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燕，林志华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在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微”为首要特征的网络微文化蓬勃发展，带动了“参与文化”的盛行，诸如粉丝文化、二次元、朋友圈和网络小说等成为“参与文化”在新时代的突出表现，也赋予新时代的网络微文化强烈的参与性。使用微博、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的新时代高校学生是网络微文化的重要参与力量，推动了网络文化多样性发展，也带来了系列新隐忧，增加了高校学生网络行为引导的难度。凭借网络优势，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网络治理方面形成了许多较为成熟的理论，其中以亨利·詹金斯为代表的“参与文化”理论在美国青年的网络实践研究中较为突出，是西方文化研究中较为热门和受关注的文化理论研究之一。客观分析“参与文化”理论蕴含的青年网络治理思想，借鉴其有益之处，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和建构我国新时代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机制。

一、“参与文化”理论蕴含的青年网络治理思想

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的“参与文化”是指，“一种能够在艺术表达和公众参与上做到低门槛地为个人创作和分享提供更强有力支持的，具有在某种形式上能够将知识从最具经验的群体传递给新手们的非正式指导关系的文化”[1]。从《文本偷猎者》中对早期粉丝文化的研究，到媒介融合时代《参与的胜利》，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参与文化”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文化理论，以亨利·詹金斯、丹娜·博伊德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将“参与文化”理论广泛应用于美国青年的网络实践研究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主张。

(一)参与态度上，主张参与机会与风险共存，避免青年道德恐慌

“参与文化”理论的研究者们通过对VidCon,YouTube，Facebook等网络社区的研究，发现网络技术赋予青年更多形塑社会和文化的机会，网络能让青年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给予青年更多自由感和支配感；认为青年网络实践中存在诸多风险，例如网络霸凌、网络色情等网络人身安全问题，以及过去几十年青年实体公共空间的显著下降，都成为社会道德恐慌的焦点[1]。基于此，“参与文化”理论主张在不能完全规避风险，并要获得网络参与的好处的境况下，需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参与态度，正视网络发展对于青年的积极意义，不能因害怕技术和文化变革可能引发道德恐慌而关闭对青少年意义重大的机会之门，更应该做的是形成良性代际指导关系，学会倾听他们的声音，重视青年群体网络实践中呈现的多样性。

(二)参与类型上，提倡缩短参与差距，实现有意义参与

青年的数字媒体参与率高，但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存在差别，“参与文化”的研究者们对青年的网络参与行为进行了分类，即兴趣驱使的参与和友情驱使的参与。在兴趣驱使的参与中，青年能主动学习和接纳，在网络中积极实施对他人的影响，并朝着掌握专业化知识和特长的方向发展；在友情驱使的参与中，青年是被动影响的接收者，其参与热情是被社会联系和归属感激发的[1]。“参与文化”研究者们认为，青年在不同的参与类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大部分青年还是属于友情驱使的参与类型。不同的参与类型以及不平等的网络参与机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参与差距，面对参与差距问题，亨利·詹金斯提出要“找到方法来帮助那些边缘化的或身处困境的青少年来克服参与差距”“探寻多元化、替代性的参与模式”[1]。

(三)参与主体上，倡导实践共同体模式，鼓励参与式学习

“参与文化”理论认为网络时代的参与是要实现集体智慧，需要政府、学校、社区和企业等介入青年的网络实践之中，提升媒介素养和媒介道德，搭建良好的代际指导关系，同时认为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通过新的手段实现进步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潜力。例如，美国的日本动漫迷围绕共同的目标一起学习知识和技能，通过字幕翻译和视频再编辑等实践来学习日语和复杂的写作技能，利用数字工具实现新的创意生产。青年是“新媒体领域中潜在的积极且具有创造力的贡献者”[1]，教育者要鼓励参与式学习，允许学生在具有参与文化特点的环境中学习，不断提升青年网络运作的技术性理解及网络化社区规范的了解，使青年在网络化社会中获得参与更大型社会体系的能力。

二、“参与文化”理论的本质与缺陷

借助“参与文化”理论的视角，有利于客观审视我国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有利于帮助我们构建有效的行为引导机制，但在借鉴“参与文化”理论的同时，需要认清其理论实质，规避其缺陷。

