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福

在近现代翻译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报刊文献史料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丰富性、多元性的特点对文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使研究具有实实在在的文献支撑，不断产出科研成果；另一方面，文献的丰富繁复和辑佚不便又使研究难以穷尽资料，某种程度上易使研究结论被新出资料所证伪。这在清末民初域外作家作品的译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当时很多外国作家作品的译名不够统一，音译汉字的使用往往具有译者的主观性，造成同一作家作品的译名五花八门，使研究者无法尽列资料，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斯丹达尔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一、民国初期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在中国的首次登场

斯丹达尔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由于他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性格怪僻，生前文名并不显赫，死后半世纪才声名鹊起，因此，进入中国翻译界和读者的视野比雨果、巴尔扎克、仲马父子、凡尔纳、左拉等同时代的作家要晚得多。根据现有文献考释，斯丹达尔进入中国文学界大概是在“五四”前后，最早见于1917—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的课程讲义中。根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记述，他于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给国文门大一新生开设“欧洲文学史”，给二年级学生讲授“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等课程。周氏第一部分课程讲义主要讲授欧洲从古希腊至十八世纪的各国文学，后来以《欧洲文学史》为书名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一部系统的“外国文学史”著述。但不知何故，第二部分讲稿讲完课后就一直束之高阁，并未结集出版，直到数十年后止庵点校周作人手稿时才发现这一部分讲义内容，并于2007年以《近代欧洲文学史》为书名面世。当然，此部分讲义也包含欧洲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容，和先出的《欧洲文学史》有重合和表述矛盾之处，但《近代欧洲文学史》的出版有其重要意义：一是弥补了前出《欧洲文学史》对十九世纪作家作品评述缺失之憾，二是使一些十九世纪作家作品被介绍进入中国的时间得以提前数年，三是为我国学界认识斯丹达尔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面世之前，学界普遍认为：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在中国的介绍，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对斯丹达尔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翻译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了；而代表作《红与黑》完整本的译本，更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出现。对斯丹达尔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梳理，以钱林森教授《西方的“镜子”与东方的“映像”——斯丹达尔在中国》一文为代表，他在文中论述道：

斯丹达尔的名字见诸中国大约是二十年代，他的作品流入中国则始于三十年代。1926年孙俍工写的《斯丹达尔》一文(载《世界文学家列传》一书)，率先向中国介绍了这位作家，1932年由穆木天辑译的短篇小说集《青年烧炭党》(即《法尼娜·法尼尼》)，可能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1944年，他的代表作《红与黑》，由赵瑞蕻根据英文首次节译成中文，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开始了这部名著的中国之行。1949年罗玉君据法文原版译出《红与黑》，分上、下两册在上海出版，从此这部小说便在中国公众中流传开来。[1]

钱文这段关于斯丹达尔在中国译介情况的阐述发表于1991年，囿于当时资料的辑佚和整理不够精准，作者的措辞十分小心谨慎，用“大约”“可能”等词汇进行推测和商榷性判断，留足了新资料出现后可能导致批评的回旋空间。而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晚清、民国报刊辑佚和搜罗力度的增大，很多文献材料被不断发掘整理出来，导致之前很多研究定论都可能面临重新审视。我们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及相关学者的考论发现，2007年止庵点校面世的《近代欧洲文学史》书稿写作应在1918年前后，书中周作人对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的评述已经十分详尽到位，这使斯丹达尔进入中国文学界的时间节点提前了七到八年。周作人于书中所做点评，择其重点录抄于下：

传奇派之写实小说，Balzac称最大，而实发端于Stendhal。Stendhal本名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好十八世纪物质论，以幸福为人生目的，故归依强者。极赞那颇仑，以为人生战士代表，屡从之出征，及那颇仑败，遂遁居意大利卒。所作书不与传奇派同，惟多写人间感情，颇复相近。若其剖析微芒乃又开心理小说之先路，其小说《赤与黑》(LeRougeetleNoir)为最。Julien Sorel出身寒微，然有大志。绛衣不能得，则聊以黑衣代之，诱惑杀伤，历诸罪恶，终死于法。殆可谓野心之悲剧，亦足以代表人生精力之化身者也。Stendhal生时，颇为Balzac与Merimee所称，然世不之知。至十九世纪后半叶，始渐为人师法，如所自言云。[2]

