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岛

墙壁粉刷一新。晨光照上去，是新鲜耀眼的白。地板像是刚打过蜡，反射出初秋时节特有的清朗柔和的光。妈妈拿着抹布，正细细擦拭客厅迎南的那面落地窗。爸爸则在淋浴间，按照她的要求，把卸下来的纱窗全部冲洗一遍。

我捡了只热好又放凉了的包子，对妈妈说，“不用这么着急，还有大半个月呢。”

妈妈忙得头也不回。

“事儿多着呢。到时候要贴双喜。窗户灰乎乎的，像什么样？窗帘还是春节洗的，也得卸下来重洗。”

对于下个月的婚礼，她显然比我紧张得多。

“你要肯听我的啊，不搞接亲那一套，也不用这么麻烦。”我说。

妈妈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过身来，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你不帮忙，就少说话。”目光瞥到我手里的包子，又说，“你不知道再去热一下？睡到这个点才起来。去喊小陈起来吃饭。”

阿泽还没起床。我们是昨天深夜到的家。下班后，阿泽接上我，从我们工作的城市驾车三小时，回到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小城。这次回来，主要为了商议婚礼的一些细节。其实无非是迎亲队伍几点出发，几点到达这样的琐事，电话里就能沟通，但妈妈执意让我们回来一趟。她认为，这种大事，必须坐下来商量。

若按我跟阿泽的想法，挑一个周末，邀请亲友共聚一堂，吃顿饭即可。婚礼的目的无非在其社交意义，附着之上的那些礼节仪式，像极了幼年时的乡村庙会，闹哄哄的，毫无浪漫可言。这个想法遭到妈妈的激烈反对。

笑话，哪有姑娘不接亲就自己跑人家去的？这是要落人口舌的。这是她的看法。爸爸认为——他向来是个温和派，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庸派”——他认为，有些风俗还是要遵从的。至于程序，可以删繁就简，毕竟是新时代了嘛。

我没有过分坚持。小城镇就是这样，格外在意礼节。很多时候，礼节比事情本身更重要。没关系，婚礼第二天，我跟阿泽就要登上远赴欧洲的航班，在那里，度过愉快的一周。那些迷人的古堡、岛屿和教堂，足以满足我内心浪漫的期许。

推开小房间的门，阿泽已经醒了，正歪在床头，翻一本封皮开裂的旧相册。这间房原是外公住的。外公一生俭省，搬来时，非把乡下老家的家具带着。床是绷子床，靠近床脚的褐色棕丝已断了好几股。枣红的五斗橱漆面斑驳，散发着经年累月旧衣物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橱面上搁着外公喝茶的白瓷缸和看报的放大镜。他过世后，这些陈设妈妈未作变动，唯有将床铺卷了起来。

我和阿泽确立关系后，偶尔回来，妈妈会早早把这张床铺好。阿泽就懂了。我睡自己房间，他睡小房间，一直如此——尽管我们早在半年前就已同居一室。同居的事，我自然没主动跟妈妈说过，但怀疑她隐约知道。她知道，但从不说破，这样就可以假装不知道。

见我进来，阿泽冲我神秘地笑了一下，招手叫我过去。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个是你吧？”我凑过去，是一张黑白家庭照。一座低矮的砖瓦房。外公的家。妈妈正抱着我，站在门前一株繁茂的泡桐树下，目光严肃。她是家中长女，十几岁时，母亲突然离世，留下小她两岁的妹妹，和牙牙学语的弟弟。几年后，外公因病内退，她顶职当了民办教师，又在那幢老房子里生活了五六年，直到遇见爸爸。

照片里的我几岁？分辨不出。说实话，要不是被妈妈抱在怀里，我甚至不敢相信那是我。头发稀疏，眼睛眯缝。丑娃娃一个。难怪阿泽偷笑。

“我看就这张翻拍一下，传给婚庆好了。”阿泽调侃道。

前些天，婚庆公司的人让我们提供一些晚宴时可以用上的素材，例如我俩的生活照，各自的童年照片，诸如此类。这次回来，有一项任务便是翻拍些老照片。

我反击道：“我漂亮照片多着呢。”翻了几张，很快遭到阿泽再一次的嘲笑。这本相册也是外公从乡下搬过来时带来的，存的都是些老照片。小时候，我性子野，成天在外公家漫山遍野地疯跑，皮肤晒得黝黑，配上短至眉上的运动头，实在是谈不上漂亮。几页翻过去，不是爬树摘桃的，就是下塘摸鱼的，没一点儿女孩的影子。

阿泽一张张看过去，用一种夸张的语调说：“看不出你小时候挺皮呀，像谁啊？”

有那么几秒钟，我未作回应。一个模糊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转瞬即逝。一个似曾相识的问题，和一个脱口而出的答案。

