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辰，崔玮崧

(1.辽宁大学 公共基础学院，沈阳 110000；2.华东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00)

书写战争记忆是村上春树文学的一大特点，早期作品《且听风吟》就回忆了中日战争相关历史；《奇鸟行状录》直指历史记忆，通过历史对话，批判日本对战争历史的模糊化处理；《海边的卡夫卡》则对记忆进行了解离，以重构记忆的方式唤醒民众的集体意识，治愈创伤；《1Q84》更是借用历史书籍描写战争记忆，批判了日本社会的体制问题和军国主义思想。曾有记者问村上春树，作为战二代为什么仍要为出生前就早已结束的一场战争负责？村上春树回答说：“既然成为日本人，就要承担责任，反思历史。”[1]以文学的形式来思考日本战后思想潮流，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2]在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又一次提及记忆相关话题，延续了对战争记忆问题的探究，体现了村上的历史认知以及对记忆创伤的关注。

事实上，村上文学的战争记忆相关研究一直被学界所关注。如林少华的《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尚一鸥的《村上春树的伪满题材创作与历史诉求》(《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刘岩的《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林敏洁的《村上春树文学与历史认知——以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等。村上春树的作品反映了日本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指出，社会的集体记忆是保存和传承历史的载体，而历史记忆中的战争记忆内容对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3]。在村上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中，作者始终关注“记忆”和“创伤”，那么作者是如何强化记忆书写的？是怎么将记忆进行重构的？又是如何治愈创伤的？本文将结合文学记忆理论与创伤理论，围绕这三个维度进行论述。

一、被遗忘的战争记忆

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分为两个篇章，即“显性理念篇”和“流变隐喻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因婚变而四处流浪的主人公“我”在好友雨田政彦的父亲雨田具彦的房子里意外找到一幅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画作，潜入到神秘世界，随即发现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核心要素是《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那么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作者透过这幅画想要表达什么呢？

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与莫扎特的《唐璜》非常相似，却带有明显的日本画风，该画最出色的是留白处，画家通过留白将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这么独特的画作，画家雨田具彦却将它束之高阁，显然隐藏了很多秘密。那么这幅画与欧洲历史有何联系？骑士象征着什么？为何目的杀了谁？为了解开画中之谜，主人公“我”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回溯了有关这幅画的战争记忆。

画家雨田具彦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正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特殊时期，他与女友参与了暗杀纳粹高官的行动，女友被抓进毛特豪森集中营殒命，而雨田具彦却因日本外务省和纳粹德国外交官秘密协议被遣送回国。雨田具彦回国后似乎改变了个性，不谈论人生，不接受采访，显现出与外界疏离的自我封闭。另一方面，雨田具彦的弟弟雨田继彦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当时他正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在钢琴方面展露才华，被迫征召卷入战争，由于战争体验而遭受心灵创伤，回国后割腕自杀。雨田具彦对弟弟的死悲痛万分，却因为家族名誉等原因对遗书内容绝口不提，“一切都作为家庭黑暗的秘密封存起来——打个比方——好比拴上铅坠沉入深深的海底。”[4]67好友雨田政彦在回忆父亲时是这样叙述的：“时至今日，反正父亲过去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或者沉进哪里深深的泥塘。问什么都不应声。”[5]65

面对家族的悲惨经历，无论是画的藏匿，还是对历史的沉默不语，都凸显了雨田具彦对战争记忆的刻意回避。这种选择性失忆与雨田家族参与战争的身份密不可分。雨田具彦和弟弟继彦分别参与了奥地利战争和中日战争，他们都是战争的亲历者；在战争中，他们都受到了战争的摧残，留下了深深的内心创伤，可以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弟弟继彦因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体验了杀人砍头的过程，更是一个战争的加害者。这种身份的分裂使雨田具彦难以直面战争记忆，而不得不将记忆隐藏，然而这种做法无疑加剧了精神创伤。在受到巨大的心理创伤后，雨田具彦主动地将自身的记忆有意识地封存、遗忘，以此逃避现实，而实际上这是对记忆的隔断，阻止了战争记忆的传递。弟弟雨田继彦被迫卷进战争，又因逃避战争而被批判缺乏爱国精神，没有意志力，甚至死后被冠以“软弱”之名，连遗书都被烧毁，最终成为家族的耻辱。面对弟弟的死，雨田具彦同样选择的是淡化处理，甚至对自己的后代也不愿再提及。