笔者经过考索民国时期的报刊文献史料，发现对斯丹达尔的介绍没有比周作人更早者，故周氏《近代欧洲文学史》是民国文献中首次提及斯丹达尔及《红与黑》的史料。在著述中，周作人将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同归于传奇派的写实风格作家，这是“五四”前后中国文坛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关系判断不是很明晰的结果。文中周作人没有对Stendhal进行汉译，仍保持原文样式，仅将今天通译为《红与黑》的作品译为《赤与黑》。周作人虽然只用了短短两百余字来论述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却也展现了斯丹达尔这一知名作家的整体性，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客观：后世中国文学界对斯丹达尔的认知和评价，譬如崇拜拿破仑、钟情意大利、心理描写成就非凡等，周氏都有所论及；而对《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阐述，如“红”与“黑”之人生道路的选择、个人勃勃野心、强力意志等特点，周氏也有所涉及。尤其周氏将《红与黑》视为主人公于连“野心之悲剧”，大概是汉语“外国文学史”中关于于连“野心家”形象的第一次阐述。在这之后，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评述大都没有离开周作人的阐释框架。事实上，周氏的很多评述成为汉语“外国文学史”编纂时的表述话语。当然，如果从晚近中外文学交流史来看，于连“野心家”之说应该也不是周作人的原创，可能另有其外来渊源。如法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理论家左拉在1880年前后细读《红与黑》时，就已经用“野心”“虚伪”等词汇评价于连形象了。在左拉看来，“于连暗地里将拿破仑变成他的神，要是他想飞黄腾达，就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敬仰。这个那么复杂、起先那么矛盾的性格，建立在这个论据之上：高贵的、敏感的、细腻的本性不再能满足他显露的野心，便投入到虚伪和最复杂的阴谋中”[3]。作为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左拉的观点应该为很多人所知晓，周作人是否接触过左拉的评价我们今天难以确考，但考虑到周氏广博的研究视野、对欧洲文学的熟悉程度，以及留学日本的经历，其接触到法国最新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可能的。而民国初期在译介外国文学时并没有严格的规范性，有些译自日文译本的西方文学甚至没有起码的说明，因此周作人对斯丹达尔及《红与黑》的评判应该有来自外国理论家的影响和启发，只是未具体注明而已。

二、民国报刊文献对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的译评

清末民初，外国作家作品被大量译介入中国，报刊媒介的传播作用不可小觑。民国时期，很多报刊都刊载有简介斯丹达尔及其相关作品的资料，但比较散乱，尤其是音译名称五花八门，增加了资料搜集整理的遗漏概率。我们通过对现有资料文献的查证，可以大致推断斯丹达尔作品正式翻译进中国应在1923年前后。因此，学界把1926年孙俍工《斯丹达尔》一文视为中国最早介绍斯丹达尔的资料有误，而将穆木天1932年翻译的小说集《法尼娜·法尼尼》视为最早翻译作品则更失精准。即便周作人著作未在学界流传，不能视为正规的文献证据，但仍有其他资料可证。

