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有些反常

时空错落。牡丹花开了。芍药花开了。这个时候不远处落下了冰雹。

妈妈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朝北。爸爸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朝南。如果不看电视，妈妈一直盯着窗外园子里的树枝，从她坐的位置到室外的石榴树樱花树有些距离，但她能看到树枝上栖息的小鸟。有时她说：那只鸟是金色的，你们不在家，看不到。有时我在书房里，她突然喊我，说，你看看，鸟儿又飞过来了。果然，是一只金色的鸟。妈妈笑得灿烂，就像树枝上的鸟儿张开金色的翅膀一样。

妈妈又失落地说，她很久没有梦到蛇，没有梦到老家厨房从灶台缝隙间长出的发财树。老家民间对梦的解析是，梦到蛇、梦到发财树就会发财。我一直不知道发财树的学名是什么，前年回老家扫墓，我用手机拍了发财树，给她看，她说这就是发财树。妈妈这一代人穷怕了，日子好起来后，当年求生存的意识现在变成了她常做的梦。没有这样的梦，她有点慌张，又想起电视里的新闻和听说的一些事，就生出同情心，说很多人日子艰难，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看到什么地方遭灾了，她会问：你们学校有没有组织捐款？

爸爸通常是看报纸杂志，看手机视频，看球赛，看京剧，有时候也看我写的文章。如果写到老家的事，爸爸会在打印的稿纸上订正我的一些错误。妈妈问我，你爸爸是不是看你写的书。我说是，拿给她看，她念出来：民谣，时代与肖像。妈妈问我，有没有写到她。我念了一段给她听。她说有点像，又不像。我解释说，不像的地方是虚构的。妈妈说，你是编故事，说书。她会亲一下书的封面，然后问我一句她经常会说出的话：如果妈妈是个笨蛋，你会这么聪明？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很聪明。我们母子大笑。

爸爸出门抽烟时，会看看院子里的桂花树，他很诧异，今年的桂花怎么还没有影子呢？日子有些反常，熟悉的光景迟到或早到了。天气异常热，没有从夏入秋的感觉。这已经是八月中旬了。好像是上午十点多钟，妈妈说我要睡觉了，我说还没有午餐呢。她说：啊，我以为是晚上呢。说完，她自嘲道：脑子乱了。我估计她在椅子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时间模糊了。我一直记得妈妈自嘲时的神态，有点羞赧。八十岁以后，她对老年痴呆症比较敏感，经常跟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老年痴呆。偶尔记错时间或事情后，妈妈会紧张地问：我不会呆掉吧？我说不会。她又自信地说，我不会老年痴呆。

妈妈年轻时梳一根长辫子。

我在照片上看到，辫子几乎拖到上衣下摆。我记事时，妈妈已经是齐耳短发。短发的妈妈很干练，她说这样在田里干活利索。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乡村女性都剪掉长辫子以示革命，大姨也剪了。我听到妈妈感慨：我以前也是长辫子。小姨扮演李铁梅，需要长辫子，只能以假辫子代替。妈妈同辈人中也有留辫子的，中年以后，就梳起发髻。

妈妈对自己的形象高度自信。有时候家里人聊天，说起谁谁谁长相如何，妈妈会突然说：我年轻时候也是美女。她用了美女这个词。我们都说是是是，妈妈见状，怀疑我们是恭维她，便说：你们还不相信？我们都相信的，妈妈年轻时在方圆几十里便有些名气。外公早年参加地下党，解放以后在乡镇担任领导职务，虽然生了三个女儿，但他毫无歧视，特别重视我妈妈和两个阿姨的教育。妈妈小学毕业，两个阿姨初中毕业，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中并不多见。同辈人都要参加扫盲，妈妈可以当扫盲老师。我念小学时，有不认识的字，问她，她都能念出来。

我可以想像妈妈当年的活跃程度。在妈妈自己的讲述中，她是植树造林的先进，因此有机会去徐州参加绿化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那次大会上，妈妈登台唱了一曲当时在苏北开始流行的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妈妈说，那是万人大会，她站在舞台的中央。开始时有点紧张，她自觉不自觉地把背后的辫子抓到了胸前。她后来说，没想到自己唱得那么好，台下掌声雷动。这可能是妈妈亲历的最盛大的场景，她在万人瞩目下唱了《拔根芦柴花》。