(一)“参与文化”理论的实质

顺应媒介变革潮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参与文化，注重发挥公众参与力量，强调集体协商和共享，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融合研究、知识和经验的领域，是一种高度依赖媒介技术的新型文化范式。参与性文化是契合媒介发展趋势的，它特别对互联网技术有着天然的依赖，促进了公民社区的构建和群体身份的认同，同时也为媒介生产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食粮[2]。“参与文化”理论意识到青年这一群体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在美国青年网络实践研究基础上，关注青年个体在新媒体格局中所需的社交技能和文化核心竞争力等问题。总之，“参与文化”理论是一种契合媒介技术趋势而产生的以强化公民参与力量为目的的新型媒介文化理论，该理论关注美国青年在新媒体格局中的问题研究，是网络时代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理论。

(二)“参与文化”理论的缺陷

1.回避参与的负面效应。“参与文化”理论主张在参与过程中发挥参与者的自我能量，通过参与模式的多样化实现集体智慧。该理论看到了参与带给受众诸多有利因素，受众在参与文化中被重新赋权，诸如共同决策权利、自我表达能力等，但却忽略了参与文化对受众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詹金斯认为“我们该指责的不是作为工具的技术，而是人类没有按照自身的价值观来很好地对技术加以利用”[1]。但是在参与文化对媒介技术高度依赖的场景下，受众呈现思考能力弱化、私密空间减少和焦虑感增加等技术奴隶特征，诸如此类问题又该如何化解？对此，“参与文化”理论并未进行深入地辨析，从而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有学者提出，受众的思维在社交媒体推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被强烈左右，对参与文化究竟能否在社会和谐问题上呈现正面影响提出质疑[3]。

2.尚未确立系统的实践机制。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回归实践、指导实践才具有存在意义和长久的生命力。“参与文化”理论作为鼓励大众发挥主动性以积极参与新内容的创作、分享的文化理论，体现在联盟(在线社区)、表达(视频制作、小说写作等)、协同(合作解决问题)和流通(塑造博客等媒体流)等方面，倡导建立多元包容的实践共同体。但在实践中，随着大众参与的加强，个体网络权力和价值的日益突出，在线社区、网络小说写作和媒体流领域获得赋权的民众势必会与媒体行业资本的商业化产生冲突，被商业资本所裹挟和扭曲。所以，在实践中如何有效提高民众在复杂网络舆论生态中的参与力度，又要在对抗性地卷入网络媒体商业资本的积累中建立一个系统的实践机制，是“参与文化”理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3.秉持西方资本主义人才培养目的。“参与文化”理论的研究主要以美国为背景开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狭隘的，但美国作为世界网络文化发展的领头羊，“参与文化”理论关于青年网络行为的研究成果有可借鉴之处。但“参与文化”理论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网络文化环境中的理论，其代表性学者詹金斯、伊藤瑞子、博伊德等人都是美国大学的教授，秉持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培养目的，他们关注大学校园里美国青年的网络参与行为，其研究目的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而我国新时代高校学生成长于社会主义教育背景，“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4]。所以，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分析“参与文化”理论，扬长避短。

三、我国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存在的问题

网络微文化的蓬勃发展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形塑社会和文化的空间，但网络场域的激烈博弈也考验着高校对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能力，近些年，一些高校网络负面事件的发生，正预警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的紧迫性，而我国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认识不足，引导机制不健全

网络微文化对高校学生产生的影响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正视和认真考量，消极或被动规避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都是不可取之举，需要深入研究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从而建立有效的行为引导机制。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5]。然而，一些高校认识不足，或是呈现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态，停留在旧的认识阶段，在滚滚网络洪流中不能充任向导作用；或是作出防御性姿态，把网络微媒介看做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更难把它们当做思想宣传工作的利器；或是秉持随波逐流的心态，待出现网络舆情事件，才被动处理，导致事件发展为众矢之的的尴尬局面；对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缺乏理性认识，阻碍了系统构建行为引导机制。

