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虎，张陆洋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一直贯穿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两种居住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群体的交往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冲突。早在宋代的户籍制度改革之中，就已经将居民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再到近代社会的城乡分割，城市与乡村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更显突出，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更是心理上难以跨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张，城乡融合的发展使得大批非城市人口被挤压、裹挟到城市范围之内，出现了全新的生活区域——城中村。在这个独特的生活场域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社会缩影，各类人物及其生活状态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类人物之间的交往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多重形式与层面上的交锋。这种交锋成为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同时也成为了文学叙述生活的新模式，即构建以城中村为代表反映城市与乡村两种生活状态的新角度。其中，对城市生活从憧憬到失望以及对农村生活的厌弃到怜惜成为了文学叙述的一种模式。

陈彦的《西京故事》正是在城中村这个独特的视角下，延续乡下人进城的文本模式，立足于乡下人进城后的心态变化，旨在表现城内与城外繁复的社会现实。其中，在城市人与乡下人生活冲突的语境之下，着重展现与城市“动”相对的乡村“静”的一面。由此，在面对冲出土地限制、进入广阔世界的理想支配之下，在面临城市企图吞并农村的激烈场景之中，作为被“非法介入者”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城市的排他性以及乡下以开放胸怀接纳自身的强大包容性。然而，在形成特定的文本叙述模式之下，陈彦不以品味外来人的精神苦痛为乐，而是以思考者的身份对当下的社会进行深切关注，在构建两重叙事空间的维度之下，寄托着对当下社会发展的忧思。

一、“离”的发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史上，作家笔下的城市与乡村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然而，这种体现在小说文本中，有关两者互相对抗的刻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从鲁迅等开始以第三者视角书写乡村的闭塞到如今作家开始反思城市纸醉金迷又重新回归到有关乡村朴素生活的书写上，无不体现着乡村与城市不可脱离的关系。这种以反映城市生活、乡村生活以及以城市与乡村生活为对比的内容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笔下的母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从乡村进入城市这种续写模式展现着全新的意义，许多作家抛弃了原本对于乡村蒙昧的一味批判，开始反思当下“城市化”的深切内涵。

陈彦将观察的视角落在身边寻常可见的农民工群体身上，笔触靠近他们复杂的居住环境——城中村。在城市人与乡村人半封闭式的交往之中，探寻“城”与“乡”现代式的互动交流。在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文学之中，“离”的趋向一般分为两种。其一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的群体；其二便是与乡土大地在长久依恋之下所形成叛逆心理的逃离，集中体现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些渴望远离乡村的青年一代，在获取新知识、新道德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对现存生活境遇产生不满情绪，形成了与乡村生活的冲突模式。正如“刘高兴”们与“高加林”们怀揣着对城市的幻想，尽管在进城的旅程之中步履维艰但是仍然乐在其中。陈彦的小说《西京故事》讲述的便是为了解决两个大学生上学的金钱问题，一家人离开乡村进城打工的故事。他们一家没有以唾弃乡村文明，高歌城市文明的姿态进入城市，而是以一身“儒士”的风骨在城市里谋求生存，迥然不同与以往作家笔下为了盲目赚钱而挤破头脑投入城市的群体，他们的“离”是以谋求更好的发展为目标的。

在小说文本中对于罗甲成的塑造，作家给予这一人物是一个胸怀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理想化的人物却在现实的打击之下屡屡退却。在迈入城市的第一面图景就是甲成同房东家儿子金锁的“暴力对话”，意味着乡村意识形态同城市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正是初次城市印象的不堪，使他对校园产生更加强烈的憧憬。在浸透文化与学术的高等学府之中，学生之间的友爱交流、和谐相处和好知求学应当是校园独特的氛围所在。然而，偏偏事与愿违，大城市的生存之道也渗透在校园与学生之间。与舍友巨大的家世差距以及多重潜意识下的身份自卑感，使他以挑衅的姿态公开地进行反抗。在紧张的城市节奏之中，他不断地对生活感到迷茫，无论是学校里同学刻薄眼光的打量，还是父亲一味坚守的忍让和姐姐拾荒的举止，都对以“自尊”为评价标准的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这种打击对他来说都是心理上极大的折磨。尤其是在城市与乡村的摩擦之中，他开始对父亲罗天福的生活准则产生对抗的情绪。在混乱的生活节奏之中，他需要寻找新的情感投射，以忠诚于自我的认同。于是，爱情意识的初步萌发让他重新找到了自我，达到了与外界的一种平衡状态，在自以为爱情的滋润里找寻到了自身的存在感以及归属感，但很快这种自我陶醉就被打破。何为尊严？何以立足？甲成交出的答案是被迫逃离的无力感。

