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莹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帮助我国建立了科学的贫困治理与促进发展的理论逻辑和运作模式,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战略的价值取向。这一论述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方法和观点,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对精准扶贫脱贫的主体、客体、内涵及制度保障方面的深刻阐释,提出并阐明了我国脱贫攻坚中贫困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在解决贫困这一人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千年难题中,精准扶贫方法论体系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从社会制度条件和推进实施层面给出了极具时代性的拓新。

一、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贫困问题是习近平一直以来非常关心的问题,帮助人民摆脱贫困始终是他的价值坚守。由于具有长期在农村工作的经历,习近平对如何治理贫困有长期的思考和不断深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显示出对贫困治理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思想认识发展的过程看,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的思想是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才最终走向成熟的。本文试图以习近平同志个人的实践经历作为划分依据,将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的生成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七年插队到基层一线的劳动时期;二是长期的地方主政和建设时期;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担任总书记时期。前两个阶段是第三阶段的基础,第三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的跃升,三个阶段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但都是习近平关于摆脱贫困与促进发展的实践经验不断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

(一)深入基层生产一线的实践体认

关于习近平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最早可追溯到1969年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七年经历。回忆那一段经历,习近平说:“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这一阶段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萌发阶段。在七年的插队期间,习近平在梁家河村的工作成绩显著。他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大力发展生产,建设沼气池等设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帮助村民们显著地改善了生活状况。对于这一段知青岁月,习近平在多年后回忆说,正因为有在梁家河的经历,才使得他深刻地认识到我国落后的农村的真实生活,让他懂得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两条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可以说,习近平在梁家河村的七年,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村地区贫困的真实状况,期间他对我国社会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些认识为他种下了帮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的信念火种。

(二)长期多地主政的多角度审视

1982年,在河北正定县上任不久的习近平,着力对全县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工作。之后,他深切地感受到,对正定人民而言解决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为此,习近平排除阻力,大力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适合正定特点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思路,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让正定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帮助他们摆脱“高产穷县”的帽子。1985年,在厦门工作时期,习近平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他亲自到新加坡考察,以国际视野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建设发展模式。他提出厦门要实事求是,立足实际,既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也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而应该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道路。1988年,习近平来到宁德工作。那时的宁德,由于经济比较落后,被称为“闽东老九”。正是在这个“老少边岛穷”的欠发达地区,习近平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四下基层”了解宁德的基层面貌,提出了“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鼓励“淡化贫困县意识”[1]50-51,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闽东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脱贫致富的主导力量”,“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老革命精神是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支柱”[1]114-117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切实把工作重心落实和体现到宁德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上,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成效非常显著。2002年之后,习近平来到浙江工作,对浙江经济发展以及浙江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把帮扶困难群众放在更突出的位置”[2]4,“既要GDP,又要绿色GDP”[2]37,“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153,“‘三化’带‘三农’,城乡共繁荣”[2]168等一系列主张,体现了深厚的为民情怀。后来在上海工作期间他也注重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

综上可知,在长期的地方从政经历中,习近平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对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格外关心,所提出的许多极富创意的主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都反映了他对民生问题有了深刻而真切的认识,集中表现在他正确处理了贫困治理、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实现三者更加协调、平衡的发展。这些实践积累和思考,为之后系统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统化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必须解决部分地区和群众面临的极端贫困问题,扶贫工作的目标任务需要在新时代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匹配起来。在我国发展阶段实现由温饱型社会向美好生活转型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提供了劳动致富的条件和保障,大多数中国人民也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但是,在我国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的部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以往面上扶贫的效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扶贫理论、方向、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理论上实现创新,实践上突破以往的模式,以指导理论的创新推动政策实施的突破,带动实践的落实与扶贫成效的突破性进展。扶贫工作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粗放型的大水漫灌方式,向精准滴灌阶段发展。

随着我国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越来越近,脱贫攻坚进入冲刺进程,党中央把扶贫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精准扶贫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扶贫工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找准突破口,锁定扶贫对象,这是扶贫的前提。扶贫工作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管理,以确保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在他的理解中,精准扶贫就是在党和政府的精准帮扶下,通过一系列专项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激发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从而提高脱贫质量的一种模式。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提出,是扶贫工作史无前例的观念革新,为有效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扶贫工作难题找到了破解之路。

二、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内涵的多维解读

研究贫困的学者把贫困的成因总结为经济性贫困、资源性贫困、机会性贫困、文化性贫困等几个方面[3]。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各类贫困都剥夺了贫困者的“可行性能力”,重新赋予他们这些能力,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世界范围内,精准扶贫工作是系统性地解决各类贫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迄今为止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赋予能力的成效最显著的工程。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以来,秉持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原则,分析贫困的成因,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日益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不断完善,成为具有很强能动性的理论成果,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极有针对性的指导。

