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媛媛 洪晓楠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精神力量，“中国之治”强大生命力的显现亦离不开文化对制度的深厚支撑作用。正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厚的精神滋养，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的重要论断，这也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因此，探究文化“为什么能”“如何能”“如何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对于明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化缘何能为“中国之治”提供支撑

（一）基于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探索之路的正确认识

由于未能充分发挥文化对社会运行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厚支撑作用，近代以来国人对社会改良运动和国家制度的探索不得已均以失败告终，中国被迫在西方文化的裹挟和冲击下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历史发展表明，唯有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和时代价值，才能启发民智、解放思想，进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对应着与其契合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也必然以其文化为依托，并在文化的交融交锋交汇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大国风骨，其背后亦贯穿着丰富的文化逻辑。知常明变、守正出新、开物成务、同心共济、天下为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与扩张，特别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向现代化转变的浪潮，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却并未带来更行之有效且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单纯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无法解决民族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社会变革的文化缺口，并带来从精神启蒙层面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

事实上，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只有辩证统一才能推动历史发展，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且与国家社会发展历史相契合的改革才会取得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华文化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相结合，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道路。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之路表明，没有文化的支撑和推动，国家的繁荣强盛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唯有在中华文化的深厚滋养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才能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制度优势，这是“中国之治”能逐步引领世界治理发展方向的原因所在。

（二）基于对建党百年来奋斗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因和内因分别影响和根本制约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建党百年来民族发展复兴之路的宝贵经验，将外部广泛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成果与内向自我创新紧密结合，尤其注重在内因文化上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以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走向成熟。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前进的重要指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出自清代魏源的《默觚下•治篇》，说明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制度才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适用性的制度。建党之初，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启了文化建设的新征程。毛泽东同志也是在革命和建设都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指导下，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今天党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治理新范式，并将建设先进文化上升为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进而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这些都从实践上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在守正基础上坚持创新，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强起来，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实践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着持久的精神支撑，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气所在。

（三）基于对国内外复杂现实情况的自觉把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和利益分配方式。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近年来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日益突出，2020年初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的深层缺陷与不足。中国虽在外部复杂环境下稳中求进，并在变革中求发展，但“中国之治”亦面临着西方错误思潮对全体人民思想的硬性冲击和柔性渗透。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所涌现出的诸如民粹主义、国家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社会思潮，这些错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广大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进而严重阻碍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例如，“普世价值”思潮鼓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企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入资本主义轨道，动摇国之根本。这些错误思潮一方面在无形中造成了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嬗变和精神信仰的失落，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社会借机遏制打压中国、攻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提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因此，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并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论断，既科学回答了我们靠什么指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基本问题，又以根本制度的形式从顶层设计角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制度优势，从而激发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进一步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要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汇聚全体人民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所在。

二、文化如何为“中国之治”提供支撑

文化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赓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大显著优势，这个庞大的“制度优势群”中就提到了文化制度和文化治理上的优势，即“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涵养文化自信的基石和源泉，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蓬勃发展永葆青春的奥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命脉，为“中国之治”打上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其宝贵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础；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之源、理想之基、精神之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知识宝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智力保障。三者相互作用，互为补充，共同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文化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之治”提供价值基座和理论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既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也要对古代治国理政的有益探索和智慧进行总结。国家治理从古代经典中汲取营养,是履行“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开发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略性资源”的体现。①参见张志臣、洪晓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 年第2 期。

其一，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与魂，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性的价值体系，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价值基座。国家治理既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执行机制，也需要对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价值体系的引领是制度执行的基础，失去了它国家治理就失去了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价值观的内在根基和外在表现，早在千年之前就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例如，“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就告诉我们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要保持制度稳定性，面对非议和质疑要有主张有定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制度自信的养分，从而筑牢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价值基座。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源头。制度的创新离不开文化理念的发展创新，在守正的基础上激发传统文化活力，能够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求一方面准确定位传统文化的实际价值，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合理扬弃，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则要按照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诠释，尤其要将有益于国家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将其更好地融入到民族精神中。可以说，“两创”一方面搭建了古代治国理政经验与当今社会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也成为国家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源头和依据，这对于解决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及释放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意义重大。

（二）革命文化为“中国之治”提供心理支撑和人才支撑

革命文化中所蕴藏的革命精神、实践经验和革命立场能够为“中国之治”提供心理支撑和人才支撑，从而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重要文化成果，既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也是构成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之魂的重要内容之一。

