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玉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比较与历史经验总结中，就治国理政何以实现“中国之治”得出的深刻洞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文化建设同样迈入了新发展阶段。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洞悉“中国之治”的文化密码，不仅必要而且很有意义。

一、文化是制度之母

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发展的血脉，是构筑一个民族精神的基石，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强有力的护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世界的发展越发离不开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大国的中国理应是全球有效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全球有效治理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这离不开新中国七十多年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艰辛探索，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坚定的文化自信使社会主义发展有了清晰的目标指向，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多贡献。文化是制度之母、法治之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建设“四个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建设现代化强国”，我们要在文化上明白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向，什么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我们要率先在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其中的深意体现了文化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的引领作用。因此，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指向。

在当下世界文明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变动中，与之相应的是，人类文明正在迈入新的轴心时代，一定意义上出现了人类文明跃升的新趋势。在人类文明的跃升中必然需要一种或几种民族文化作为文明秩序的基础，对中国文化来讲，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形成制度优势并参与人类文明的跃升，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二、制度自信的内核是文化自信

21 世纪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球性凸显，其背后的驱动力是数字化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互为表里”的融合发展，由此形成了新一轮全球化的以文化为核心结构的动力机制，文化及其价值传播成为全球化运动的新引擎、新动能。随着信息文明时代国际权力体系的结构变化，文化在权力体系建构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并已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一定程度上，文化价值传播制高点既是世界舆论制高点，又是国际话语权的枢纽，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跃升的世界文化秩序基础，还牢牢掌握了全球治理的“文明之匙”。

正是在一种超越性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文明型崛起，它必将以文化的繁荣兴盛彰显出巨大的制度优势，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格局。这必然要求中华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进而在全球化舞台上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铸就民族复兴的精神大厦，需要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精神大厦的屹立需要迸发文化创造力，需要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不断加强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完善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机制。

在文化善治的导向下，社会主义文艺一定是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的人民文艺。这种人民的文艺从“五四”运动的“平民文艺”，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形成的“延安道路”，再到新时期、新时代形成的“人民美学”，贯穿其中的逻辑线索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社会主义文化是丰富伟大精神的重要支撑力量。社会主义文艺是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价值共享的沟通互动力量，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艺的“中国方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助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高势能文化，引领中国发展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

理论和实践一再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是中国在全球化舞台上的重要法宝，由此便能形成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坚定的制度自信源自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润泽、价值支撑与强有力的拱卫，并以文化的繁荣兴盛表征着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之强”，显现于文化善治铸就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从而使中华民族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多的贡献。这一清晰的目标指向要求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从而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三、以文化善治构筑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格局

当今时代，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博弈逐渐显现为文化精品之争，其背后是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国家文化整体实力的竞争。由产品到体系之争，这就涉及文化制度的建构、丰富和完善。因此，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以文化善治构筑文化繁荣发展格局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文化治理是指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类文化机构与个体参与文化活动、文化管理等诸多方式的总和，国家文化治理的目的是建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充分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进一步迈向国家文化善治，是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文化善治从一个侧面表明，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拱卫国家政权、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力量，它深刻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类道义价值，对世界上广泛爱好和平、追求共同富裕的人民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文化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源自文化的人民性。新时代的文艺要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英雄。人民是文化发展进步的主体，人民是文艺的“剧中人”、鉴赏家和评判者，一个国家的文化繁荣显现为对人民文化权益的保障和落实，显现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追求，显现为民族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究其价值诉求而言，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每一个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力促进和制度保障。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从根本上保障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超越了西方政治家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并赓续了中华民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人文理念。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既是一个现代性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因而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文明型的崛起。文明型崛起需要以文化繁荣兴盛的格局为基础，需要我们高扬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追求。今天倡导远大的理想，离不开文化的润泽，其实就是将其落实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落实到人民当家作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日常生活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文化善治必然显现为对每一个人的文化自主表达权的尊重。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导向，激励全社会每一个人都迸发出文化创造活力，才能形成文化繁荣的局面，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现于文化兴盛。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只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族最大共识，成为每一个人的日常践履，才能焕发出文化价值的强大感召力。以文化善治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才能夯实“中国之治”的精神根基，从而更好地在全球化舞台上展示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形象”，促使社会主义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文明互鉴（文明通约与文明共识）中发挥积极作用。面对美国政客叫嚣的“中美脱钩”，我们不能陷入其设定的话语陷阱，而是要多讲文明的共识、文明的互鉴，以文化价值的包容性、多维性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在人类文明跃升中增强中华文明的话语权。

结语

说到底，文化善治是“中国之治” 的文化密码。在引导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文价值关怀引导工具理性，特别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共识来夯实“中国之治”的精神基础，尤其要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根本上理解何谓“中国特色”，不断高扬理想信念，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创新。因此，需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坚定文化自信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