妈妈没有给我们兄弟仨唱过完整的《拔根芦柴花》。夏天跟她一起在秧田劳作，或者采桑叶，偶尔听她哼过几句。更让我惊讶的是，妈妈还和爸爸唱过《夫妻观灯》。我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唱《夫妻观灯》的场景，我想像着，在一个虚构文本中写了我想像的场景。完整地听妈妈唱歌，是我有了女兒以后。我们住在集体宿舍，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妈妈抱着她的孙女，轻轻地唱着摇篮曲：风呀微微地吹，鸟儿吱吱地叫，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眉毛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嘴巴既像爸呢又像妈……我两个弟弟的孩子也是在这首摇篮曲中进入梦乡的。摇篮曲有些神奇，我没有跟妈妈学唱，她离开苏州，我哄女儿入睡，自然而然哼出了妈妈唱的摇篮曲。许多年以后，在女儿的婚礼上，我完整地唱了这首摇篮曲。妈妈第二天跟我说，我昨天听你唱的好像是风呀微微地吹。她得意地笑，要我让女儿也学会她唱的摇篮曲。

村庄上那些和我差不多的孩子，可能都是在妈妈的摇篮曲中入睡的。妈妈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老师，养育婴儿的经验，在后来成为她最重要的财富。差不多这个时候，妈妈怀了我。从扬州一所学校毕业的爸爸，则在邻乡的小学教书。妈妈放弃了这边的工作，去了爸爸教书的那个公社。妈妈从来没有后悔她的选择。但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妈妈会说一句话：我是个被埋没的人才。我们兄弟仨在青少年时就听妈妈说过这句话，这或许是后来我们努力向前的原因之一。

爸爸从镇上到妈妈这个村庄时还是少年。坐在船上的这位少年，看到两岸的麦田发黄了。有一天，爸爸听到和妈妈同名的歌手唱着《风吹麦浪》，他确认他到莫庄的时间是1949年5月。这个五月，是爸爸的家族从小康到困顿的转折点。在这里，爸爸遇到少女李健。爸爸一表人才，即便到了老年，仍然器宇轩昂。

在乡村里，爸爸妈妈这一辈人多数还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亲的，他们却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这当中无疑有感人的故事，但青年时就想以编故事为职业的我，从未问过父母恋爱的细节。在父母亲已经跟我们兄弟仨在苏州和南京生活后，我们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十几年前，我为了一本书的插图，需要翻拍中学时的照片，问爸爸我那本相册在哪里。爸爸说在老家东房橱柜的抽屉里。清明回去扫墓，爸爸把橱柜的钥匙给了我，打开抽屉后我找到了自己的相册，无意中又发现一封信，是我妈妈写给《新华日报》的。这封信有点长，好像写了两三张信纸。我看了第一段，大致意思是她和一位青年恋爱了，但遇到各种阻力，怎么办？我没有继续看下去，抑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觉得那是妈妈的隐私。在离开村庄时，我站在大桥上，想像在一个黄昏，两位青年陆续从这座桥上走过，在不远处的田埂上，他们相互倾诉，在他们的四周，是已经盛开的菜花。

爸爸和妈妈六十余年相濡以沫，与他们最初的相爱有关。妈妈说她是被埋没的人才，是指她放弃了公社领导的培养，随爸爸去了那个叫后港的地方。爸爸爱读书，爱书法，也爱唱京戏，打算盘速度之快之准，整个乡镇无出其右者。我开始知道“怀才不遇”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爸爸。或许与家庭背景有关，爸爸有些清高;少年时从小康到困顿的经历，又让他有些孤寂。我们记事时起，印象中家里对外交往的事大都是妈妈出面处理。妈妈有时候也埋怨爸爸：你就是放不下架子。妈妈的协调能力与能说会道大概与此有关。爸爸讲话简明扼要，妈妈说话丰富多彩。妈妈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的话可能多了，就解释说，你爸爸不肯说，都是我说，我原来话也不多的。爸爸闻之，笑而不语。

这些年来，妈妈走路越来越困难，做了膝盖手术后好了一两年，又感觉走不动，大部分时间在客厅坐着。爸爸年轻时劳动留下腰伤的毛病，这几年发作，腰也弯了下来。两人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除了必要的外出，基本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喜欢的电视是抗战神剧，《穆桂英》《大宅门》《伪装者》，黄梅戏《天仙配》。爸爸则喜欢京剧，NBA等。为了满足妈妈，爸爸通常是白天尽可能让妈妈看她喜欢的电视剧，晚上看自己喜欢的剧目。NBA现场直播过了，爸爸就让孙女帮忙回放。妈妈知道爸爸喜欢戏曲，每逢元宵节、中秋节，她就主动把遥控器给爸爸，说你看吧。