留着运动头的我，倚在妈妈身边。对面的人问，你既不像你爸爸，也不像你妈妈，你说你像谁呢？我立刻用一种学来的小大人的口吻，洋洋得意道：像我舅舅呗，外甥都像舅——无数个茶余饭后，妈妈跟姨妈在一次次闲聊中，得出这个结论。若是往常，妈妈该瞪我一眼了。抢话，饶舌，都是要挨骂的。但这回我有把握不会挨骂。果然，妈妈宽容地笑了，笑容里有几分宠溺，又有几分无奈。“是挺像她老舅。”她说。

我笑着合上相册，说，“我啊，谁也不像。”

午饭很丰盛。妈妈进进出出，不停往餐桌上端菜。爸爸兴致也很高，拿出珍藏多年的老酒，邀阿泽共饮。几杯酒下肚，话就多起來。女儿要出嫁了，他有些激动。一眨眼前，我还是他眼里的小姑娘呢。曾经有段时间——在我还小的时候——他对我未来的婚姻有过短暂的忧虑。如今，他显然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

阿泽不胜酒力，很快有了醉意。我劝他们少喝点，爸爸嫌我扫兴。我说：“别光顾着喝酒，正事不谈。婚礼来宾你们都请过了吧？”

爸爸说：“你就放宽心吧，电话都通知到了。”

我又问：“都通知了？”

爸爸没作声，瞄了眼妈妈——她正专心致志把一块肉从筒子骨上剔下来，像是没听见我们说什么。他又瞥了眼阿泽，随即端起杯，把剩下半口酒嘬进去，说：“吃饭吃饭。有什么事饭后再谈。”

饭后，妈妈把碗碟往厨房里收，我跟进去帮忙。爸爸凑过来，提议让丫头陪他出去转转。我有些惊讶。通常，他只会叫上阿泽，好“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去。妈妈听了，什么都没说，只叫我把垃圾带上。

临出门，我们换鞋时，她又突然从厨房里出来，急匆匆走到门口，压低了声说，“他要是不来便不来。犯不着求着他来。”

屋外秋光正好，天蓝得通透。楼下的几株早桂已静静开放，散发出阵阵浓郁的香气。爸爸点了支烟，说了几句“天气真好，不冷不热”之类不相干的话。他在酝酿如何开口。老一辈的事，需要小一辈插手，他大概也觉得挺没意思。

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猜到了。自从两年前那次不欢而散的家庭聚会后，我们同舅舅一家完全断了往来。彼此的近况，全靠姨妈一张嘴传来传去。我的婚讯，姨妈想必早已传到了舅舅耳里。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没有恭贺，更没有询问婚期。

爸爸说：“你妈呢，赌着气，不肯主动开这个口。”

我心想，那是自然，换我也不愿意。

两年前的那次聚会，是舅舅主动牵头，说年关将近，一家人聚聚。起初，妈妈并不乐意赴宴。舅舅委托姨妈从中斡旋。姨妈劝妈妈：“算了，老头子都走几年了，何必怄这口气呢？”

姨妈说的是外公。

早些年，外公一直住在乡下老宅，靠着舅舅过。农村都是这样，老人靠着儿子过。有一年，妈妈突然把外公接来与我们同住。那时，我们一家还住在爸爸單位的筒子楼里，五十平的小套间。妈妈在我的小房间挂了层帘子，我住里间，外公住外间。

“乡下那么宽敞，外公为什么不住？”我问。妈妈冷着脸不说话。住了一阵儿，我知道了原因。外公饭量大，早晨醒来就得吃饭，不然饿得心慌——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糖尿病人的典型症状。他醒得早，起来到稀饭锅里满满舀上一碗。厚厚实实一碗捞走了，剩下的就稀了。等舅舅一家起床，舅妈喝了口稀饭汤，说：“人家老人都是心疼小的。咱们爸爸可真是顾嘴，也不怕孙子稀汤稀水的喝不饱。”她声音挺大。舅舅一言不发。外公坐不住，站起来去了里屋，舅舅也没有跟进去。这种零零碎碎的事多了，外公待不住，干脆搬了出来，在我家和姨妈家轮换着住。几年后，我家换了三室的房子，外公便常住下来。

事情本该就这么过去了。家家都有这样的事，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坎。几年前一个冬日的清晨，外公下楼遛弯，踏空了一步，摔在过道。那天很冷，楼梯间空荡荡的，没人发现他。等发现时，没能救回来。妈妈很内疚。

她内疚，于是反复在心里推演其他可能。如果早点发现呢？如果那天没去遛弯呢？如果不用爬那该死的楼梯呢？想得多了，压在心里的一些情绪便再度翻涌起来。她觉得，如果住乡下老宅，外公就不用爬楼梯。不用爬楼梯，他就不会摔这一跤，更不会死。

她把这个想法在姨妈那儿哭诉了一遍。外公的葬礼上，她又当着旁亲的面，将这些话朝着舅舅那儿砸过去。

“这些年，你对爸爸尽过什么孝？”妈妈指着舅舅鼻子，“你叫他连自己的家都住不下去啊。”

舅舅回她：“老头子靠着你住，退休金都落到你口袋了，你可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之后，两家人除了每年祭祖时相聚，很少再走动。

