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顺来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1847 年是英国文学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表现为女性小说的赫然崛起。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分别以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三兄弟的名义出版了《简·爱》（Jane Eyre）、《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艾格妮丝·格雷》（Agnes Grey），震惊英国文坛，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的一道亮丽风景，甚至铸就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勃朗特神话”。其中《呼啸山庄》自问世之初就饱受争议且毁誉参半。但进入20 世纪后，国内外学界仿佛重新发现了该小说的珍贵价值和无尽的艺术魅力，从传记、主题、叙事、心理分析等多角度、多层次对小说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20 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将景观、空间和文化相结合，拓展了空间批评的视野，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文化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和空间的关联，尝试解析《呼啸山庄》中景观与空间以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再探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一、文化地理学：景观与空间的互动

文化地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文化批评与地理学研究互动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地理学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1998）中以“景观（landscape）”为中心，探讨了地理空间的文学意义。地理学概念被引入文学研究，为文学文本的多维阐释打开了另一扇窗。文学上的自然景观与地理空间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或场景描写，不仅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料，而且体现了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密切关联。克朗认为：“文学不再是单独的镜子，简单地反映或歪曲外部世界，而应把文学和景观结合起来。文学也不仅仅是针对客观世界的地理知识，而提供某种情感的呼应。文学反映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一系列有趣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1]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理论为文学研究的地理学视野提供了依据，同时表征了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即便是虚构的文学景观或地理空间也会给阐释者勾勒出令人信服的文学地图。

文化地理学是空间理论与地理学合力的结果。历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呈现了具有特定地域风情的画面，成为研究者解读作品的路线图，如英国维多利亚后期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不遗余力地描述他虚构的自然景观“威塞克斯”（Wessex）一带的风情和民俗，生动地展示了高度工业化的魔爪下行将消失的乡村景观和乡民生活方式，表明人物的地域文化身份。相比之下，19 世纪中期的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以自己的狭小生活圈哈沃斯（Haworth）一带的自然环境为摹本，虚构了《呼啸山庄》中两处对立的地理景观，呈现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北方乡村特有的地域空间和人文景观。

文化地理学关注“社会群体与自然景观的相处方式以及人们建构地方和空间的方式”[2]。景观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而且成为被社会群体建构的空间。人与景观的互动实质上表现为景观与空间的互动。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以呼啸山庄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和以画眉田庄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展示了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生活在世纪转型期的英国北方农村人的生存空间。当时工业革命的步伐正逼近北方偏僻的乡村，农村人的生存空间正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严重挤压，同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在悄悄渗透乡村，英国整个社会空间正面临着重构的考验。因此说，艾米莉以景观与空间的互动映照了英国维多利亚初期暗潮汹涌的社会现实。

二、“呼啸山庄”：自然景观与家庭空间的互动

《呼啸山庄》的故事发生在1771—1802 年，生活在英国北部农村两个相对独立的庄园里三代人的恩怨情仇的传奇经历。维多利亚小说传统经常描述的典型场景，要么是乡村教区长或牧师家的花园，要么是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但无论是花园还是客厅，都集中体现了充满温馨气氛的景观特色。然而《呼啸山庄》将这一典型场景移到风暴肆虐的广袤的荒原——“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山庄的名字足以让人感到狂风肆虐下的阵阵寒意。这种奇异的自然景观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和巨大的破坏力，而且山庄的人文景观极度匮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须终年忍受狂风的侵袭，得不到点滴人间温情和舒适感。艾米莉的小说场景显然背离了维多利亚小说主流传统所描述的平静和安逸的景观图景，体现了她独特的个性和非凡的创作才能。

呼啸山庄位于英国北部荒地的山顶上，常年饱受风暴天气的洗礼，自然环境极不宜人。但“这儿随时流动着振奋精神的纯洁空气。从房屋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就可猜想到北方吹过的威力了”[3]2。呼啸山庄展现了一个纯天然的不加任何修饰的自然景观图，这里山风气势狂劲到不给人活下去的希望，但它有清新的空气，足以让人自由地呼吸；连生活在狂风劲吻下的植物都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努力适应那恶劣的自然环境。呼啸山庄似乎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4]178，它四周毫无遮拦，得不到任何保护，还要承受强烈的风暴冲击，是一个开放且动荡的空间。