同样，在城中村的群体之中，也存在着对现存生活状态发出疑问的质询者。面对一如既往、无所事事的生活模式，面对周遭喋喋不休的吵闹，生活在这种状态的城市人也会产生有关逃离城市的种种意识。因此，陈彦刻画了西门锁这个游离者的形象，借助这个形象以戏谑的眼光来凝视着城中村的独特景观。作家将西门锁这个角色放置在婚姻困境、精神困境与人性困境的多重境遇之中，预示着潜伏在城市生活中的暗流涌动，这不仅仅是对城市病最直接地揭露，同时也是关于城市人与乡村人在一次次人性较量下的深切反思。“越活越窝囊，越活越没意思”是以西门锁为代表的城中村男性在女性压制下的心里凝语[1]19。儿子的不学无术，妻子的步步紧逼，让他看到当下家庭难以弥补的裂缝以及无法言说的无奈。尤其在关于金锁的医药费的问题中，他曾多次在妻子郑阳娇和罗家之间周旋，在妻子寸步不让的蛮横与乡下人敦实朴素的人性的对比之中，更是让他看到了城市人的贪婪与无畏。于是，西门锁追寻精神与身体双重自由的意识开始勃发。

二、“离”的展现

“离”的行为出现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交融的综合效果，外在因素是被动地强加，而内在因素是主动地疏远。这种行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内在精神领域得不到满足的一种宣泄，即自我认同出现危机。所谓的“自我认同”最初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的，广泛意义上的“自我认同”是自身同外界保持平衡的一种状态。如果将这种危机归结于“离”出现的关键因素，那么现实出现的叛逆举动必然会打断“自我认同”这种平稳的状态，导致个体对自身生存经验产生怀疑并且丧失对社会基本的归属感。同样，在认同危机出现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重新追寻或建构新认同的行为，呈现着多重的形式。在《西京故事》之中，作家以“暴力相向”和“隐匿躲藏”两种方式来表现人物对现存的生活处境做出的反应。

以暴力的形式去抵抗外来欺辱，是罗甲成维持自身乃至乡下人尊严的一种有力手段。这是一种作为“人”的本能对抗，青年人的血性和他自身所携带正义感，使他不得不在城市规则制度的压制之下屡屡爆发。他认为：“这种地痞无赖，教训的唯一方法，就是拳头。只有拳头才能教会他们尊重和收敛”[1]264。具体而言，这是一种源自于主体内心的冲突所造成的混乱感，让他在不受理性的控制之下，凭借着暴力的行为举止进行无节制的情感释放。在文庙村以及大学校园宿舍的两层居住环境之中，陈彦以多处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与城市产生隔阂的青年形象，并以此作为一个特殊视角，来发现备受冷落的乡下人企图以暴力的手段来与城市消除界限的行为。

在文庙村的空间之中，罗甲成的暴力行为主要爆发在金锁身上。从初见面“把金锁的一只嫩胳膊扭上脊背”到用竹编担在金锁后背的抽打[1]9，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金锁对甲秀过分的举动。在姐姐身心受到伤害的当下，他采用了不同于父亲“忍受”的姿态，而是高举人的尊严来表达他对亲情的维护。显然，动拳头的形式是他直观思考的结果。同样，在大学宿舍这个与舍友朝夕相处的环境之中，罗甲成也是危机重重。在自身优越性丧失的失落情绪之下，舍友们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冷言冷语都成为他情绪爆发的助燃剂。从生活习惯上的摩擦上升到人格的侮辱，他的倔强只能通过小范围下的拳脚相向来表达。