姨妈劝妈妈，就这一个亲弟弟，还能一辈子当仇人？她希望妈妈和舅舅能趁这个饭局，握手言和。姨妈说，既然舅舅主动递橄榄枝，不如就借坡下驴，算了吧。聚会如期举行，却没能按姨妈的心愿，走向其乐融融的结局。饭吃了没两口，舅舅开口让妈妈帮即将职校毕业的表弟谋个工作。之后，三句话不投机，又是大吵一场，甚至把姨妈也搅和进去，最后闹哄哄收场。找工作的事，自然是不了了之。

爸爸吐了口烟，说：“他到底是你舅舅。你婆家要是问起来，娘家就一个亲舅舅，怎么婚礼都不来参加呢？谁面子上都不好看。”

爸爸的想法是，他跟妈妈不出面，由我和阿泽两个晚辈去给舅舅送张请柬。这样一来，既顾全了面子，也尽到了礼节。我犹豫片刻，答应下午就把请柬送去。

我已经有些年没回过老家了。外公在世时，偶尔陪他回去转转，见见乡邻。他一走，就没了回去的理由。一路上，我领着阿泽七拐八绕的，竟开错了几次路，迟迟找不对地方。

等遥遥看见粼粼一片水面，我才放下心来。那是本村的水库。小时候，我觉得它简直像大海一样宽阔，现在看来，不过小小一方天地。四五岁那会儿，我曾偷偷溜进水库游泳——准确地说，是舅舅领着我偷偷去的。那时候，乡下还没有游泳圈这样的洋玩意。舅舅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猪尿泡，吹得鼓鼓囊囊的，系在我胳膊上。他潜在水里，托着我的肚子，任我在水里扑腾。那时，舅舅十七八岁，正在镇上一家汽修铺当学徒。

车开到岔路口，水泥路边缘立着一间简陋的蔬果便民店。原先雪白的外墙经雨雪和灰尘的多年侵蚀，变得灰扑扑的。我记得刚开业那天，门前燃了长长一串炮仗，村路上噼噼啪啪顿时开满了猩红色花穗。舅舅整个人喜气洋洋，外公也挺高兴。虽说早前有些不快，但这最小的儿子波波折折终于置了业，未来有一份依仗，做父亲的心中总是宽慰。在此之前，舅舅已换过了不少行当。起初干汽修，尔后盘了辆二手面的跑客，接着又跑过一段时间长途。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企业做水电维修，包两餐，交五金，至于工资，用他自己的话说——“饿不死也撑不伤”，自然也没干长久。妈妈说他总是想“一锹挖个金娃娃来”，这间便民店，她看恐怕也开不长久。出人意料的是，一去近十年，这间店倒一直开下来了。

我抵在玻璃门上使劲儿往店里看。四排货柜，两节柜台，都还是老样子，舅舅却没有像往日那样，坐在柜台后面斗地主。我让阿泽往老宅的方向开。

村路狭长。一路上，冬青树的枝叶不时划过车窗，发出沙沙的声响。葱郁的叶片间，藏着一串串翠绿的小果，掉在路上的几颗，被车轮一压，发出噗噗的爆裂声。我突然想起什么，问阿泽，“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竹炮？”

“竹炮？鞭炮？”

“不是，是一种用竹子自制的弹丸工具。”我告诉阿泽。

细竹取中通一截，两端塞上冬青树的果子。找一根长筷，削至刚好能塞进竹筒的粗细，从一头把果子猛地捣进去，气压就会把另一头的果子弹射出去，可以用来打鸟。

“你小时候好玩的东西倒挺多。”

“我舅舅给我做的。”我說。

在他给我做的那些玩具中，这算最简单的一个。手枪、竹蜻蜓、木头车……我能想到的，他都能给我做。而只要我想要，他都愿意给我做。隔三岔五，我都要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我的新玩具。直到他进城打工，我才失去炫耀的资本。很多年后，我看到那些价格昂贵的手办，总会想到，小时候舅舅就给我做过这些，做工一点儿不比这些差。

阿泽听我谈起这些，神情有些惊讶。我明白原因。我曾经淡淡地提过，我们与舅舅一家关系并不好。我和他恋爱这几年，舅舅也确实鲜少出现在我口中。我庆幸阿泽只是静静倾听，没有发问。如果他问，你不是不喜欢你舅舅吗？那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

汽车驶近老宅，一个清瘦的中年男人正站在门口，手捧茶杯往外张望。大概以为我们只是过路人，抬脚欲往屋里走。直到小车缓缓开到那棵泡桐树下停住，他才疑惑地走过来。

“你们找谁啊？”他问。

我下车走过去。“舅舅。”我喊了一声。他一愣，脸上闪过一丝惊喜，随即收住了。

“安安来了啊。怎么今天想到来我这儿。”他的语调里有一丝矜持，一点防备。

我告诉他下个月的婚事，今天是来送请柬的。听了这话，他整个人舒展开，脸上露出松快的笑。

“快进来坐。”他招呼我们，随即朝屋里喊了两声，“小姜，小姜……安安来了，小陈也来了。”隔了一会儿功夫，舅妈从楼上走下来。外公搬走没多久，老宅翻新，盖了二层小楼。

“哟，安安来了嘛。稀客稀客。”舅妈说。

“你快去捞只老母鸡，晚上杀了煨汤。”舅舅对舅妈说。

我和阿泽赶紧推辞，告诉他们晚上还有别的安排。

“外甥女多会儿回来一次，一定要吃个饭再走。”舅舅说。

舅妈换下拖鞋，穿了双胶鞋，往后院去了。我问舅舅，小卖部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他说今天没什么生意，干脆早点回来。平日里，生意冷清，只有逢年过节能多赚点。