然而，呼啸山庄也曾是一个封闭且安定的家庭空间。恩肖家族世代生活在这里，过着自耕农阶层常有的平静而稳定的生活。可是任何空间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容器”，而是开放的且充满矛盾的地方，是各种力量对抗的场所[5]243。山庄老主人恩肖膝下一儿一女，一家人其乐融融；但在他收养弃儿希斯克利夫后，呼啸山庄家庭空间的平衡第一次被打破，家庭成员间的纷争开始出现。希斯克利夫本是个来历不明的野孩子，被老恩肖从利物浦街上捡回当作“宠儿”，以弥补他多年前丧子的悲痛。但是老恩肖的父爱被养子希斯克利夫过度独享，引发其他成员的不满和怨恨，原本和谐的家庭空间出现了裂痕。老恩肖的亲生儿子辛德雷负气出走，希斯克利夫占据了辛德雷的位置，家庭空间暂时重归平衡。老恩肖死后，辛德雷携妻子弗兰西斯闻讯归来，夺回山庄的领导权，家庭空间的平衡第二次被打破。希斯克利夫被逼离开山庄，老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匆忙嫁往画眉田庄，呼啸山庄的家庭空间复归平衡。神秘失踪的希斯克利夫三年后重返呼啸山庄，再次破坏相对平静的家庭空间，直至他打垮辛德雷，夺去山庄的控制权。

实际上，呼啸山庄已经成了各种敌对力量斗争的竞技场。虽然弗兰西斯的短暂闯入没有引起呼啸山庄的强烈震荡，只是把希斯克利夫降为仆人，把凯瑟琳逼向婚嫁之路，但是为家庭空间的失衡埋下了祸根。突然暴富的希斯克利夫两次闯入山庄，导致家庭空间爆发一连串的冲突和动荡，从而平衡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被修复，而且空间的争夺都是围绕着山庄的领导权问题而展开的。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指出，空间是建构权力话语的空间，也是施展权力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我们的社会不是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的社会”[5]243。社会空间下各成员间存在着监视与被监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空间是一种调控权力秩序的场所或领域。因而，空间是权力斗争不可或缺的维度，它不仅被构想为冲突与斗争的“场所”，也是彼此争夺的对象。空间争夺的惨烈过程进一步暴露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即便在与世隔绝的荒野也可能上演的是人间悲剧。

呼啸山庄的自然景观和家庭空间始终处于不协调且不稳定的互动中，开放的自然景观和封闭的家庭空间一直处于动态的“平衡—失衡—再平衡”中。呼啸山庄随时遭遇外力的强行入侵，无论是自然力，还是人为的力量，都会导致它动荡不安或摇摇欲坠，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秩序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维多利亚家庭观总天真地以为社会冲突中的家庭总是一个和平安宁的空间，但是《呼啸山庄》无情地剥去了它的神话色彩。”[6]105家庭空间寓于社会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的缩影，家庭空间的变化直接影响社会空间的稳定。

艾米莉以呼啸山庄自然景观的单调乏味喻说人类生存的艰辛，以家庭空间的动荡演绎社会空间的变革。自然景观与家庭空间的互动共同揭示了工业化大背景下乡村生态环境被破坏、传统的家庭安定被挑战的现实。哈沃斯虽远离工业城市，但仍不能偏安一隅，已经感受到工业风暴的冲击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传统的家庭空间表面平静，但免不了外力的侵扰，面临着失衡与再平衡的挑战，随时有破裂的可能。