雨田家族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悲剧，主要源于军国主义下的耻感意识。在日本发动战争的同时，政治权利主导者别有用心地以为国效忠之名美化战争意图和战争本质，淡化了战争责任，改变了普通人对于战争的认知，民众误以为参与战争是对国家的忠诚，并以忠于国家为荣耀。然而事实上，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是被扭曲的，在错误记忆的引导下，加害者成为受害者，成为了人民心中的英雄人物，而东亚其他国家的真正受害者却被忽视。村上在书中批评了这种选择性失忆，他说：“人有时忘记本应记得的事，想起本应忘记的事，尤其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之时。”[4]72

战争记忆遗忘，一方面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原因，另一方面也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战后，日本政客们不断出场宣传受害者意识，强化集团性的价值，试图抹杀战争记忆，这种做法屡见不鲜：裕仁天皇在宣读《终战诏书》时，整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侵略、战败”等词语，体现了包括天皇在内的统治阶级对于战争本质的模糊化处理。此后的日本政府不仅将投降之日定为“终战纪念日”，还把战犯供为神灵，甚至以维护东亚安定之名来宣传战争目的，实则推进了普通民众的战争无意识感，加剧了日本国民对于战争记忆的抛弃。权力机构对于集体记忆的改变，表现了日本对战争失败的不甘以及战后反省的不彻底化。对此，日本学者田中正俊曾批判说：“战争责任及其历史性的继承，对于日本政府当局好像是毫无关系的事情似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对于当局来说，这种战败不是真正自觉的战败，不过是“终战”而已。”[6]至今仍有很多日本政客在战争反省中有意避开“侵略”等敏感字眼，延续了裕仁天皇对战争的态度。

具有政治意图的战争记忆篡改还反映在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客多次质疑数字的准确性，企图避重就轻，重构民众的集体记忆。1955年以后，日本教科书上删除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内容，政府对于战争罪行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内容直到1970年后才因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裁定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宪而重新回到大众视线。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又开始混淆视听，否认历史罪行，扶桑社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7]书中有关战争的表述反映出历史修正主义，宣传者故意把视点聚焦在伤亡数字上，对于战后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则丝毫没有提及。

村上在小说中借免色之口表达了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杀了很多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的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害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4]55

当记者问村上对《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背景投有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这点怀有怎样的想法时，村上回答：“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同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抗争下去。小说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这一形式抗争下去是可能的。”[8]

二、创伤记忆与记忆重构

“创伤记忆”源自心理学领域的“创伤性记忆”，是指主体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这种伤害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9]。创伤批评学专家凯瑟·卡鲁斯认为，通常情况下，创伤是后创伤压力紊乱(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简称，“创伤通常被描述为对没有预料的或强烈的暴力事件的回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被完全理解，但事后它们又以反复再现、噩梦和其他的反复现象的形式回归”[10]。苏珊娜·费尔曼则认为，创伤经历最具破坏性的是造成“声音、知识、知觉、理解力、感受能力和说话能力的失去”[11]。村上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到这种创伤记忆：《奇鸟行状录》中，间宫中尉曾参与战争，返回日本后，整个人成了空壳，不懂得爱别人了，山本被剥皮的场面一次次回到梦中；《海边的卡夫卡》中，中田被暴力袭击，记忆尽失，在这之后还失去了阅读与写作能力。

