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王湘平，阳灵智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规模高达28 560万人。作为当代中国一个庞大、重要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无疑是实现全民健身、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10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传统的个体化迁移逐渐被家庭化迁移所代替，人口流动进入家庭化迁移时代，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为1 426.96万人，比2014年增加了132.23万人，增幅为9.3%。相比非子女随迁，子女随迁弥补了亲人相隔、家庭离散的缺憾［1］。但是，子女随迁也增加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家庭照料负担，可能会使农民工的工作生活、休闲习惯与单个迁移者差异较大，从而给其体育参与带来各种影响，也对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纵观以往的相关研究，对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学术探讨仍以微观个体或宏观制度视角居多，很少有文献从子女随迁或中观家庭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而在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至“三孩”的背景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理论来看，子女随迁都是理解和应对农民工体育参与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点。

一 文献回顾

体育参与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