“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就剩些老的在家，能买什么东西呢？”他说着，手往路对面一个破败的平房一指，“那户的老丁头上个月刚死。往年，他每个月都要在我这儿买五斤冰糖磨牙。这一死，以后又少一个进项。”

他絮絮不停地说，我含含糊糊应着。

他的话里有一种我不喜欢的气息，就像他原先洁白的牙齿上，如今浸染的烟渍一样，刺眼，浑浊，让我本能地避开目光。我希望他能说点别的什么，说说往日的时光，那些我熟悉的岁月。

我说，“舅舅，刚刚我路过水库，想起小时候你带我去游泳，拿猪尿泡给我当泳圈。”

舅舅一愣，噗哧一声笑了，“这你都记得？那一回，我被你妈骂个半死。早知道就不带你去了。”

我也笑起来。那天，我手忙脚乱一通扑腾，没一会儿就把那个猪尿泡给捣破了，呛了好些水。回去后，妈妈气得直跺脚，骂舅舅太荒唐，尽耍些小聪明。

聪明。小聪明。在我小时候，这两个词总是轮番从大家口中出现，用来评价舅舅。有一年，他把修理铺报废的摩托车发动机装在他那辆二八大杠上，颤悠悠从镇上骑回村里。村里人都凑过去看热闹，说，这小子倒挺聪明。可一眨眼，大家话风又变了。农活也干不好，家畜也养不好，光有些小聪明有什么用呢？爸爸的评价略有不同。爸爸说，“你舅舅那不叫聪明，叫聪明过了头。”

那是我们家刚换了三居室时，临近装修，舅舅主动请缨，要承担水电活儿。他说，“这些我都能干，何必雇人多花冤枉钱。”那之后他起早贪黑，搭进周末，十来天就把水电布好了，确实省了一笔花销。妈妈很高兴，不为钱，为了这个弟弟。但很快，舅舅言语里便流露出另一层意思——省下的那笔，于情于理该犒劳他。最后自然是给了钱，且不比雇别人的少。

“也不能怪他。”妈妈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说完，像是对爸爸解释，又像是为了说服自己似的，补了句，“再说，给外人不如给自家弟弟。也就这么一个弟弟。”

就这么一个弟弟。这句话，如同一条金科玉律，一柄尚方宝剑，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亮出，便足以斩断那些丝丝缕缕，晦暗不明的情绪。爸爸哼了一声，“我说什么来着？聪明过了头。”

聪明过了头。聪明过了头。可我曾经那样笃定，舅舅就是聪明。我甚至一度认定，没人比我舅舅更聪明。

我记得有一年水库开闸，好些鱼随巨大的水流冲向水田和河洼。村里人一窝蜂脱了鞋下河摸鱼，舅舅却不去。他站田埂上观察了一会儿，领着我往上游走，寻觅到土坝上一小处豁口，在那儿守株待兔。那天，我们捉到一条两尺半长的鱼王。

我问舅舅，“你记不记得，当时它尾巴用力一扫，把你小腿肚都打青了。”

舅舅眯了眯眼，“有这回事？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本来也忘了。”我说，“一回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想起来了。”

他听得津津有味，笑起来道：“看来我年纪大了，记性差喽。还记起什么好玩的事了？”

还有什么呢？我犹豫了。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下聊天了。气氛如此融洽，舅舅看上去那么兴致勃勃，好像往昔所有的不快都在这样一个晴朗秋日的午后，消散在穿堂而过的风中。

我说：“舅舅，我一直想跟你聊聊我快十岁那会儿，咱俩一起谋划的那桩大事。”

舅舅脸上闪过一丝惊诧，随即不自然地笑了笑，“哦，那件事儿啊。”他的语调，像是给一个故事开了个头，停顿片刻，好细细往下说。可一句说完，久久没有接上下一句，只剩令人难熬的沉默。这沉默让我懊悔。

我说过，舅舅曾外出闯荡过几年。那是我最失落的几年，再也没人陪我玩，也没人给我做玩具了。可没过两年，舅舅又回来了。据说，是在外面惹了事。具体什么事，妈妈跟姨妈不当我面说。我也并不在乎。舅舅回来，我开心还来不及，管他惹了什么事。