三、“画眉田庄”：人文景观与家园空间的互动

为形成景观上的鲜明对照，艾米莉又特设了一个与呼啸山庄相对立的“画眉田庄”（Thrushcross Grange）。它的名字暗示了田庄人的生活景象，他们如同生活在笼中的画眉鸟一样，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机敏和胆怯的复杂心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性情温顺，缺乏野性和斗志。田庄呈现了一个装饰华美、静谧安详的家园空间，颇具安全感与和谐的氛围。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这两处对立的物质空间构成了小说的整体环境，但各具地域特色。正如孙胜忠指出：“两个异质的环境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典型环境，也即是两个‘不一’的小世界构建成一个‘整一’的艺术世界。”[7]两处对立的景观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现实世界。其实，“不一”与“整一”的矛盾构成了小说景观上的空间悖论，从“整一”处看“不一”，于“不一”处见“整一”，二者相互映照。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这两个含蓄的意指的冲突上，小说“展现了作者对一种原始的、粗犷的人性的审美偏好”[8]。呼啸山庄狂暴得活力四射、野性十足，而画眉田庄静谧得令人窒息、死气沉沉。两个对立的空间表现了不同的人性特点，前者体现了人性中狂野的一面，而后者则体现了人性中柔顺的一面。

“画眉田庄”位于山谷中，被群山环绕，地势低洼。小说中这样描述它的地理景观：“它的附近是众山环绕的溪谷，以及草原上那些峻峭的坡坡坎坎——冬天没有什么比它们更为荒凉，夏天却没有什么比它们更为神奇美妙。”[3]259“画眉田庄”明显处于比较封闭的环境下，仿佛是一处别具特色的世外桃源。但它的人文景观非常浓厚，与呼啸山庄形成鲜明的对照。希斯克利夫这样描述他偷窥到的美景：“一个漂亮辉煌的地方，铺着猩红色的地毯，桌椅也都有猩红色的套子，纯白的天花板镶着金边，一大堆玻璃坠子用银链子从天花板中间吊下来，许多光线柔和的小蜡烛照得它闪闪发光。”[3]37画眉田庄的奢侈场景呈现了一个温暖而奢华的乡村中产阶级常有的家园空间。它是“一个私密的空间”[4]178，又是一个强烈排外的场所，因为它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强，时刻提防被外力侵犯的危险，因而它提前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就像它的桌椅被装上了套子、天花板被镶上了金边那样。艾米莉在文本中虚设了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与家园空间形成互动，进而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人文和地理知识。典型的地理学结构就是“设定一个家园，无论是失落的家园，还是回归的家园也好”[9]35。文学继续将地理学上的景观进一步演化和升华，使之具有戏剧化色彩。

画眉田庄这个封闭而舒适的家园正面临着外强压境的危机，承受着被迫开放的压力。它第一次遭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偷窥，惊恐不已，便强行驱离入侵者，并纵犬咬伤了凯瑟琳。神秘致富后的希斯克利夫第二次入侵画眉田庄，并彻底破坏了它的安宁气氛，直至它的失落——希斯克利夫以儿子的婚姻为诱饵，在埃德加·林顿死后，逼迫凯茜将画眉田庄转让给希斯克利夫——再到它的最后回归——凯茜在希斯克利夫自杀后重获田庄的所有权。《呼啸山庄》的故事情节总体上围绕家园的失落与回归展开，借此隐喻社会转型期英国农村生产方式的更迭和人性的裂变。表面上看来，导致家园失落的诱因是希斯克利夫，但是林顿家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天真、软弱和保守一次又一次为邪恶大开方便之门，侧面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

小说中女主人公凯瑟琳对家园空间的感受最深刻。她因父亲的离世，失去了被保护的权利，后遭兄嫂的嫌弃，被迫离开她熟悉的家园——呼啸山庄，寻找新的家园和归宿。由于她的年轻和天真性格，缺乏阅历并禁不住物质诱惑，她匆忙间选择了林顿的婚姻，懵懂中好像找到了新的“家园”。然而婚后她发现，这个新家简直是牢笼，她就像笼中的画眉鸟，失去自由后那么的孤独和无助。丈夫林顿因忌恨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旧情，有意疏远她，冷漠到无法沟通。他整日地将自己埋在书堆里，来逃避外面的纷争。希斯克利夫的闯入给她带来了惊喜和新的精神折磨，最后她在遗憾和悔恨中凄然离世。