(一)精准找到“贫根”破解“扶持谁”难题

精准扶贫的提出,成功地转变了我国扶贫的基本逻辑和运作模式,实现了脱贫工作的迭代发展,对以往扶贫中存在的不确定问题予以厘清,并对传统的扶贫模式的不足进行了修补与完善,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扶贫质量。因此,精准扶贫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识别帮扶对象,即找准“贫根”的问题。所谓精准找到“贫根”,即在面对“谁是贫穷的人”,“致贫原因何在”这些问题时,通过改变以往粗放式扶贫观念,科学运用如“建档立卡”的科学方法,确保将真正的贫困人口调查清楚。这种识别机制,归根到底就是体现在扶贫要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真正的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包括每个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和真实需求。因此,找准“贫根”,要从坚持实际出发,深入基层去把握贫困人口的真实状况,关键在于“准”与“实”。要扶在“点子”上,帮助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扶真贫,如此扶贫工作才会有成效和进展,才能做到真脱贫。

(二)强化组织保证破解“谁来扶”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党建引领扶贫的发展,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4]31,“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4]35。这些重要论述的提出,深刻解释了党的建设与扶贫工作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扶贫工作作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扶贫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明确要求越到最后的关键阶段,越要发挥党在扶贫中的领导作用。这样的清醒和坚定,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天然的具有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以及始终为社会人民服务、利己利他利社会的政治本色,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凭着这一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戴,必然成为脱贫攻坚的核心力量。

(三)因户因人施策破解“怎么扶”难题

精准找到“贫根”始终贯穿于扶贫工作的始终,可以作为精准地制定扶贫政策措施的前提,因而对“怎么扶”的界定既要着眼于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真实需求,又要考虑其识别的评判标准和落实的基本路径。习近平对“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提出,恰当地处理了扶贫工作的评判标准以及如何落实的问题。这就是说,“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当中的每一方面内容,都直接表明了破解“怎么扶”难题的基本要求和实践途径。例如,“六个精准”的提出,其内容包括扶贫对象、扶贫措施、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等,这些方面的精准体现了当前的评判标准相比以往标准而言,更具明确性和针对性,更有利于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从“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落实情况可以看出,精准扶贫的推展是科学的、严谨的,它们也成为确保精准扶贫健康发展的主要条件,有效地避免了形式主义,做到集中力量实现脱贫攻坚。

(四)以“两不愁三保障”破解“返贫”难题

扶贫工作要在2020年如期帮助剩下的贫困人口不再为吃、穿的问题发愁,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住房三个方面的保障。这是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从精准扶贫与“两不愁三保障”的关系而言,前者是找准“贫根”的一把“金钥匙”,而后者的落实就是综合衡量兜底脱贫、保障民生的一把“尺子”。坚持以“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为抓手,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对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的意义重大。“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实现后,扶贫工作将转入巩固温饱成果的新阶段,主要任务是防止返贫,提高脱贫质量。所实施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激发了贫困群众参与脱贫的内生动力,逐步释放贫困地区的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等,给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带来了良好机遇的同时,也提高了脱贫质量,确保脱贫不返贫。由上述两方面可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有利于加快实现脱贫目标,巩固脱贫成果,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稳定性。

(五)严抓作风建设破解扶贫腐败难题

习近平明确要求,必须坚持钉钉子的精神,着力提高扶贫工作的质量。习近平的这一要求言辞朴素却意味深长,是对党员干部的谆谆教导,既要求我们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推进扶贫工作,也对新时期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整治工作,要加强党性锻炼,提升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通过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扩宽监督渠道,加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监督工作,建立严格的工作考评体系;在考核监督方面,考核工作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施,考核结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4]112,深入整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促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5];在执行工作方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着力解决贫困人口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以上这些自上而下多项并举的方法,推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为切实做好扶贫工作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三、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突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扶贫的制度优势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劳动者从私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就是带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领路人。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明确指出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目标如期减贫是党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组织调动多种所有制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发动不同行业的专业力量,竭尽所能,善作善成。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各行各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精准扶贫工程推进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人民扶贫史上的历史性成就。

(二)拓展了摆脱贫困的方法论要义

新时代的扶贫理论方法论更加丰富。由于时代的变迁,扶贫的方法论内涵也在变化。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绝对的贫困,扶贫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吃喝住穿,即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反之,人就会陷入贫困境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保障,提出了新时代扶贫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群众收入达到脱贫标准的温饱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要彻底摆脱贫困,不仅要实现物质脱贫,而且要在思想上进行脱贫。要培养贫困群众的主动脱贫意识,既要让穷苦大众“富口袋”,也要让他们“富脑袋”。习近平关于扶“智”与扶“志”的重要观点,是精准扶贫脱贫思想的理论精髓,把通过改善民生保障制度,让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工作的根本点。

(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理论的价值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该理论科学地设想了通过消灭私有制,去消除社会阶级和贫困,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使生产力得到彻底的解放与发展,最终消除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方法与观点,建立完善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我国在扶贫道路上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创新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成功帮助了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加快了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伟大进程,也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四、结束语

就中国而言,对贫困现状进行“病例解剖”,“对症下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治理贫困,“精准”是核心要义、愈病良策。伴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胜利的到来,中国铸就了人类历史上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工程。2021年我国如期进入小康社会,但中国持续性减贫工作不会因此停滞:一方面,我们要巩固小康社会成果,防止反贫困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积极探索贫困治理新思路,继续与相对贫困作斗争。总之,相较于2020年以前的贫困治理,我们不仅要沿用精准式扶贫思路,还要建立新的扶贫标准、减贫目标、长效机制等联动发力,冲破一切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桎梏,构建出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