回来后，爸爸托乡政府的人帮忙，为他在镇上的国营花炮厂谋了个差事。那时，我已上小学三年级，可一到周五，还是爱往外公家跑。有一天，我在哪儿都找不到舅舅的踪影，便往我们常去的后山跑。后山也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只有竹林里隐约传来刺刺啦啦的动静。我寻着声钻进去，看到一小束火焰正扑哧扑哧从炮筒里蹿上来。舅舅看见我，先是很惊慌，随即问，“好看不？”“好看。”我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放烟花呢？天还没黑呢！”舅舅说，他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谁也不能告诉。“我爸妈也不能告诉？”“不能。”“好！”我爽快地答应了。舅舅说不能说，那就不能说。

舅舅说，他要自己做烟花。花炮厂里的活儿太简单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要做那种能变出图案，变出花纹的烟花。等他学会了，就不用领着花炮厂那点死工资，可以自己出来做生意啦。到时候，肯定有人抢着买。“可是你拿什么做呢？”我问。舅舅说，工厂一天忙下来，工作台上会剩下不少废弃材料，他可以偷偷带回来用，药品剂啊，金属粉啊，亮珠啊……那些词，我听不懂，但我很兴奋。舅舅要做出能开出花朵的、能变成动物的烟花来了，这可了不得。等做出来，我在同学面前该怎样炫耀是好呀！

那之后的几个月，我殷勤充当舅舅的助手，热切盼望每一次实验。每一次，都有新的进展。光会闪了。花会动了。有一天，舅舅说，今天这个如果成功的话，可以盘旋一圈，像眼镜蛇那样。我兴奋地守在一旁。舅舅点燃火信，火花哧的一声燃起，几秒的功夫，它果然像眼镜蛇那样绕起圈来，可绕着绕着，蛇头突然调转方向，往我这里袭来。

我觉得太阳在我右眼中燃烧，转瞬熄灭。

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我被圈在家里静养。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就是从那时变了性情，从一个野丫头，变成文静的姑娘。

最初一个月，右眼看不清东西。倒不是完全的黑暗，怎么说呢，像是世界下了一场很大的雾，所有风景都在雾里。每过去一天，雾气消散一点。直到有一天，医生说，没多大问题了，不影响正常生活。眼球上留了一个小小的疤，但除了检测仪那端的医生，肉眼看不出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听见爸爸跟妈妈窃窃私语：怎么办呢？就算不影响学习，以后怎么嫁人呢？

我可从没考虑过嫁人这件事，但我很害怕。害怕的缘由很复杂。一部分是害怕我从此要变成独眼龙了，还有一部分是对我和舅舅的秘密暴露了的担忧。这下舅舅要被妈妈骂死了吧？他的计划还能继续下去吗？

妈妈有没有骂他，我不确定。想必是骂了。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妈妈不准他来。等他再次出现在我家，是我的右眼渐渐能看清东西之后。他一来，我得到确认，他的宏伟计划确凿无疑破了产。

事故发生后，他抱着我一路狂奔到镇上的卫生所。医生询问情况时，他竟慌张到忘记为自己编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医生知道了，很快其他医生也知道了，可以料想，所有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花炮厂的人也知道了。本来，事情也不该闹那么大，但我后来才知道，他带回来的那些所謂边角料，远远不止是边角料。妈妈出钱出力，总算把事情摆平。爸爸作为介绍人，也弄得灰头土脸。他对妈妈愤愤道：“以后你弟弟的事儿，少叫我掺和。”

我忽然醒悟，妈妈为何执意叫我回来。心里赌了气的人，大概不止她一个。而她那一通“他要不来便不来”的话，恐怕，也并不是说给我听的。

谈话戛然而止。愉快的情绪消失了，气氛变得窘迫。舅舅干咳了两声，目光落向地面，一会儿又飘到门外。我急于打破沉默，想解释点儿什么。“我一直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我想这样告诉他。我提起这件事，没有一丁点儿埋怨或挖苦或嘲讽的意思。恰恰相反，那是我少年时期做过的最绚丽的梦，最盛大的冒险。我曾经充满期待和希望，而今想起，只觉得伤感。可我又能解释什么呢？他又能相信什么呢？他只会觉得，我是在提醒他，提醒他曾经的失败和荒唐。

我张了张口，却终究什么都没说。我没法儿开口。

舅妈从后院回来了，手里拎着个篮子，里面有十多个鸡蛋。

“鸡都飞树上去了，不好逮。我收了点蛋回来。”她说。

舅舅愣了愣，站起身来，说，“我去逮。”

我起身拉住他，“你就别忙了。”我说着，从包里掏出请柬递过去。

他伸手接了，感慨道，”外甥女都结婚喽。”迎着光展开，他念起那排精致的墨色花体字：“新世纪大酒店，有派头。还是安安有出息啊，飞走了，飞到大城市去咯。咱们康康要能学学他姐姐就好了。”

舅妈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咱们家康康也不差呀。问题是，没人肯帮，没人肯扶呀。”

她还在为上一次爸妈没有帮忙的事而记恨。

姨妈费心张罗的那场饭局进行到一半，舅舅起身敬酒。他有些醉了，端着酒杯泼泼洒洒走到妈妈面前，说，“大姐，我算是从小被你带大的，我敬你一杯。”