事实上，温暖而舒适的家园一直是勃朗特姐妹的期望。勃朗特家族原籍是北爱尔兰，父亲帕特里克是位诚恳踏实的乡村牧师，为了个人的远大前程和家庭的生计，全家移民英格兰的哈沃斯小镇。勃朗特夫人早逝，孩子们从小在姨妈的照顾下长大。这样的生活经历为勃朗特姐妹的创作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她们的小说中都表达了对幸福家园的渴望之情。但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再思考了“家园”的隐喻意义：温暖的家园背后潜伏着冷漠，舒适的家园深处隐藏着苦痛。她尤其关注家园空间的变故对女性的深远影响，因为女性似乎永远是家园变故的受害者，寻找理想的家园似乎是她们一生的追求。画眉田庄的人文景观具有一种神秘的美感，但奢华的外表下隐含着一种脆弱，影射了家园空间不可避免的危机。

四、两种文化的博弈

文化地理学注重“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10]4。《呼啸山庄》中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处地理空间的对立，还蕴含了19 世纪初两种不同文化的较量。呼啸山庄具有以自耕农经济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老恩肖亲自参加农牧业生产，家中只雇佣一个老仆人约瑟夫。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都普遍较低，口语文化占主导地位，成员间交流靠吼叫、咒骂等，方言土语中夹带有一种粗犷，甚至野蛮的味道。而画眉田庄具有乡村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林顿家有豪宅、书房和图书室，还有壮丁和恶犬护院。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成员间靠看书、写信等形式交流，书面文化占主导地位，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特征。汉森认为：“《呼啸山庄》是一部关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相冲突的小说。”[11]小说以英国北部约克郡方言为基础，结合正统的中产阶级书面文化，在北方偏僻的农村，呈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博弈。

福柯谈到空间的重要性时说：“空间是一切权力运作的基础。”[12]13-14福柯的空间理论阐述了空间与权力的必然联系，他将权力的斗争引申为空间的争夺。正如小说的一开始，恩肖家族的口语文化力量似乎占据了支配地位，主要表现为辛德雷的训斥、约瑟夫的咒骂、希斯克利夫的咆哮和哈里顿的吼叫，口语文化控制着整个小说情节的发展。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口语文化力量逐渐失控，被林顿家族的书面文化力量所征服。书面文化主要表现在画眉田庄的人物身上，如沉迷于书本的埃德加、以书信诉说个人遭遇的伊莎贝拉（埃德加·林顿的妹妹）、手不释卷的凯茜（埃德加·林顿的女儿）等。小说中的女主角凯瑟琳是艾米莉理想自我的化身，她脚踏两种文化，代表着艾米莉心目中新女性的力量。她的口头语言充满着激情，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哲理性，表达了女性灵魂深处的声音。她的日记是一个潜藏的女性文本，充满着怨恨和反叛，记录了辛德雷的家庭专制和约瑟夫的宗教专制统治，同时又是一个空白文本，期待着读者的深度阐释，还为男性叙事者洛克伍德寻找两个家族历史的踪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指出：“文化并不是和谐发展中的一个整体，而是充满了强烈的内部矛盾。”[13]181卡西尔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释了历史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悖论，即文化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各要素间发展的不平衡，如先进的与落后的、文明的与野蛮的、口语的与书面的等文化悖论现象的自然存在。

《呼啸山庄》表现了19 世纪初英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两个不同文化的对抗。呼啸山庄代表了一个野蛮的、落后的、口语的文化力量，而画眉田庄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先进的、书面的文化力量。不过，艾米莉试图在内部“净化”或自我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两种文化的矛盾最终消解，但未能如愿。