在长久情绪的挤压之下，学生会改选的到来，让罗甲成寒冷的心陡然地跳动了起来。原本有十足把握的他，在与舍友孟续子的比较与争夺中，终究没有沉下心来。他采用了网络语言暴力的行为，对孟续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然而，用这种杀伤力极大的文字对他人进行诋毁，这种语言暴力的输出不仅会伤害到他人，同样也会在同一时间以原本甚至超越原本程度的威力来回报于施暴者。显然，语言暴力的传播速度与伤害力度远远超越了甲成的想象，这种方式的选择原本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立场，但歇斯底里的呐喊带给他只是又一次失败。于是，“卑鄙、丑陋、无耻”这六个字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灵魂之中。

查尔斯·泰勒认为：“自我认同就是借助他人的投射而反映出来的确定性”在这种确定性得不到他人认可甚至冒着被颠覆的情况之下[2]，暴力手段固然是一种方式，但暴力收获的只能是暴力，无法起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沉溺于自我的世界，远离现实世界的紧张氛围，就成为了因避免冲突的一种主动远离行为。

“沉默与孤独，便成了他极不情愿又不得如此的选择”校园“特异”风气[1]104，已经不再是罗甲成情感的寄托之地，图书馆成为埋藏自己的最好据点。在那里他可以澡洗精神，可以同自己爱慕的童薇薇进行对话交流，也能够让他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现实的纷扰。与此同时，在无法割舍的宿舍时光，他同样切断了与舍友们的交流。一味地沉醉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在享受平等对话的同时，也舒缓自己在宿舍里的提心吊胆。显然，因观念差异而产生“裂缝”式的交往，一次又一次，打击着罗甲成的自信，他的价值观念在这所城市的校园之中早已惨淡万里，他也只有采用隐匿的方式，才能避免聒噪的吵闹，从而守住他内心中的“理”。

然而，这种初步的“离”的理想状态，在经历网络语言暴力的过程之中被逐步消解，一种极端的“隐匿”行为开始爆发。在罗甲成这个执拗的人身上，只要产生一种想法，便难以挽回。这种坚决的态度使他固执地转头向蔫驴的矿井走去，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是对积蓄已久的愤懑心情的一次集中释放。在这场单打独斗的角斗场他觉得自己彻底地输掉了，他认为自己输掉的不仅仅是他维护了长久的自尊，更是他多年的出人头地的理想。他不愿回去，回去“就又得回去重复那种生不如死的生活”[1]363。显然，在矿井那个“没有眉高眼低，更没有同情与施舍”的生活状态之中[1]365，城市所带给他的深痛体验在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城中人西门锁也在通过藏匿的方式来逃避他的痛苦，“婚姻”状况是他首先面对的问题。在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之中，郑阳骄得处处管制，成为了西门锁“反叛逃离”的重要因素。

西门锁的逃离姿态是身心的双重远离，在这种被牵制的夫妻关系之中西门锁选择了无声反抗。其一是在“性”方面的刻意避免和肆意狂欢，在多次与郑阳娇的吵闹之中，西门锁选择的方式是“睡沙发”和减少身体触碰的方式来隐匿自己的存在，表现他对现存婚姻状况的不满。与此同时，与温莎偷情也是他初步的反抗形式，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与打击，他通过另类的狂欢昭示着自己想要与家庭隔绝的愿望。其二是编造一系列的谎言不愿回家。在旅馆的悠闲时日里，他能够无拘无束地自在生活；在远离家庭的自在生活中，他悠然地回想起曾经的那些日子。于是，潜伏在西门锁心里的向往美好生活的诉求自然地流露了出来，以隐瞒自己身处何地的方式，来找寻第一段婚恋的幸福时光。在当下的生活彻底消失在西门锁眼前时，他不仅同往日的回忆重新建构起了新的对话，同时完成了自身的一种隐匿。