《刺杀骑士团长》的“创伤记忆”书写，集中体现在雨田具彦和弟弟继彦的身世之谜中，文中多次提及“创伤”。雨田具彦参与了暗杀纳粹高官的行动，因计划失败被遣送回国，回国以后似乎变了一个人，表现出雨田具彦在战争记忆创伤下语言能力的缺失。除了语言的缄默，雨田具彦的绘画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摒弃了现代主义油画，转向古代世界，被认为是逃避现实。骑士团长评价说：“他的恋人被纳粹残忍地杀害了，慢慢拷打杀害的。同伴们也无一逃生。他们的尝试彻底以徒劳告终。唯独他因为政治考量而勉强保住一条性命。这在他心里留下深重的创伤。”[4]227

在战争记忆的阴影下，弟弟雨田继彦也未能幸免。他在艺术方颇具才华，本想与战争无瓜葛，却被征派到粗野之师第六师团，参与了南京大屠杀，饱受心灵的折磨，他多次在信中表达压抑之情，在无数的杀人、掠夺行为的血腥体验后，纤细的神经分崩离析，在老家割腕自杀。

战后的创伤书写刺激着对战争记忆反思与战争记忆重构，作者试图通过建构文化创伤来唤醒民众深处的战争记忆，在历史认知上达成共识，治愈心灵深处的创伤，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以此面向未来。耶鲁大学社会学研究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 指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存在的苦难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12]

在建构文化创伤的过程中，创伤记忆不断刺激着战争体验的回溯，是记忆重构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在《刺杀骑士团长》中，记忆重构主要表现在有关战争的叙述上，尤其是弟弟继彦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小说生动还原了士兵砍杀俘虏的全过程，手段极其残忍，再现了暴力行径；另一方面，骑士团长作为理念从画中显现，要求“我”杀死他，将“长面人”拽出亮相，重现《刺杀骑士团长》画作的核心，也表现出对于记忆的重构。“我”在雨田具彦的见证下，亲手刺杀了有着理念象征的骑士团长，完成了雨田具彦的心愿。“在这里被我刺杀的对象，对于他不是骑士团长。他目睹的到底是谁呢？是他在维也纳计划暗杀的纳粹高官？是在南京城内把刀递给弟弟令其砍掉三名中国俘虏脑袋的年轻少尉？还是催生这一切的更为本源性的邪恶的什么？”[4]235在目睹了一切后，雨田具彦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雨田具彦显然对于“我”再现画作，杀死邪恶本源的举动非常满意。那么小说中提及的本源性的邪恶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思想上的邪恶，作者借用理念隐喻了战争发起者的暴力思想，而“我”将骑士团长刺死，则隐含了“我”与暴力思想做了了断，“我”在雨田具彦的眼前再现画作实则是对战争记忆的重构，当“我”作为后世代完成了对记忆的回溯，也将雨田具彦的战争记忆保存下来，实现了代际间的记忆传递。“我”通过刺死骑士团长冲出了思想的束缚潜入到黑暗的深处，黑暗隐喻了危险的世界，在“我”努力寻找真相的过程中，黑暗试图吞灭“我”，而“我”最终以强大的意念从洞中爬出，从痛苦和黑暗中回到现实世界。

村上通过回溯、重构记忆挖掘了记忆真相，不仅关注记忆创伤，更关注了创伤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追问了创伤本源，以此抚慰内心。

三、危机意识和战争反思

二战结束距今已有70余年，一部分亲历者已然不在人世，有战争体验的记忆在逐渐消亡，战争记忆在后世代那里是否能继承下去令人担忧。村上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也表达了对于记忆传递的忧虑：“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13]正如村上所说，代际间的记忆传递因为后世代无战争体验，群体需要通过父辈的记忆传递建构战争记忆。而一旦这个记忆链条断掉，加之政治家别有用心的记忆引导和记忆重构，那么新的一代将无法从战争历史中获得教训，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并反思战争。村上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因此，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有意识地描写了战争记忆的代际间传递。