妈妈听了，表情松动下来，也端杯站起身。

舅舅一口干掉杯中酒，说，“大姐，康康眼见着要毕业了，到时候要请你们帮帮忙。”

妈妈愣了愣，低声说了句，“哦，是这么回事。”

舅妈在一旁帮腔，“是啊大姐，康康的工作，就全靠你跟大姐夫了。”

妈妈的酒杯迟迟举在胸前，“我看吧，能帮就帮。”

舅舅又说，“大姐，我可就指望着你了。你是我们家命最好的。你命最好，你就多帮帮我们，多帮帮你侄子。”

妈妈皱了皱眉，按捺住不快。“没人天生命好，“她说，“日子是要靠自己过的，哪有人躺着就能吃上饭？”

这句话触了舅舅的霉头。

“大姐，你这话我就不爱听。”舅舅的语调上扬起来，“谁家诚心不好好过日子？我有你那个日子，我也想好好过啊。你要不是顶了爸爸的职，能端上铁饭碗？能嫁给我姐夫？能当上城里人？”

姨妈红了脸，慌忙打断他，“三弟，我看你是喝多了！瞎说些什么！”这倒是提醒了舅舅，他不顾姨妈阻拦，接着说道：“爸爸内退那会儿，我还小，可二姐不就小你两岁吗？她就不能顶职，不能嫁个城里人？大姐，你一向霸道惯了，这个家，谁不让你几分……”

妈妈把酒杯狠狠往桌上一掼，身子发抖，“你们两个有没有良心的东西！”她指着两弟妹的鼻子，细数起一件件往事：舅舅开小卖部，她偷偷塞了钱;姨妈家女儿上不了大学，她到处托人找关系;外公晚年全靠她一个人赡养。一桩桩，一件件，说到最后，竟不争气地哭起来。

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声称从此跟这两个人不再来往。姨妈一通通电话打过来，她一通通掐掉。等终于接通了，几场眼泪一流，几句心窝子话一掏，倒又和好如初了。也许姊妹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剪不断，理还乱。只是自那以后，原先就不热闹的家族微信群更加静悄悄了。姨妈偶尔会发些养生保健信息，爸爸时常转发几条国内外新闻，而舅舅从不说话。舅舅不说话，妈妈自然更不说话。她被她最疼爱的这个小弟伤了心。她有权不说话。

想到这些，想到舅妈话里的语调，我突然觉得我也该端起架子，摆出姿态来，便客套地朝他们笑了一下。

“路途还挺远的。你们看时间吧，有空就来玩，没空也没关系。”

舅舅原先正翻来覆去细细把看那张请柬，听到这话，猛地抬起头来。

他合上请柬，“有空就去，有空就去。做小生意啊，一天都离不得人呢。刨一天土，吃一天食，不比你们哦。”

说着，他又笑起来。那是不同于先前的一种笑。妈妈说，“你舅舅跟小姜结婚之后，就学会了假笑。”但我不觉得那是小姜舅妈那样的假笑。他的笑不知怎么，让我想起四五岁那年，那只瘪了的猪尿泡。舅舅背着我往家走，我扭过头去看，那只猪尿泡像一块污浊的塑料泡沫丧气地漂在水中央，气还没漏完。等再走上一截，我回头看时，它已经不在了。

我真希望，我不用这样跟他说话，他也不用这样笑。

我示意阿泽起身告辞，舅舅客套了几句，没再挽留。

汽车缓缓驶离老宅。天色将晚，一抹浓重的阴影沉沉坠下，逐渐淹没身后的屋顶和树梢。倒视镜里，舅舅的身影立在屋门口，即将被周身的夜色吞噬。我突然非常难过，像是有一部分时光，随着我的离开，就这样永远留在了身后。而下次回来，它们将早已消逝在此时的夜色中了。

我原以為，我们回去后，妈妈会打探舅舅的反应，或是舅妈的态度。但她什么都没有问。她给我们开门，淡淡说了句，“回来了啊。”好像我们只是出门兜了个风，散了场步。

很快，我们把婚礼当天的行程安排、酒店住宿、晚宴程序挨个敲定下来。宴会厅门口设迎宾台，我对妈妈说，“过几天，你要把来宾的具体名单给我。到时候，得把这些名字做成席位图，挂在签到台那儿。”

“要具体的人名字？”妈妈有些意外。

我向她解释，这样一来比较方便。宾客到了，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坐哪儿。

“哦，知道了。”她应了一声。

隔了几日，我打电话问她名单整理好没有。她有些不耐烦，说，“急什么，不是还有半个月么。”

我有些不开心，“婚庆公司那边催了几遍了，制作还要花时间呢，你得赶紧给我。”

她开始质疑席位图的必要性，“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要把人名字全写上去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我觉得莫名其妙，那么多繁文缛节她都坚持照做，这点小事倒嫌麻烦了？

“万一有人临时有事来不了呢？”她语气很不好。

“来不了就空着好了呀。能有几个临时来不了的？”我的火气也上来了。

“那要是有人临时要来呢，你叫人坐哪儿！”

