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琬琳，黄慧娴，陈 旻

(1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wanling71@fjmu.edu.cn；2 福建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22；3 福建医科大学卫生健康研究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文明行医的概念其实是要求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中提升并体现医德与伦理的概念。我国古代“医乃仁术”的追求实际上是传统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希波克拉底誓言》所揭示的医学宗旨“我之唯一目的，为病人谋利益”也强调医术与仁术的结合，这不仅是身为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更是一种使命感[1]。行医传统着重在自我道德修养的“医德”，随着时代的变迁及观念的改变，陆续出台了《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及《贝尔蒙报告》三大生命伦理指导文件，明确内在“医德”养成之外强调外在伦理规范与法规来保障患者及其受试者权益的要求。近年来国内出台的多份伦理规范文件都一再强调医护人员应当如何体现医德、遵守伦理规范。然而，在医德伦理不断被强调及提升的过程中，“患德”却被忽略了。医患冲突事件层出不穷，医方诚然有建立良性沟通的责任，患方也应有相应的义务。医患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医护人员有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患者使用权利、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尽到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文明就医的概念孕育而生。

“文明”与“公民意识”概念息息相关。何谓公民意识，国内外学界从不同维度给出相应的界定。国内有学者指出，它是一个包含着法律意识、道德伦理意识等丰富而深刻内容的人的思想意义范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