在沉默的、内在的和意识的交锋之中，运用多重方式以缓解现有的紧张状态都是合理的。陈彦正是在城市人与乡村人有关认同偏差的对比之中，在暴力和隐匿的行为举止中暗示着城市人的生存混乱。同样，陈彦让西门锁以“叛逆者”的姿态出现，从局中人的视角出发反思城中人的生存状态，当反思触及生活的根本之时，对于城市的反思做出相应具体的调整就成为了作家笔下的谈论重点。

三、“归”的呈现

赵园在《地之子》中写到：“乡村世界自有它的具象与抽象、世俗与哲学、梦与真”[3]110。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史，在面临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的特殊时期，作家笔下乡村往往以“闭塞”“愚昧”的形象出现。而作为一位能够切身体会农民情绪、深受传统文化洗礼的作家陈彦，显然会以不同的笔触揭示“乡下人”进城故事。在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之中，青年知识分子总是渴望挣脱农村的禁锢，愤恨地看待乡村对自身的洗礼，乡村的老一辈也以排斥的态度拒绝城市的美丽，企图拉拢想要逃离的青年人回归乡村。但是陈彦笔下的人物不仅保持了对城市的美好幻想，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心理。这些人物形象对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即便是在城市中生活，也在城市中编织着有关乡村的美丽，乡村才是他们心灵的真正港湾。

“乡村本是保存“过去”、收藏“故事”的所在”承载着个体所拥有的大部分生活经验[3]110-111。显然，在城市的苦难经验与在乡村令人称羡童年记忆的对比之中，罗甲成的关于乡村的全部怀念自然会喷涌而出。于是，在窘迫的生存处境中，回归乡村就成了他抚慰心灵的有效方式。这必然要谈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身土不二”。所谓“乡土不二”“指的是人存在于他所生活的身体、环境、文化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才能达到幸福而合理的存在”[4]。在乡村的生活氛围之中，罗甲成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合理价值。“他自强不息、必须出人头地的意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他必须学下去，必须改变自己，让这种尊重，向更广阔的地方延伸”[1]83。就这样在多次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怀疑中，是乡村凭借自己的力量，将他拉回到现实的轨道之中。同样，作为拥有耕读传家传统的罗天福当然没有也不能忘却自己的家乡，即使“西京梦”一次又一次地搅动他的内心，他心中关于乡村的“道”与“理”却一直伴随着他的征途。陈彦正是抓住父与子两代人对于乡村种种割舍不断的念想，以构建情感乌托邦的形式来表达对乡村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对乡村经验的一种怀念之情。

陈彦通过长篇小说叙述城市生活的同时，也勾勒着一幅幅乡村生活的图景。从过年气氛的相互烘托到从城市生活的点滴回想到乡村的场景，无不体现着小说中乡村人物种种的怀旧与思乡情绪。赵静蓉曾讲到：“怀旧是某种朦胧暧昧的、有关过去和家园的审美情愫，它不仅象征了人类对那些美好的但却一去不复返的过往的珍视和留恋，而且暗含了人类的某种情感需求和精神冲动”[5]。陈彦便在小说中设置了“树”的意象来保存乡村与城市共同的灵魂寄居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家同时赋予了乡村与城市以雄浑树的“根”的意味，将守护传统、寄托情感与人物刻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两个独特的审美境界。一方面，罗甲成在守护者东方雨的引导之下走出阴霾，回到他曾经想要有所作为的天地，这是城市的“树”助他回归。另一方面，作家也将罗家几次的经济危机事件同乡村家里的两颗紫薇树联系起来，“紫薇树”的出现是作家铺设故乡情节的关键符号，也是联系罗家同乡村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罗家父子几次想要砍伐出卖的树，都被奶奶以一己之力挽回。“埋了奶奶，爹说他暂时不能去西京城了，现在正是山里丢树的季节，两棵紫薇树不看护是保不住了”[1]429。显然，作家以家传守护两颗紫薇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即将消失的一种挽回和为城里遭受苦难的人留下一个可以归来的理由。