譬如，1923年，李璜在《法国文学史》中就已经提及斯丹达尔之名。1924年，留日学者谢六逸发表于《小说月报》的《法兰西近代文学》一文，有“司但达尔(Stendhal，1783—1842)之名亦不可忘”[4]的评价；同年，黄仲苏翻译的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兰西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概略》刊出，里面亦有“司当大尔(Stendhal，1783—1842)所著的《那细勒与莎士比亚》(《拉辛与莎士比亚》——引者注)最先发展浪漫主义的倾向，同时鼓吹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运动”[5]之论。上述文献比孙俍工的论述早了两三年。接着署名全飞的著者1926年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文学(四)》一文，其中对斯丹达尔的介绍也十分详尽可取。这一文献至少和孙俍工同时。全飞评论道：“斯丁大尔可以说是近代小说的主人翁，他的观察的与叙述的唯一方法，他的稀有的心理学，他的明晰，他的美想，这些在《红与黑》中都可以证明的。”[6]如果就介绍的精准性和全面性来说，马宗融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近代名著百种：〈红与黑〉》一文，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斯丹达尔的生平及代表作《红与黑》的重大成就，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马氏认为，斯丹达尔是“十九世纪法国大小说家之一，以善于分析描写他书中人物底心情著名”[7]。他还用了十多页的篇幅对《红与黑》进行缩译，并以原文中三个典型环境描写和主人公两段爱情经历为主线展开。他评价说：“此书底主人翁锐廉索赖尔最初颇有作军事家底野心，时以拿破仑的勋业无人绍述为憾。既而以时尚难达，乃委身于神学，而实际他不是一个信徒，他只是一个野心家，假道学的模拟者罢了。他平日的举动，最后的思想，在著者眼中终把他看成一个英雄。”[7]我们今天已经难以确考马宗融是否接触过周作人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课程讲义，但他对主人公于连“野心家”形象的论述和周作人的观点大致相同，这是于连“野心家”形象在民国文献中的再次出现。1934年4 月24日，李健吾在《大公报》上撰发了《司汤达》一文，详尽介绍了斯丹达尔的人生经历及创作概况。此文对斯丹达尔的评价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都想奉他做个权威，……近代心理小说是他创下的业绩，不管俄国的道司陶耶夫斯基也罢，英国的布朗泰小姐也罢，全都称他一声先驱。在《红与黑》里面，他研究野心；在《巴穆外史》里面，他写出意大利中世纪的情欲。”[8]李健吾是我国法国文学翻译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对斯丹达尔的评价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他也强调斯丹达尔对主人公野心的偏爱和书写，和周作人、马宗融的观点基本一致。同年，署名为夏鼐的作者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法国小说家斯当达尔诞生一百五十年纪念》一文，对于连形象的评价是“一个骄傲自私，野心勃勃的青年。他有才智，而且意志力强”[9]，显然也沿袭着周作人、马宗融、李健吾等人关于于连形象的“野心家”之论。此外，还有一些评论将于连视为超人，如“《红与黑》的少年主人翁朱利安是一个极强的超人主义者的典型”[10]，与周作人评价于连“人生精力之化身”相近。关于《红与黑》原文的翻译，1935年娄放飞在《湘声》上除了对斯丹达尔的生平经历进行全方位介绍外，还译了《红与黑》的一些片段刊出，应算是最早的翻译尝试。他认为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冷酷的野心家，以拿翁作标样，在帝政时代，也许投军得志(红)，在路易王朝复兴的时候，就要利用僧侣阶级，作为他的进身之阶了(黑)。不‘红’即‘黑’，他不断彷徨于两者之间，勇往直前，不择手段”[11]。论者将于连置于整个历史背景和文学表述中进行评价，但对于连“野心家”形象的定性仍贯穿始终。由以上例子可知，于连形象的“野心家”之论在民国时期是得到大家认同的。

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文献来看，斯丹达尔作品的中译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虽然开始时都是一些短篇或节选性译文，但也拉开了斯丹达尔作品中译的大幕。根据现有资料，署名石裕华的译者1929 年在《浅痕》上发表了斯丹达尔短篇小说《鲁阿中尉》译文，这应该是斯丹达尔作品在中国首次被译介；1931年署名过崑源的译者在《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斯丹达尔〈恋爱格言抄〉》[12](《恋爱格言抄》今译《论爱情》)的译文。两文均要早于1932年穆木天辑译的斯氏短篇小说集《青年烧炭党》(今译《法尼娜·法尼尼》)。由此观之，学术界将穆木天视为中国第一个翻译斯丹达尔小说之人并不准确。另外，我国翻译界对斯丹达尔长篇小说的翻译，最早的也不是《红与黑》，而是《吕西安·娄凡》(LucienLeuwen)。鲍文蔚1940 年开始在《法文研究》连载《吕莘娄文》(即《吕西安·娄凡》)的译文，分十期载完，译文采用中法双语对照的形式，这是目前关于斯丹达尔长篇小说最早的中译案例。当然，就代表作《红与黑》的翻译而言，虽然一些研究者在报刊上发表了部分节译，但直到 1944年，大部分情节才由赵瑞蕻据英文版节译出版。对于赵译本，当时一位署名吕连的评论者评价道：“唯一令人不满的是译者赵瑞蕻君腰斩了这部巨著，他仅仅译出上半部。”[13]也就是说，赵译本算不上完整的版本，1949年的罗玉君版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全译本，但这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已难能可贵了。译者赵瑞蕻在《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中说：“《红与黑》里的钰连是一个残忍的追逐名利的青年，他抛弃了红色业绩，披上了黑色的袈裟，……他憎恨社会，因为社会束缚他，压迫他，于是他就要起来反抗，这就是白尔主义的一方面。”[14]作为直接从法文翻译《红与黑》的翻译家，罗玉君在全译本出版前有《斯坦达尔传》《评〈红与黑〉并忆翻译经过》等论述刊出，并细致介绍了斯丹达尔的相关情况。她对斯丹达尔的才气十分佩服，但对于连形象的定性仍然沿袭着周作人、马宗融、李健吾等人“野心家”评述的模式。尤其李健吾的立论，对她影响十分深远。她说：“玉立是一个具有最大野心的人，随时都在观察别人，分析自己。他崇拜拿破仑，他厌恶宗教的黑暗势力，想打开一条出路，从黑走到红。换句话说，想从宗教的讲台，走到政治的舞台，想推翻封建的势力，而代以权力的英雄主义。玉立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他曾利用时机，利用他人的弱点，而使自己腾达起来。”[15]通常来说，全译本的译者在译感里的评述某种程度上更为权威，因为译者是最熟悉翻译文本之人。但对于译本的整体价值判断，译者也会受到所处时代主流话语和前人研究定见的影响。因此，赵、罗二人对《红与黑》的解读及主人公形象的分析只能在当时的时代话语环境和研究框架中展开。