《呼啸山庄》再现了转型期的英国社会的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和变革，也是两种文化力量在经济体制上抗争的表现。呼啸山庄的自耕农经济显然是代表了当时一种比较落后的文化力量，尤其是辛德雷掌权后，呼啸山庄内部滋生了酗酒、赌博等腐败文化因子，加速了它的崩溃和灭亡。画眉田庄呈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的繁衍景象，是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了当时一种较先进的文化力量，但是在这片偏僻而贫瘠的荒蛮之地，它的发展明显滞缓。由此可见，文化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它生存空间的土壤。希斯克利夫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他来自利物浦的城市街头，被老恩肖捎到呼啸山庄，象征着城市空间对农村空间的渗透。伊格尔顿认为：“希斯克利夫间接地代表了艾米莉生活时代所具有的咄咄逼人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6]116但他本身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他综合了山庄的暴力和田庄的怀柔，凭卑鄙的计谋夺取了两个庄园的控制权，重建了一个经济上进步、文化上退步的矛盾的文化空间。他合并了山庄和田庄的产业，客观上壮大了经济力量，但他仍施行雇佣制和租赁制，从事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并没有真正融入工业文化的空间。因而对于文化空间的变革，艾米莉寄希望于哈里顿的力量，但是哈里顿实际上也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他是呼啸山庄的后裔，代表脱胎于传统自耕农体制的残余力量，同时凭借与凯茜的联姻，形式上代表了新生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具有这样矛盾的文化空间的力量到底能走多远，是否具有革新的希望，艾米莉似乎也在困惑中。至少，她在希斯克利夫和哈里顿身上都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

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67）中全面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与“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presence”）。他认为，西方的思想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为形而上学的传统提供了理论依据。逻各斯中心主义规定了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如主体/客体、能指/所指、真理/谬误等，前者占支配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接着德里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代表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或言语中心主义（Speech Centrism）”，指出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因为它“主张言语与存在的绝对接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的绝对接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接近”[14]15。言语中心主义显然是对言语的过于偏袒，将文字视为言语的寄生形式。它片面地认为言语最能表达真实的意义，是最接近真理的表达，因为“言语或说”暗示了言说者的在场，而“文字或写”喻示了言说者的缺场。德里达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歪曲了说和写的关系，将“说”凌驾于“写”之上，是一种片面的不切实际的反映论。解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字是将语言呈现为在说话人缺场的情况下运作的一系列物质符号，没有明确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更像一张意义含混之网在无限张开、无限变化之中”[15]444。说和写的悖论关系反映在文化表达上，就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正面交锋。