“回乡冲动中有人类最纯洁“无害”的情欲：渴望依偎，渴望庇护，渴望如肌肤触摸的抚慰”[3]24。除此之外，乡土大地也通过它宽广的胸怀容纳着一批批寻觅归依的孩子，他们的冲动来自于寻找一处能够进行情感转移的地方。在《西京故事》的情节设置之中，陈彦通过童薇薇与父亲远离城市进入贵州乡村的行为，来诉说乡村有关“赎罪”的作用。作为城市人的童教授身心陷入在乡下学生的一场自杀案久久中不能脱离，他说：“为此，我的灵魂终身不得安妥”[1]398。于是，替代学生回归家庭、回归乡村就成为他独特的救赎方式。在那破败的乡村图景之中他可享受到乡土大地对他的伤痕进行抚慰的温柔，也可以在这里重新体会人的人性温度。这是作家笔下一场关于心灵洗涤和精神重生的举止，童教授通过伤悼学生死亡的同时，以回归他人故乡的方式来对自己所坚持的理想信念进行不断的加固，也将此经验运用到实际的教学活动之中，对学生循循诱导。尽管这种努力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这也是他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种教育方式。从城市回归乡村，从乡村在再回归城市，陈彦以童家的行动轨迹为我们记录着乡村与城市在另一层面上的和谐与共处。在城市的沉浮之中，歌颂乡村的行为便成为了一种美好方式。

另外，城市人西门锁同样也有着“归”的行为。他不同于罗家，在城市之外的乡村大地，他没有自己栖居之地，他的姿态是回归到原本的家庭之中，即前妻李玉茹的身边。在前妻及西门映雪的身边徘徊是他渴望回归的一种意识表现，也是他对现在家庭失望的一种情感转向。在西门锁身上作家投入的是一种“人性的温度”，不仅体现在他对罗家的态度、对兄弟朋友的态度，更在于对先前家庭的一种渴望尽责的想法。由于西门锁的嬉笑吵闹与坚持不懈地想要“救赎”的想法，使得前妻及女儿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这个“丈夫”及“父亲”的存在，他不仅帮助了身患癌症的前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儿多年缺失的父爱。于是，关于西门锁的“归”在这场救赎的行动之中也体现得十分鲜活。

四、结语

离开土地不离开家乡，一直是许多作家关于“离”的解释。在《西京故事》的叙述之中，作家同样没有将城市与乡村完全的分割开，反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手法来诉说着乡村的美好。尽管陈彦同其他叙述乡村人进城的作家一样，在文本中设立种种苦难，讲述进城人在城市中艰难挣扎的情况，但是他给予了乡村人以美好“乌托邦”形式的慰藉地，即乡村。于是，在城市坚持生存的人物吮吸着乡村的力量，终究凭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城市中立住了脚跟。在小说结尾，陈彦在罗甲成自乡村返回城市的途中写到：“罗甲成分明已经闻到了西京城的气味，是寒气？是暖气？是香气？是废气？还是冬天腐殖质遭遇暖流时所散发的那种霉变之气？在这复杂难辨的气味中，他似乎也闻到了属于罗家千层饼的那一息味道”[1]430。作家以多重的问句形式来强烈地抒发自身关于城市对乡村人所造成的情感上的创伤，但笔锋一转又写到了“千层饼的味道”，作家运用这个意象来表达乡村人成功地进入城市，在城市之中他们也同样获得了小小的立足之地。

马尔克斯讲到“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一种揣度”[6]。陈彦写作的视角一直是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对小人物的生活进行详细的叙述。在《西京故事》的讲述之中，陈彦通过展现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在融合过程之中所发生的种种冲突，来表达自身对这种矛盾的深切担忧。他不仅看到了乡村人进城之后的“精神撕裂”[1]433，同样看到了生活在城市中人的疲惫不堪。他在《西京故事》的后记中讲到：“故事没有结局”[1]433，显然，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交流不会停下脚步，只会越来越紧密，两种意识形态下的冲突也会更加激烈。乡村这个能够避风的港湾，也许会慢慢消失，城市的包裹会让更多的乡村人进入城市。因此，我们在乡村人进入城市的行为之中，也不应该忽视乡村精神外化之下的包容情怀，在精神的困境之中，我们要找寻的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应该是有关坚守的精神叩问。由此，在陈彦《西京故事》之中有关“离”与“归”的叙述，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对有关城市与乡村问题的讨论有着深刻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