由前述报刊资料文献梳读可知，民国时期，不管是译者还是评论者，对斯丹达尔都不是特别熟悉，对其代表作《红与黑》也缺少整体阅读感受，故轮廓式的介绍为多，详尽的分析较少。这主要与当时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翻译家对译介对象的选择缺少文学史的视野等因素有关。虽然民国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对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的认知还不够深刻，但学者们在报刊上发表的译介研究成果也应该受到重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斯丹达尔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普及，值得认真梳理并予以肯定。

三、民国时期汉语“外国文学史”对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的解读

“五四”以后，随着外国作家作品被大量译介进中国，为便于读者、研究人员系统了解外国作家作品的递延脉络，尤其为便于专业学校的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编写汉语“外国文学史”成为学界的重要共识。以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为开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很多外国文学通史、区域史、国别史等，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对于斯丹达尔及其作品的评介，在周作人之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汉语“外国文学史”基本都会有所涉及。特别是在救亡启蒙的大背景下，文学史都将斯丹达尔视为心理描写的重要开拓者，对《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形象的分析基本是沿着周作人等人的“野心家”之说展开的。

根据对现有文学史著述的梳理，民国时期最早的法国文学专史是李璜的《法国文学史》，该书由中华书局于1923年推出。著者将斯丹达尔划入写实主义作家范畴，并对其生平及创作进行了简要评价，认为斯丹达尔“自命为人类心理之观察者，其写心理状态，细密深刻，并且正确，文笔也简洁动人”[16]。李璜强调斯丹达尔擅长心理分析与书写，和周作人的定论无甚差异。同年，袁昌英的《法兰西文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著者仅对法兰西文学做了鸟瞰式的扫描，未涉及对斯丹达尔及《红与黑》的评价，这与当时国内学界对斯丹达尔的整体认识不全有关。郑振铎于1927年出版的《文学大纲》是重要的文学通史著作。他认为，“史丹台尔的小说《红与黑》及《巴尔门之小修道院》俱以善于分析性格著名：这两部小说都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版，却到了史丹台尔死后方才有人注意”[17]。因郑著是通史类著述，限于篇幅，故论述斯丹达尔的内容不多，仅仅粗略评价他的两部代表长篇，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细节值得关注：郑振铎提及斯丹达尔死后才受到人们重视，解释了斯氏进入中国比其他法国作家晚的原因。1930年翻译家徐霞村出版了《法国文学史》，该著较短，撰者用三百余字的篇幅简略介绍了斯丹达尔及其作品，重点在于陈述斯丹达尔小说的心理描写，“他的真正的价值却在他注意小说中的最好的描写和对于心理的细微的分析”[18]，而对斯丹达尔具体创作情况缺少更进一步的评述。黄仲苏于1932年出版的《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则主要廓清了斯丹达尔对写实主义的贡献：“他最先攻击浪漫主义的夸张与谬误，领导近代小说作家倾向科学的途径，宣布并且准备了着重观察的艺术。分析的能力虽是损害了创作的才智，然而他的小说仍不失为有功于写实主义的重要作品。”[19]作为晚出之作，黄著较郑著和徐著更为全面和详尽一些，但阐述观点并没有新的拓展。1936年夏炎德推出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兰西文学史》。此书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国别文学史之一，也是当时法国文学专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尤以哲学分析为突出特点。与当时很多文学史家一样，夏氏将斯丹达尔划归于浪漫主义作家一派。在评价斯丹达尔的创作时，夏炎德认为，斯氏“观察不重在外部的现象，而重在内部的意志；所以写起小说来不喜欢作风景的描写，而擅长作心理的解剖”[20]。对于主人公形象，他认为，“主人公苏莱尔(于连)的坚强的意志、充溢的才能以及行动上所表现的燃烧的热情，这种超越一切的利己主义者的姿态，斯当达尔用犀利的心理分析的方法算是毫无遗憾地描写了出来”[20]。夏炎德虽然没有采用周作人等人的“野心家”形象之论，但也用利己主义等词汇来描述于连，尤其强调于连性格中的“意志力”，这似乎受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1944年袁昌英将1923年推出的《法兰西文学》一书加长，并以《法国文学》为名出版。此书对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评价，提出《红与黑》“叙述的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法国布尔乔亚青年，要由教会的门径，上升而得到权力的经过，革命的倾向是红色，教会是黑色，这就是题名的由来。一方面是狂暴的情欲与精力，一方面是明确而几乎是冷血的分析，小说的结果是将自私暴戾的主角送上了断头台”[21]。作为女学者，袁昌英用“狂暴”“冷血”“自私”等词汇来定性于连，对其进行强烈批判，分析中植入较多的主观成分，但女性特有的细腻解读是值得重视和梳理的。1946年徐仲年出版了《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一书，书中对法国文学的历史脉络做了线条式的说明，其中在十九世纪部分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评述是：“这位先生的品气均不高尚，他是自利主义者，很骄傲、很暴躁。他喜欢分析自己……一八三一年，他发表了《红与黑》(LeRougeetleNoir)——这个书名已经够寻味的了，他以‘红’代表革命思想与军队，以‘黑’代表教会。”[22]评述整体上还是延续之前学者的观点。除了上述几本，在民国时的汉语“法国文学史”系列专书中，尤以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内容最为宏阔，论述最为全面，影响也十分深远。书中既有对斯丹达尔整体创作情况的钩沉，又有对长篇小说尤其是《红与黑》的细微分析。他对于连形象的定性是：“意志坚强的人不甘与草木同腐。他们和社会搏斗，不顾社会的礼教，管不着人类的道德。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就是《红与黑》的内容。”[23]著者特别强调了于连形象的强力意志，客观评价他对社会道德和礼教的反叛，已经和周作人等人的评价有所不同，十分接近我们今天对于连形象系统性、复杂性的评价了。需要指出的是，“强力意志”理论源自德国哲学家尼采，而尼采对斯丹达尔及其作品较为推崇，认为斯丹达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这个奇人，引导者和先驱者，这个可赞的伊壁鸠鲁派的学者，他是一个最新的法国心理学家。”[7]而中国现代翻译家在接触到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理论之后，就以之分析于连形象，并将“强力意志”和“野心”“虚伪”等词一起，成为对于连文学形象的定性论述。