我愣了片刻，旋即领悟过来。

我赌气道，“妈妈，请柬我们送到了。他要是不来，那也没办法。”

妈妈不吭声。听筒里传来深深的吸气声，再开口时，她的嗓子有些哑。

“我最近，老梦到你外公外婆。”妈妈用缓慢的语调说道，“老梦到我们姐弟三个小时候。”

“那时候多苦啊。你外婆走得早，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烧柴煮饭，出去割猪草。你舅舅听见动静，一骨碌爬起来，要去给我背篓子。他那时候才四五岁。”

妈妈结婚那年，舅舅刚刚初中毕业。他跟妈妈讲，他不想接着读书了，想出去闯闯。妈妈觉得，他哪是不想读书啊，他从小学习就好。他只是不想成为负担，让姐姐在姐夫面前跌份——刚结婚，上头养老的，下头还要养小的。

我听着这些话，脑海里闪现着一幕幕舅舅的模样。他骑着装着报废马达的二八大杠跌跌撞撞进村的样子，他领着我在浩渺的水库里扑腾的样子，他偷偷摸摸点燃自制烟火的样子。我的舅舅，那个性情快活的舅舅，那个把我举过头顶，骑在他脖子上的舅舅，他曾有过那样深沉的心思吗？

如果有，他无疑失败了。

那次饭局后，爸爸跟小姑闲聊，提起这件事。小姑说，“他也真开得了这个口。”我坐在一旁，爸爸用眼神示意小姑别多话。小姑没领会，又说了句，“看我嫂子挺能干的，怎么这个弟弟，扶不起。”

也有一种可能，妈妈口中的牺牲和放弃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的解读。那个快活的少年，只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而已。但妈妈需要这样想。她的弟弟，永远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破晓前的田野里，帮她背篓子的小男孩。这是属于他们那一代手足间的羁绊，我和阿泽这样的独生子女，大概永远理解不了。

我柔声告诉妈妈：“放心吧。只要来，都有地方坐的。”

那剩下的半个月，每天都在忙乱中度过。琐事纷至沓来，虽说婚礼是删繁就简地办，事情还是多得出乎意料。礼服、车辆、菜单、喜糖……一件接一件抛到跟前，让人一刻不得消停。等事情总算忙得差不多了，天又突然开始下雨，雨势不小，连绵不断。这让妈妈很焦虑。下雨天办大事，主人客人都不方便。何况，我们这儿有句俗语：请客下雨，主人小气。妈妈可不愿被人说小气。

雨淅淅沥沥落了一周，在婚礼前夕突然止住了。此后天空逐渐放晴，等到我回去那天，已是个万里无云的大好秋日。

“好兆头，”妈妈很高兴，“天公作美，明天肯定顺顺利利。”

一早，大家就忙着贴双喜，挂气球。下午，姨妈也来了。她捧着一套鸳鸯戏水的床上四件套，要亲手帮我铺上。妈妈把换下的旧床单抱出去，说，“你们俩铺吧，我一会儿先去准备晚上的饭菜。”

从一进门，我就看出姨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果然，妈妈一走，她立刻神神秘秘地凑过来，小声问：“你去送请柬，你舅舅怎么说？”

我就猜到她要问这事儿。我说，“没怎么说，说有空就来。”

姨妈说，“依我看，你劝劝你妈，让她亲自打个电话再请一遍。你舅舅他要面子。”

我没搭话。

“主要你那个舅妈……她肯定不让他来。”

“姨妈，舅舅有手有脚，他要来，自然会来。”我迅速回道。

见我这样说，姨妈便不再说话，默默把一个枕芯塞进大红色枕套里，拍软放下。隔了会儿，她又忍不住念叨起来，“一个家里啊，要有个能干的女人。说起来，也怪我跟你妈妈。当初，人家把小姜介绍过来时，我们都觉得姑娘挺好，哪知后来这个样子呢。你舅舅啊，要是有个得力的女人帮衬，日子也不至于越过越窝囊。”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姨妈，你不能什么事都怪到女人头上。”

姨妈被我戗了一口，停了半晌。

“唉——”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就是想想懊悔。当初，要是就由着他跟那个女的过，说不定过得也不差。”

我顿住，抬起头，“跟哪个女的过？”

“你那时候还小。你舅舅当初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女的好过……”

那个女的。姨妈和妈妈口中那件荒唐事里的另一个主角，比舅舅大八岁，离过婚，有个三岁的孩子。她开了间电器修理行，舅舅在那儿打工，日久生情，两个人住到了一起。妈妈去探望舅舅时，撞破了这件事，勃然大怒。她是长姐，不能因为母亲早逝，就让弟弟做这样有辱门风的事。她把舅舅绑了回来。字面意义的绑了回来。

“后来那女的找过来一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被你妈给挡回去了。其实照我看，她面相挺和善，性格肯定比你这个舅妈要好。自己做生意，也是个能干人。照你们这些小年轻的说法，离婚也不丢人，是吧。最差就是帮着她养儿子呗……”

