征

众所周知，佛教起先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又从中国传到日本。在佛教东传日本的过程中，袈裟也传入日本。袈裟在日本佛教扎根、普及，渐渐日本化，最终在日本的土地上结出绚烂的“果实”—形成日本独特的袈裟样式。在现在的日本，每个佛教宗派的袈裟都有特色，人们仅凭袈裟样式就可以直接判断僧人所属教派。袈裟作为一种服饰，虽极为日常，但在佛教东传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身穿庄严袈裟的僧人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无论是僧人，还是身上的袈裟，都成了佛教的标志。袈裟作为“佛衣”的同时，也是“佛身”“佛心”“佛法”的化身。日本曹洞宗创始人道元禅师在著作《正法眼藏·袈裟功德卷》中提出，所谓“法衣”，是自释迦牟尼如来、正法眼蔵无上菩提传给摩诃迦叶之后，由佛教弟子代代相传下来的物品。此外，道元禅师还写道：“敬心尊重僧伽梨衣。诸佛及我。必于三乘。授记此人当得作佛。若天·若龙·若人·若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功德。即得三乘不退不转。若有鬼神及诸众生。能得袈裟乃至四寸饮食充足。若有众生。共相违反。欲堕邪见。念袈裟力。依袈裟力。寻生悲心。还得清净。若有人在兵阵。持此袈裟少分。恭敬尊重。当得解脱。”[2]

上述内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袈裟是“佛”的化身，具有超越想象的无上法力，能渡化众生。在《袈裟功德卷》接下来的内容中，道元禅师又着重提到：“袈裟的功德，无上不可思议。”可见，道元禅师认为经过一代又一代佛弟子传承下来的袈裟，在佛教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袈裟不仅是佛教服饰的沿袭，自释迦牟尼起的佛教正法与一代又一代高僧的佛法、正法，也通过袈裟传承了下来。换言之，袈裟是佛弟子承自释迦牟尼的法器，也是各个宗派的佛法承继释迦牟尼正统的象征。或许，正是在袈裟这种象征身份的加持下，由中国传来的佛教才被日本承认，在日本发展壮大，并渐渐成为日本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佛弟子而言，身着袈裟能使他们更有归属感。袈裟不仅是“佛家弟子”的身份标志，当佛弟子们离开庙宇、进入村落布教时，袈裟便标榜着他们“正道继承者”的身份。这一身份是释迦牟尼的赐予，不但能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在传教道路上带给佛弟子不竭动力，使他们无惧任何困难，而且对信众或潜在信众而言，相信袈裟的这种外化作用，会产生一股神秘的感召力，令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要叩头膜拜、皈依佛门。

3 内化的修行

佛教在漫长岁月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袈裟与僧侣”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搭配。袈裟不仅每天都被僧侣穿在身上，由其衍生的精神也成为僧侣们的修行重点。最初，在袈裟的材质方面，有“禁止使用绢”的规定。因为绢要用蚕丝制作，而古代获取蚕丝的方式是用沸水煮蚕蛹，这样才能得到完整的蚕茧提取蚕丝。但这种方式杜绝了蛾破茧而出的可能性，相当于犯了佛教中的“忌杀生”这一戒律。所以，佛教戒律中禁止用绢制作袈裟，也是在警告佛弟子们要“忌杀生”。

此外，《四分律》《十诵律》等佛教律文都对袈裟的颜色有严格的规定。上述律文中都记载了袈裟须采用“坏色”，主要为青色、黑色、木兰色。青色和黑色也并非纯正的青色、黑色，而是一种间色。据说，青色接近于铜锈的颜色或者是松树叶的颜色。黑色像是泥土的颜色，接近于深色的老鼠灰。木兰色像是树皮、木头的颜色。相较于黑色和青色的袈裟，木兰色袈裟更为常见。

关于袈裟颜色的选择原因，《法服格正》中提到，袈裟色排除了青、黄、赤、白、黑这5种正色，意义是不含色心、不在乎得失、超脱俗世。此外，这种颜色也被称为“坏色”，为“青色”“黑色”“木兰色”的间色，又称“间杂色”，可以帮助凡夫俗子远离尘世间的恩恩怨怨，摆脱七情六欲的纷纷扰扰[2]。

上述内容表明，佛弟子身着“坏色”袈裟，意味着必须舍弃普通人喜欢的青、黄、赤、白、黑等“纯色”（或者称“正色”），还必须抛弃普通人有的“攀比心”“嫉妒心”“名利心”等，做到真正的“六根清净”。