相对而言，与报刊文献相比，文学史专著由于受篇幅、体例结构、作者视野等的影响，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述会有薄弱环节出现。 因此，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汉语“外国文学史”中，著者对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的评价和论述都是比较粗线条的，简要介绍较多，深度评述较少，对小说情节的介绍尤其简略。而“文学史的整合来自对文学史观的认同，文学史观则折射了现实社会问题的博弈”[24]。就于连形象而言，学界几乎都是使用“自私自利”“野心”等词汇来定性，这也说明斯丹达尔在国内学者中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尤其是文学史编纂者对斯氏的很多作品还缺少全方位的阅读和评价，对《红与黑》时代性、复杂性、文本内在的张力性等还缺少深刻领会，基本都是将其放在斯丹达尔整体介绍框架下给予呈现的。当然，这是时代原因所致，我们不必苛评，这些文献不管深度和准确性如何，都使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逐渐为国人所熟知，推动了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普及。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显示，周作人应该是第一个将斯丹达尔介绍到中国的学者。此后，一些研究者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简介文章，学者们编写的汉语“外国文学史”也基本都论述到斯丹达尔及其代表作《红与黑》。对主人公于连形象的“野心家”定性也是初出于周作人，后继者对于连形象的评价大多沿袭了周氏的“野心家”模式。当然，就像左拉一样，后世法国的文学史家也用“野心”“虚荣”等语汇来评价于连，也就是说这种评价并非中国才有。如当代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文学史家皮埃尔·布吕奈尔就说：“一方面，于连表现了出众的智慧，无可匹敌的毅力，甚至是一种他自以为应该得到的高位的征服热狂；另一方面，这敏感的灵魂，这颗‘易于触动的心’有时迷恋于宁静、纯洁、理想的幸福，离群索居和虚荣。”[25]而从《红与黑》对主人公于连形象的塑造和情节演进来看，大多数评论家也应该能解读出“野心”“雄心”等特征。这说明文学史对于连这一经典形象的解读具有相通性，并为之后“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带来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