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重新定义了两种文化的悖论关系，将冲突与和解写入两种文化的博弈中，以空间的视角透视文化的悖论性特征。呼啸山庄成了口语文化空间的符号，以野蛮与非理性为主要特征，整个山庄简直是野蛮人的集中营。生活在呼啸山庄的人们似乎完全靠口头语言来维系生存和人际关系，如哈里顿“碰到每样东西都要对它发出一连串的咒骂”[3]22。而约瑟夫是个虚伪的基督徒，他用花言巧语哄骗老恩肖的信任，残忍地折磨他的灵魂，恶狠狠地诅咒宗教信仰上的异端。他粗暴地辱骂亵渎神灵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并“继续威吓着佃户与那些干活的人，因为待在一个有好多事他可以骂个没完的地方，就是他的职业”[3]52。辛德雷在弗兰西斯死后，“不哭泣，也不祷告。他诅咒和蔑视，憎恨上帝同人类，过起了恣情放荡的生活”[3]52。希斯克利夫更是口语文化的代言人，他强调言语的神圣力量，蔑视书写和读书的价值。小时候，他与凯瑟琳一起，用天真的话语构建美丽的天堂；长大后，他咒骂自己爱情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挡道的人。面对逝去的爱情，他变得歇斯底里：“我相信——我知道鬼魂是在人世间漫游的。那就永远跟着我——采取任何形式——把我逼疯吧！只要别把我撇在这个深渊里，这儿我找不到你！啊，上帝！真是没法说呀！没有我的生命，我不能活下去！没有我的灵魂，我不能活下去啊！”[3]139他疯狂地相信言说的力量，以超验的口头语言形式表达了他内心的苦痛，以悲怆的心声作为献给凯瑟琳的悼词。他仇恨读书人，威胁说要烧毁凯茜的书本，并无情地剥夺哈里顿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好孩子，你现在是我的了！我们要看看用同样的风吹扭它，这棵树会不会像另外一棵树那样弯曲！”[3]156他誓将野蛮的种子播入恩肖家族的下一代，让口语文化世代占有呼啸山庄的文化空间。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画眉田庄则是书面文化的空间表征。文明和理性是其主要特征，看书和写字成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也是田庄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埃德加·林顿显得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整日以书为伴。他将自己埋在书堆里，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他的女儿凯茜更是嗜书如命，即便是在她被希斯克利夫囚于呼啸山庄的时候，她也绝不丢下书本，因为她在书本中学到了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以书信的形式向耐莉诉说自己在呼啸山庄的非人遭遇，并得出结论：呼啸山庄是地狱，希斯克利夫就是统治地狱的魔鬼。连女仆耐莉也站到书面文化的一边，虽受惠于恩肖家族，但她始终站在林顿家族一边，骄傲地对洛克伍德宣称自己博览群书：“我受过严格的训练，这个给了我智慧；而且我读过的书比你想象的还多些，洛克伍德先生。在这个图书室里，你可找不到有哪本书我没看过，而且每本书，我都有所得益。”[3]49耐莉正是从书面文化中获取了智慧和力量，使她成为两个文化空间冲突的幸存者。她向洛克伍德口述了山庄和田庄变故的历史，但她的口述又被洛克伍德转换成日记。从叙事结构整体来看，小说全文简直是耐莉的回忆录。可以这么说，耐莉以口语文化的“在场”还原了书面文化的“缺场”，又以书面文化的“缺场”颠覆了口语文化的“在场”。

然而艾米莉并不希望两个文化的永久对峙，而是期待它们由冲突走向和解。“凯茜和哈里顿的联姻，标志着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和解。”[11]81来自口语文化的哈里顿，逐渐接受了凯茜的教化，他们通过读书结成了盟友，共同战胜了以希斯克利夫为代表的口语文化势力。婚姻不仅是山庄和田庄在经济上的重组，而且是两个对立文化的调和剂。卡西尔指出：文化悖论的解决“不应该只一味地强调对立的事实，而应注意到这一对立自有其自己的救治方式，换言之，一种独特的‘净化’（Katharsis）过程在不断地进行中”[13]181。这种“净化”的过程在卡西尔看来，是通过文化内部的改革，将落后的文化淘汰掉，产生新的文化。艾米莉的观点与卡西尔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她把“净化”两种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上，并以希斯克利夫的消失和哈里顿被成功教化为证，宣布书面文化取得胜利。然而细心的读者细忖后会发现，这个重建后的新文化空间似乎并不那么“纯洁”，至少被净化得不够彻底，因为它仍保留了口语文化空间的残余力量，暂时占主导地位的书面文化仍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说两种文化间的矛盾是难以彻底消解的。

结语

《呼啸山庄》奠定了艾米莉的文学地位。作者以悲情浪漫主义的叙事手法描绘了人性中那片神秘幽暗的景观，以惊骇的想象张扬了浪漫主义情怀，同时她将场景置于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北方荒僻的乡村空间，充分展现了景观与空间互动的画面。

《呼啸山庄》渗透了艾米莉对家庭、家园和文化等问题的严肃思考。艾米莉首先以两处对立的地理景观思考了家庭和家园的空间意义。她以“呼啸山庄”自然景观与家庭空间的互动揭示了工业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传统家庭安定秩序挑战的现实；以“画眉田庄”人文景观与家园空间的互动揭示奢华的外表下潜藏着人性的危机，同时表达了对家园空间变化过程中女性命运的关切。此外，艾米莉还审视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两种对立文化间的互动性关联，她寄希望于两种文化的最终和解，并能产生一种崭新的文化空间，但由于两种文化存在寄生关系，从而无法实现彻底的更新，文化和解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呼啸山庄》让读者透过景观的窗口，看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初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