《刺杀骑士团长》中雨田具彦的记忆通过画作完成了与“我”的代际间的传递，“我”得到骑士团长的帮忙还原了画作，雨田具彦目睹了“我”刺杀骑士团长的全过程，面带微笑安然离世。那么这个代际间的传递，为什么没有传递给自己的儿子政彦呢？雨天政彦说：“并非仅仅有血缘关系就能集成那样的资质。”[4]63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再次强调了这种继承性：“当我再度产生‘想画自己的画’的心情时，我将以截然不同的形式、从截然不同的角度重画‘白色斯巴鲁男人’的肖像。那有可能成为之于我的‘刺杀骑士团长’。而且，如果那样的情形实际出现了，那恐怕意味着我从雨田具彦身上继承了宝贵遗产。”[4]390小说中的白色斯巴鲁男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象征，那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在头脑中回忆白色斯巴鲁人，他曾经作为“双重隐喻”在体内警告过我，“你小子在那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5]265此后，白色斯巴鲁“森林人”在“我”面前多次出现，似乎是在监视“我”的行踪，只要他一出现，“我”便觉得脊背发凉。这些暗示了白色斯巴鲁人的邪恶属性。当“我”试图从洞中爬出时，白色斯巴鲁人再次显现，他促使“我”勒女子脖颈，引发“我”内心的邪恶，让“我”深陷黑暗之中，以阻止“我”回归现实。白色斯巴鲁人展现了难以抵抗的危险性，一切源于“双重隐喻”的控制力。所谓的“双重隐喻”是一种隐晦的描述，暗示了思想的暴力，以邪恶的本质控制人的思想，吞噬人的灵魂。无论是《刺杀骑士团长》还是《白色斯巴鲁男人》，这两幅画作都映射了同一个主题，即与暴力思想做了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继承了雨田具彦身上的理念并最终作为继承者替雨田具彦杀死了暴力思想。村上通过小说完成了记忆的传递，并再次强调了记忆继承的重要性，他批判了暴力思想对人的控制，通过塑造白色斯巴鲁人隐喻危险属性，指涉了军国主义思想。

村上在书中也再次强调了记忆传递的重要性：“我知道，为了将现在的记忆以原模原样保留下来，必须采取某种策略。倘若置之不理，不久势必杳然不见。无论记忆多么历历在目，也还是抵不过时间的力量。我想我本能地明白这点。”[5]125历史修正主义不断将战争暴力正当化，政客们以“爱国之名”鼓吹战争的合理性，控制着民众的思想，试图封杀真正的战争记忆。然而，战争无责化的做法并不能消解创伤，还会激化矛盾，甚至制造出更大的创伤，因此，唯有正视历史才能找到未来之路。

四、结语

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作者通过隐喻、挖洞将暴力和历史记忆相连，再现了南京大屠杀、吞并奥地利等战争场面，回溯了战争记忆，并将记忆进行了重构。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惨烈的战争，但流淌着父亲血液的村上春树深深体味到了战争留下的苦涩的味道。如何抚慰创伤、走出阴霾是他在小说中一直追寻的，无论是早期小说《寻羊冒险记》还是转型之作《奇鸟行状录》，都表达了这一诉求，而《刺杀骑士团长》则更强化了这一主题。村上透过小说表达了对暴力思想的批判，对战争记忆能否完整保存的担忧，体现其历史责任担当。他在批判战争的同时，还不忘关注个体灵魂，呼吁人们珍视历史记忆。

历史的车轮不能停歇，在战争亲历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时，后世代的确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战中一代的体验只有被战后一代共享，将“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灾难”转化为“我们大家须共同面对的灾难”，才能使复数的个体体验转变为有效的历史经验，并跨越代际隔阂传承下去，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14]。当暴力、黑暗、邪恶妄想吞噬人心之时，逃避和懦弱并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唯有积极寻找正义之光才能走出阴霾，治愈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