我的书房在老人房间的隔壁，他们在房间或客厅大声说话时，我都能听到。有时候感觉他们吵得很厉害，我就过去询问。两人大声说话的原因，是听力下降，都担心对方听不清。偶尔也会吵架，多是在意对方的态度。妈妈跟我说，你爸爸什么态度;爸爸跟我说，你妈妈越来越不讲道理了。我看他们都真的生气的样子，反而有些感动，八十的老人，还如此在意对方。如果是下午两人争执了，我回来时，电视机一定是关着的，客厅气氛沉闷。晚餐了，爸爸先夹菜给妈妈，我坐在妈妈身边，也夹菜放到妈妈盘子里，妈妈毫不犹豫把这块菜传递给爸爸。如果这样，我知道一切烟消云散。晚上看电视，爸爸问妈妈，你想看什么？妈妈说随你，用拐杖把茶几上的遥控器推到爸爸那头。爸爸选台，选来选去，还是选了妈妈喜欢看的电视剧。

我是五月的孩子。妈妈生我时大出血，这一天真的是母难日。我一直自责，妈妈此后身体常染微恙，乃至大病，可能都与这次大出血有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精简人员，妈妈又随爸爸从后港回到莫庄务农。妈妈记得我们仨住在田间草棚的光景，特别是那个下雪的冬天。当时家里有多少粮食呢？妈妈说有三斤五两玉米粉六斤小麦。这是妈妈时常说起的一个数字。在日子好些以后，她说完这个数字后的一句话是：不能忘本，不能修正主义。又过了几年，妈妈在春天生下我大弟弟，秋天生下小弟弟。国家说要计划生育，妈妈最早响应号召，做了节育手术，便留下后遗症。

我们是个其乐融融的五口之家。以爸爸妈妈当时的工分，我们家是贫困户，年终分红时，生产队的账面上我们家是赤字。那种日子的艰难，我不忍心再去叙述。我无法想像，我会长到这么高的个子，我的身高遮蔽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贫困。我也不懂，水稻丰收了，但我们很少吃到米饭;棉花丰收了，但我们很少穿上新衣。秋冬以后，饭和粥都是米打底，山芋萝卜为主。妈妈盛饭时，把米留给我们兄弟仨，她和爸爸吃山芋萝卜。

妈妈有点“穷讲究”。她给我们春天做的布鞋总是要配上鞋搭子，这种样式通常是女生的。妈妈的理由是，用鞋搭子，走路方正。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们都穿着这样的布鞋。冬天在乡下很少有穿棉鞋的，通常穿一种用稻草加破布棉纱结成的“毛窝”，稻草、布条、棉纱的构成也是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的象征。我不知道妈妈从哪里找来的棉纱，在请人结毛窝时，特别关照人家在鞋口、后跟处加上棉纱，她生怕稻草磨破了我们的脚面。那时冬天穿长筒袜子，两年穿下来，袜底基本磨破了。妈妈用剪刀把破袜底剪掉，再用一块布缝上。不断剪袜底，袜子也就越穿越短。

爸爸和妈妈商量给我们兄弟仨改名字时是怀有抱负的，王厚平改名为王尧，王春平改名为王舜，王秋平改名为王禹。读了初中以后我就知道，爸爸妈妈其实对我们兄弟仨的前途十分担忧。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发生，我们兄弟仨高中毕业后，要么务农，要么参军，要么学一门手艺。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想到的是如何给三个儿子娶媳妇。家里有两根大的木料，可以做屋梁，准备再造房子时用。妈妈看到这两根木料，似乎心里特别踏实，仿佛她有条件做婆婆了。谁也没有料到，高中毕业后可以参加高考了，而我也没有料到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会落榜。有位老师跟我妈妈说了，王尧没有考好，主要原因是骄傲。妈妈回来跟说，你如果不骄傲，明年就能考上。她有些不放心，又约了我两个阿姨去邻村的瞎子那里算命，瞎子说了什么，我考取以后，妈妈才告诉我。

我落榜的那一年夏天夜间经常失眠，中午偶尔会在堂屋铺上席子午睡，堂屋门开着，这样有点风吹。家里养了几只鸡，会在天井里散步，生蛋时再回鸡窝。妈妈担心这几只鸡会走进堂屋，她就坐在门口，鸡要进门时，她就用扫把拦拦。我醒来时，发现妈妈坐在门口的样子，不禁热泪盈眶。晚上睡觉前，妈妈先用扇子赶走帐子里的蚊子，在房间里点上蚊香。我躺下一会儿，她又轻手轻脚走进来，拉开蚊帐。我问妈妈什么事，她说我怕你躲在里面哭。