佛教传入中原之后，汉族僧人服饰承袭了一部分古代印度佛教规范，又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许多改变，比如汉魏时期僧侣多披赤衣；唐宋期间高僧们以得到皇帝赏赐的紫色袈裟、绯色袈裟为至高荣耀；到了明朝，随着僧侣服色制度的完善，规定禅僧需穿茶褐色的常服和玉色的袈裟；要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的讲僧穿玉色的常服和浅红色的袈裟，并佩戴绿色绦子；从事丧仪、法事仪式活动的教僧必须佩戴黑色的绦子、身着浅红色的袈裟，常服要穿皂衣。总体来说，汉地佛教在僧服颜色方面，并不如古印度那般要求严格，反而呈现多姿多彩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在日本的袈裟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受汉地佛教影响，日本僧侣在穿着上也采取“常服+袈裟”的模式。平安时期的僧人服饰受贵族风气影响，采用大袖、长摆，发展出由素净纯白的绢制作的曳地“素绢”、无曳地衣摆的“半素绢”（又叫“切素绢”）以及被称为“横五条”的袈裟。镰仓时代，禅僧们将袈裟进一步加工设计，发明出只需套在脖子上便可佩戴在身前的袈裟—“络子”[2]。此后，更为轻便的袈裟—“折五条”“半袈裟”“轮袈裟”等也得到普及。

然而，那些纷繁的、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袈裟的内在本质。道元禅师在《正法眼藏》中的《袈裟功德卷》《法衣卷》中，多处强调了袈裟在僧侣宗教修行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嘱咐门下僧人须牢记于心。如果说穿袈裟应该是僧侣的职业操守之一，那么它绝对已经深入佛家弟子的基因中。对佛家弟子而言，穿着袈裟是他们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是日常修行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佛教戒律在袈裟的选材、制作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佛教服饰规定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佛弟子传承下来，佛教戒律也在无形中得以传承。袈裟穿在身上如同一个警钟，时刻告诫僧人“舍弃名利，一心向佛”，这或许也是佛教在东传过程中虽然经历多次劫难，但仍旧繁荣的原因之一。

4 交流的媒介

佛教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袈裟作为“佛身”“佛心”“佛法”的化身，也为两国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原文：“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意思是说，日本长屋王曾经拜托遣唐使将1 000件袈裟带到唐朝，赠与唐朝僧人。这1 000件袈裟上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鉴真得知此事后，认为日本重视佛法、佛教，是一个与他有佛缘的国家，因此答应日本学问僧的邀请，前往日本传教，历经无数艰险仍不改其志，经过6次东渡终于抵达日本[3]。

日本圣武天皇笃信佛教，于728年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东大寺，749年，甚至让位出家。其在位期间，令遣唐使从唐朝为他带回包括“七条褐色紬袈裟”等在内的许多唐朝物品。这件“七条褐色紬袈裟”至今仍被收藏于日本正仓院中。可见，袈裟作为佛教文化交流的载体，在中日两国文化互通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当年的那片海上，往返于中日两国的船只来来往往，搭载着身披袈裟的僧人以及盛放袈裟的货箱。当人们真正意识到袈裟在两国交流中的意义时，才发现中日两国是真正一衣带水的邻国。

此外，佛教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渐渐成为日本各个重要祈祷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741年圣武天皇为了镇护国家，颁布诏令命各令制国建造国分寺、国分尼寺，并要求僧尼定期读《金光明最胜王经》，以祈祷国泰民安。镰仓时代中期，日本动员佛教在内的各个宗教在各地举办“抵御元寇”的祈祷仪式。身披袈裟的中国僧人在日本宗教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由此可见，袈裟代表至高无上的佛法，袈裟的加持促进了佛教的东传。

5 结语

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袈裟或多或少在样式、颜色、结构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内在意义和外在作用始终如一，且作为文化载体，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袈裟作为佛教“法器”之一，佛家弟子穿上袈裟，对外可宣扬宗派佛法具有正统性，增强信众信赖感，帮助佛教在日本站稳脚跟，在中日两国交流中亦可显示本国佛法兴盛、文明程度高，提高国际影响力；对内可作为有形“戒律”，在日常生活中行监督劝诫僧侣之“要务”，帮助僧侣提高修行，巩固本派佛法传承。综上所述，袈裟对佛教东传日本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