剩下的话，我没有听清。几个字攫住了我，让我动弹不得。绑着回来。我想像不出一米六不到的妈妈怎么能把舅舅綁回来。或许，画面里还有别人，爸爸，姨妈，姨父……他们一起，同心合力，把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绑”了回来。也许还得匀出一个人来，好拦住一旁披头散发、拚命挣扎的女人。哦，对了，画面里还有一个哭泣的孩子。那个被绑回来的男人后来想过逃跑吗？还是逃跑过，又失败了？在他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会经常想起那个女人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等我回过神来，妈妈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门边。姨妈瘪瘪嘴，赶紧噤了声。我没有说话，也不敢看她。我等着她说点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她轻轻走过来，弯下腰，把崭新的床单抹抹直，每一道褶皱掸掸平，四角仔仔细细塞到床垫下面，又轻轻出去了。

婚前的一夜在静默中度过。凌晨四点，我便被伴娘叫醒了。此后，便一直忙忙乱乱。这期间，不停有客来访。他们敲我卧室的门，要进来看看新娘子。女人们飞速打开门，旋即把门死死关上。等阿泽一到，这扇门就会成为最严防死守的关卡。不要够红包，女眷们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姨妈也来了。她从门缝里漏出头，钻进来，一把握住我的手，“我侄女儿今天真漂亮。”说完眼圈红了，有些动情。是喜悦的动情。昨天令她懊丧的事，已留在了昨天。

我问，“大家都来了吗？”

姨妈说，“你姨父一会儿就来。”说完又压低了声，“你舅舅也来，他说等下午关了店直接去参加晚宴。”

妈妈正背对我，迎窗坐着让化妆师弄发型。姨妈又走过去，附耳边轻言轻语几句。透过背影，我看不出她的情绪。

车开到新房，又是一通笑闹。午宴过后，马不停蹄去拍外景。等好不容易捱到晚上，站在宴会厅门口迎宾时，我跟阿泽早已疲惫不堪。我的脚后脚跟被新鞋磨破了皮，阿泽的衬衣从前胸湿到后背，我俩的脸颊和发丝上尽是些亮晶晶的彩屑——城里禁燃烟花炮竹，伴郎们便买来了礼花炮充数——被汗水一浸，显得脏兮兮的。妈妈倒是一直精神抖擞的样子，腰背挺得笔直。她的脸上笼着一层愉快的疲惫感，像是登山人攀至山顶时，脸上会有的神情。也许早在这一个月前，甚至早在我出生那天，她就在为今天做准备了。

晚宴时间定在六点三十八分，图个吉利。宾客陆陆续续到来，等到了六点五十八分，人还没来全。又一次延迟了二十分钟。等到七点十八分，不能再延了。但主桌上还空着两个座位。主持人跑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席？”我看了眼妈妈。妈妈语气平静，“现在就开吧。”

我让两个伴娘填了那两个位置。

像所有的中国式婚宴一样，晚宴按照相似的流程进行着。主持人开场，双方父母上台，新郎新娘祝辞。参加过了无数场婚礼之后，无需彩排，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此后，表演，互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到了九点左右，宾客陆续离席。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一天算是顺利结束了。

剩下几桌气氛热烈，几个贪杯的你斟我酌，没有结束的意思。阿泽被他的大学同学捉了去，正被起哄左一杯右一杯干着。我找了个舒服的软椅坐下，脱掉磨了一天脚的鞋，闭目小憩，等待最后的散场。

我是被手机震醒的。

姨妈发来一条语音：“你快到咱家微信群里去看看！”她的声音透露着热切。

我尚未从倦意中清醒过来，迷迷糊糊翻找起那个沉寂已久的微信群。一天未用手机，信息列表里，满屏的“未读”。朋友发来的祝福，同事送上的贺喜，我划拉了许久，终于找到“欢乐一家亲”的字眼。

舅舅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哦，不是照片，是视频。

点开，漆黑一片。有狗叫声。是乡下的夜。他发这个做什么，发错地方了？我疑惑着，犹豫要不要关掉。就在我准备关掉视频的那个瞬间，一束光突然出现，点燃漆黑的四野。一颗流星般的光点随着尖锐的哨声迅速蹿入天空，在泡桐树的上方迸裂。无数条美丽的弧线在夜幕中四散，如缤纷的落英，斑斓，迷离，绚烂。它们照亮静默的房屋，照亮远处的山林，照亮我扑面而来的记忆。每当我以为一切要归于沉寂的时候，另一束又再度燃起，升空，绽放。一束。再一束。又一束。

我忽然想起什么，慌忙在人群中寻找妈妈的身影。我小跑着，穿过人群，来到她身旁。她正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烟花一朵朵绽放。见我来，她悠悠说了句，“这么多烟花，要不少钱呢，可要让他心疼一阵儿了。”她说着，目光却牢牢钉在屏幕上，一秒都不移开。

我没有停留，转身往厅外跑。人群纷纷避让。我一路跑到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我停住，贴近，踮起脚，极力往远处看。窗外，城市灯火灿烂。在最遥远的北面，那片黑森森的夜幕中，我仿佛依稀看见明灭的烟火，正缓缓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