(二)力量匮乏，参与角色不清晰

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机制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社会和家庭的参与力量比较匮乏，角色定位不清晰。例如，在福建省高校学生中搜集的1 000份抽样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1.3%的学生认为进入大学后家人偶尔会关注自己的学习或生活，27.4%的学生认为家人从不过问自己的网络生活。所谓“天下之本在家”，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6]，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更是与家庭参与密不可分。此外，政府机构、开发商、运行商、社会团体和公众如何有效嵌入引导系统，形成分工明确、角色清晰的引导机制还有待商榷。因此，如果把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责任全部归咎于高校，势必难以有效预防高校学生各种网络微文化异化行为的发生。“参与文化”理论主张政府、开发商、社区和家庭等各种力量参与青少年的网络引导，这些观点和方法对于构建角色清晰的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形式单一，导育手段有待提升

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 002万人[7]。这个以“95后”和“00后”为主的庞大学生群体，成为网络微时代新事物的尝试者和引领者，促进了网络微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并非全是规言矩步，价值观异化和媒介素养差异使网络微文化境域中的偏差行为、失序行为较为常见，网络谣言、色情暴力、网络沉迷、网络消费精致主义和网络违法犯罪等行为已关乎我国时代新人的培育。因网络场域的复杂性、虚拟性和开放性，高校难以对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进行精准把握，使得引导形式往往较为单一，对网络偏差和失序行为不能精准“靶向治疗”。高校学生作为网络微文化的重要参与力量，虽然我们不主张将其看做“道德恐慌的焦点”，但是，也可借鉴“参与文化”理论中的有益主张，导育结合，形成良好的代际指导关系，以减轻或化解网络负面行为之殇。

(四)实践薄弱，引导效果不突出

有些高校学生在学校和网络上的表现存在巨大反差，“是质疑和挑战社会现有价值的象征性姿态”[1]。那些游离于主流价值之外的学生活跃在微博、论坛、抖音和推特等网络社区中，容易寻找政治取向、价值取向趋向一致的同类，立场不坚定或价值观不成熟的青年长期接触网络不良思想影响，极易发生网络偏差和失序行为。所以，需要积极运行补偿实践，增强高校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归属感、获得感。然而，我国高校虽已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实践环节，在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的实践过程中，具有针对性的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实践还是较为薄弱，引导效果不突出。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国际化和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一些高校学生活跃在非主流价值观的国内外网络场域，极易让高校陷入舆情漩涡，例如2020年高校研究生季某事件[8]、武汉高校食堂咸菜事件[9]等。所以，加强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建立系统的实践体系，是我国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机制建构的重要内容。

四、“参与文化”理论启示下我国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机制的路径构建

高校学生是网络空间的中坚力量，凝聚网络空间的青年共识。做好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借助“参与文化”理论视角，宏观上构建行为引导联动机制，微观上多角度落实任务，发挥和扩大新时代高校学生的网络正能量。

(一)强化思想认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机制构建

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与西方国家教育目的的差异性，为我国“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0]。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11]。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关系着社会稳定和时代新人的培育。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11]。高校要树立“立德树人”的引导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机制建构，帮助高校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守好“拔节孕穗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网络治理重要论述、国家安全观和教育重要论述等等，为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引领，指明了方向。网络微文化时代并不是一个机会收缩的时代，相反，它赋予高校和青年学生更多的资源获得渠道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要主动适应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积极构建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机制，主动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汇聚参与力量，构建角色清晰的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

网络微文化的兴起是新时代文化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为全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机会。但是，因数字技术、利益分配以及其他各种结构性障碍等，网络微文化场域中存在水平不一的参与差距，甚至形成参与鸿沟。“参与文化”理论者认为，“参与是人们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主观能动性”[1]。同样，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也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克服网络微文化时代的参与鸿沟，利用集体智慧构建角色清晰的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是指以引导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为共同目的，由政府、企业、高校、学生、家庭、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组成的分工明确、角色清晰的集合体。在这一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中，政府承担管理和服务角色，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宏观网络场域的法制化发展；企业承担行业守候角色，以高度的行业自律和专业素养，保障文化产品内容输出的科学性；高校承担价值引领角色，以主动进入的姿态代替防御性姿态，发挥好高校思想教育的合力优势；学生承担自律角色，提高自身网络认知、媒介素养和法制意识，确保自身网络微文化行为的积极意义；家庭承担成长守护角色，关注高校学生的身心发展，成为心灵守护的有力港湾；社会组织和公众承担监督角色，有效觉察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参与中的偏差行为或失序行为。通过汇聚参与力量，积极构建角色清晰的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并顺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进行角色转型，发挥好行为引导联动共同体的多方功效。

