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廉洁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作为一名新时期的教育工作者，让廉洁廉政教育从孩子抓起、从课堂抓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莲”与“廉”谐音，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宋朝文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就是一篇很好的廉洁教育的文本。文中那一句“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更是成为千百年来无数志趣高洁之士的人生警句。

在中学语文教材里，还有几篇经典佳作，以严谨的逻辑、深刻的说理、精美的语言，对廉洁廉政教育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渗透。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从《六国论》看国家政策腐败的巨大弊端。

《六国论》的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这是一篇典型的借古讽今的政论文。文章开门见山抛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揭露了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个诸侯国灭亡的根本原因。韩、赵、魏等国试图以贿赂这种贪腐的卑劣行为来换取和平，从一开始就犯了战略方向上的错误。如同一个谎言需要十个甚至一百个谎言去圆谎，“廉”者方能“正”，“腐”者唯有“败”。一旦打开了腐败的魔盒，那就需要无数的腐败去填塞，如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国家战略的“廉”“正”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国运国势的走向。两千多年前的东方六国因不“廉”不“正”而最终亡国;一千年前的宋王朝因不“廉”不“正”，自建国至亡国，始终为外患所虑，契丹、西夏、吐蕃、大理、女真、蒙古，接踵而至，血泪数百年;历史再一次证明，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方能一身正气，廉洁、廉政，一心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巨大成就。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从《伶官传序》看君主人事腐败的重大祸患。

《伶官传序》的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讲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故事。“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李存勖用他那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存勖是天纵英才，建功立业时“气吞万里如虎”，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但李存勖沙场上打天下，却在戏台上失江山。《伶官传序》虽然也指出李存勖是亡于“满招损”“逸豫”乃至于“困于所溺”，但并没有点破其亡国的具体问题。答案并不遥远。在课后的相关链接中有《新五代史·伶官传》的一段材料，让我们得以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个音乐艺术发烧友，自己天分也很高，能独立创作乐曲。于是，身边云集了一大批“俳优”“嬖伶”。这些人因君主的爱好，由“近臣”而为“宠臣”，自然而为“权臣”，直至“奸臣”。文中说到李存勖因宠幸伶人周匝，竟随口将刺史这样如此重要的军政大权之位赐给了周匝的两个伶人朋友陈俊、储德源。众所周知，唯才是举，方能人尽其才，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以贪腐方式上台的官吏，何谈廉洁从政？何谈天下为公？何谈一心为民？当一个国家的人事任命腐败到如此地步，亡国只在朝夕之间。君主不“廉”不“正”，国家必将灭亡。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从《红楼梦》看社会群体腐败的庞大毒瘤。

《红楼梦》第四回用白描笔法写了作为官场小角色的门子在葫芦僧判葫芦案中的作用。贾雨村原为姑苏县令，因贪酷免职，后复起委用为应天知府，上任伊始便遇到薛蟠和人争着强卖香菱倚财仗势所犯下的打死冯公子命案。文中写道——

贾雨村初听时，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便立即发签差公人拘拿凶犯家属拷问。此时门子使眼色给贾雨村，并递来“护官符”。只见上面写着：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一个护身符道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错综复杂的背景与联系。贾雨村听到哪门子一番“趋吉避凶”的言论后，瞬间成为“变色龙”“墙头草”。先前信誓旦旦、疾恶如仇的“青天大老爷”立刻成为贪官污吏、黑恶帮凶。贾大人“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并门子之言，“急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自古道，“人命关天”。然而，无论在身为一方父母官的应天知府贾雨村的眼里，还是在那个几乎没有品级的胥吏门子的眼里，只要有关系、有银子就可以“瞒天过海”“只手遮天”。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群体性腐败的庞大毒瘤，整个国家、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故事，揭示了封建社会必将走向灭亡的这一深刻的主题。这在以前的古典小说里是很难见到的。

战国时代孟子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出“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个国家只有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唯有风清气正才能荡涤尘埃，唯有举国思“廉”、人人求“洁”，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