我和王舜分别去苏州和南京念大学了，王禹在镇上读高中。那时我父亲的月收入只有十几元，无论如何供不起我们兄弟仨读书。除了亲友接济、向朋友借款，爸爸妈妈开始变卖家里有些值钱的东西。他们首先想到了那两根木料，之前已经有邻村的人来问过，妈妈舍不得。又过些时日，那户人家再到我们家，爸爸妈妈还是犹豫再三。也许是寒假临近，他们想到了我们寒假后的生活费，说卖吧。我们兄弟仨都不在场，寒假结束回学校时，爸爸说，那两根木料卖了。爸爸没有说，妈妈唯一的一副耳环也悄悄卖了。妈妈仍然是齐耳短发，但耳垂上没有耳环了。

就像呵护我们兄弟仨一样，妈妈又呵护我们的几个孩子。在孙女孙子上小学以后，妈妈往返于老家、苏州、南京之间，在老家忙碌着，直到爸爸退休后，才离开老家。我们兄弟仨经常打电话给她，她说她很忙。她的工作相当于妇女委员和民事调解员，我觉得这工作很能发挥妈妈的长处。今年上半年看电视，她知道国家鼓励生二孩三孩，就感慨地说：我那几年做计划生育工作，做錯了？

無论在苏州还是在南京，妈妈总是惦记着老家的事情。老家来亲友，最初都是在家里招待，后来习惯到饭店待客。有一次老家的邻居来了，妈妈记得他饭量很大，就把我喊到她房间说话：你们家的碗太小了，你找个大碗盛饭，碗太小，盛几次，人家不好意思吃。妈妈夜里经常失眠，早上起来就说她睡不着时想的事情。谁生病了，要大姨小姨代她去慰问;谁去世了，老伴怎么生活;谁长大了，要介绍对象;谁要过生日了，提醒我们记得打电话祝贺;下大雨了，老家的房子会不会漏雨。我们说，你不要想这么多，安心睡觉。她说，不行，有些事情要想想好。两个孙女孙子都是在国外念大学的，这是她最发愁的事情。如果几天没有接到孩子们的视频或电话，她就开始念叨。我在书房里听到她在客厅喊孩子们的名字，又听到飞吻的声音，我就知道她在和孩子们视频。

我的书房在爸爸妈妈寝室的隔壁。我习惯晚上看书写作，经常熬夜。两位老人临睡前都要在书房门口说一声：早点睡啊。有时候，我沉浸在写作中，妈妈突然站在我身边。我不知道她怎么进来的，她说你快睡啊。这两年妈妈行走比较困难，怕她夜间需要协助什么，就准备了一个响铃放在她枕头边，有了铃声，我们就到她的房间去。在南京也是这样。这一年，妈妈上床后经常摇铃，我进去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有什么事，说几句话。她对我书房的动静特别敏感，我什么时候关窗户，什么时候离开书房，她第二天早上都会告诉我。我这才明白，我不离开书房，她也不睡觉。有一天凌晨，她又摇铃了，连续几次，我飞快地跑到房间，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说不是，我提醒你去睡觉的。

每年的暑假，爸爸妈妈都会去南京弟弟家住一段时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妈妈又摇铃了。妈妈说，我去南京，你抓紧写稿子。我说，好的，我过些日子去南京看你和爸爸。重阳节的上一天，13日，王舜去看老人，我们视频了。妈妈微笑着朝我挥手，说后天等你来吃饭。“后天”就是10月15日。我告诉妈妈，我已经买了火车票，上午开完会后就去看你们。妈妈说王禹准备了什么菜，王舜准备了什么菜，等你过来。重阳节的那天，我和爸爸视频，我说明天中午就见到你们了，妈妈呢？爸爸说，妈妈在客厅晒太阳睡着了，你们明天再聊。晚上十一点半，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睡觉，突然，王禹来电话了。他紧张地说，你不要紧张，妈妈在睡梦中走了。

在将妈妈的遗体安放到告别大厅之前，工作人员问我们兄弟仨，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两个弟弟各选了一首。我问，你们能演奏《拔根芦柴花》吗？乐队负责人说，没有把握，我们怕吹不好。我说那就不要了。我捧着妈妈的骨灰盒走出大厅时，那位负责人说，我们试了一下，可以演奏《拔根芦柴花》。乐队的声音响起。

妈妈，你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