(三)实行导育结合，注重外在引导基础上的内在培育

高校学生处于独特的人生阶段，普遍表现出较为感性的思维方式和波动的价值取向，短缺的社会经验又容易使这一群体在网络微文化的参与过程中随波逐流，看待网络热点问题缺乏敏锐判断和理性省思，容易导致“信息流瀑”现象和回音室效应，使得高校学生成为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的追随者或制造者。例如，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各种谣言在微信群里大量转发和评论，很容易形成群体极化效应，制造恐慌情绪。所以，针对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要“内外兼顾”，注重导育结合。一方面，采用多样化的外在引导方式。例如，通过法治引导，让高校学生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引导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回归法治底线；通过舆论引导，即时回应网络热点和质疑，秉持科学性、人民性、公正性弥合网络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注重立德树人为目的的内在培育。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向导，通过多种渠道，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价值引领，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敏锐政治意识、现代法治思维和哲学辩证思维，提升媒介素养、内在自觉和价值品味等等。总之，导育结合不是限制网络微文化时代高校学生的参与行为，也不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进行干预和管理，是通过建立师生间良好的代际指导关系，开展建设性对话，实现有意义的指导。

(四)探求实践补偿作用，构建系统的引导实践体系

针对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引导，高校需要积极发挥补偿实践作用，提高高校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第一，关注高校学生身心成长，尊重意见表达。高校要积极关注高校学生的身心成长，加强心理辅导，搭建意见表达平台，有效实现需求释放。对高校学生反映的学习、生活等问题要进行及时处理和反馈，减少埋怨、失落和愤恨等不良情绪的产生和蔓延，避免高校网络事件的发酵和不良影响。第二，组建工作队伍，掌握引导主动权。高校学生参与网络微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应然，所以，高校的网络行为引导工作要具有前瞻性，化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发挥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干部的作用，组建分工明确的高校引导队伍，实现有效预警监测和精准施策。第三，壮大蕴含特色的参与文化，丰富校园文化氛围。高校的文化氛围对高校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具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要积极利用高校的专业优势，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校园参与文化，诸如红色为底色的参与文化、生态保护为底色的参与文化和健康养生为底色的参与文化等，打造高校微文化阵地，讲好中国故事。第四，鼓励参与式学习模式，凝聚青年力量。新时代高校学生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要积极发挥高校学生的力量，鼓励参与式学习模式，即通过新媒介技术降低专业化兴趣社区门槛，以激发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能有机地融入网络化社会。例如，利用微信小程序、学习通和雨课堂等丰富高校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参与式学习体验；引导高校学生善用微博、知乎和抖音拓展有关科技、健身、绘画和音乐等兴趣领域；让高校学生参与网络管理和思想宣传，让阳光、健康的青年之声响彻网络场域。第五，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校外参观考察、热点问题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等多样化的实践，提升学生思考社会事务的能力和责任意识。抗疫期间涌现出许多高校学生的身影，有“00后”康复者“热血”抗疫，有的变身成为口罩厂的临时工，有的化身为抗疫“宣传员”，他们向全社会展现出新时代高校学生勇于担当奉献的新风采，得到了习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高度肯定，“在这次抗疫斗争中，青年一代的突出表现令人欣慰、令人感动”[12]。

总而言之，作为当代社会新媒介的互联网，尤其是手机，正在调整社会形态和重塑社会面貌[13],基于新媒介而迅速崛起的网络微文化，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参与机会。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借鉴“参与文化”理论的有效主张，建立高校学生网络微文化行为的引导机制，化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有效规范和引导高校学生的网络微文化行为，使高校学生的网络实践更具有创新性和参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