首先，革命文化催生了国家治理的奋斗精神和革命力量，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心理支撑和价值支撑。革命文化所孕育出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是国家在新的社会矛盾显现阶段以更为坚定的姿态处理各类棘手问题的秘密武器之一。例如，脱贫攻坚精神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精神品质是“中国之治”的深层动力，抗疫精神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根本立场。革命精神鼓舞广大群众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面对艰难险阻，以一往无前的勇气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次，革命文化以其特有的形成历程、实践经验和价值追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育英才，培养能够担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机制体制的现代化之外，更需要人的现代化，因此就要培养有本领、有家国情怀和有使命担当的时代新人。革命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当代年轻人学习革命文化，能更加精准地把握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

最后，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要形态，其蕴含的坚定革命立场和科学文化精神为文化自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逻辑起点，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斗争性和民族性，这在无形中为文化自信注入了强大动力与定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治理过程中应对风险和问题的能力。革命文化能有效激发爱国热情，凝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持久动力，助力绘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之治”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之治”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尤其是能够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结出的又一硕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引领。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和管理国家的一整套国家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真实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2019 年，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在接受《光明智库》访谈时表示：“文化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构建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和价值先导；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发展成果的主要体现和对其发展方向的约束规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文化的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把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有效整合现有的社会价值资源和社会意识，坚定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引领社会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动能。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在更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约束、规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具体而言，它从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等方面入手，提升了国家治理主体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素养，将文化动能更好地通过实践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因此，只有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外化于具体实践行动，才能更好地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对“中国之治”的支撑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成为解锁“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个国家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坚持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关乎国家的方向、民族的命脉和民心的向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提升到制度设计层面，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论断。一是明确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坚持和依靠的根本原则；二也说明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特质，就必须要以制度之力提升治理结构和改善治理思路。

因此，在实践中更需要我们始终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站在全面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立场上，真正做到“刚柔并济”。在刚性上，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网络舆情管理和精神文明创建等方面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并在制度上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强有力的问责追责机制，同时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创新发展，真正把意识形态建设切实融入到“中国之治”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支撑作用。在柔性上，要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积极建设新时代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特别是要掌握在网络舆论战场的主动权，勇于发扬斗争精神，批驳挑战政治底线的错误言论，从而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也是将党多年的奋斗实践成果升华凝练为制度成果的关键所在。

（二）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中华基因底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推动“两创”是厘清中华文化历史渊源，深入挖掘其核心思想和人文精神，使中华文化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展现价值理念和鲜明时代特色的重要手段。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来看，文化优势同其他十二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一起，成为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推动“两创”既能去除消极和落后文化的不良影响，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又能在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融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文化在创新中谋求新发展。从世界治理的外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道路、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通过整合与挖掘优秀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品的现代化创新与转化，能有效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讲好“中国之治”的新故事。

具体而言，对内，我们要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理论特质和时代价值的研究阐释，特别是要弄清楚中华文化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走向，弄清楚中华文化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和实践经验，弄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国际治理提供文化支撑；另外，还要充分运用网络新媒体和新载体平台，创新传播体制机制，从而有效增加优秀文化产品供给，营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氛围和风气。对外，努力促使中华文化“走出去”，并扩大其影响力，让世界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色，在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和推动“两创”。这其实也为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智慧”由此逐步走向全球。可以说，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国家治理的中华文化基因底色更为清晰，并在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坚持文化自信

厚植文化自信，推动新时代文化深入人心，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实际上，道路的确立、理论的构建、制度的制定，本质上都是思想心态的表达，这三者的自信说到底就是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省之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代表着更高层面的情感认同和更为开放自信的文化心态，亦是国家治理的文化底气。一是文化自信作为面对世界文化激荡的心理基础，增强了“中国之治”的发展战略定力，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了精神信仰。任何制度选择和价值体系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底色，文化自信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定自我身份认同，在国家内部凝聚最为广泛的价值共识，避免国家治理之路误入歧途。二是文化自信充分发挥了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众所周知，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通过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等活动，引导个体的精神追求，从而引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形态与风尚品格；另一方面，也要做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中批判继承，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在对文化发展走势的判断上遵循规律，努力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进而真正做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强大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106 页。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蓬勃发展的重要价值遵循和精神纽带，其价值宗旨和主要内容也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一致，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能有效整合现有的社会价值资源，凝聚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价值诉求和情感认同，实现三者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也体现了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这既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的关键，也是增强国家和民族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

因此，正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那样，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第163 页。。因此，要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共同发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一是将其融入国家大政方针之中，贯穿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真正做到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二是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以及家教家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公民道德工程的全过程，以此作为完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制度的基本价值导向和内在要求；三是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注意发挥榜样的力量，使其真正转化为人民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从而从多角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强大向心力。

结语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从新起点迈向新时代，从新世纪走向新征程，并不断解决在改革过程中所涌现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性不足和治理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业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其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将我国现有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带领全体人民在通往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攻坚克难，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