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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共生及穿越
——新主流电影中女性性别符号的解构与再建构

2021-12-03张冬梅徐国杰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张冬梅,徐国杰

(1.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辽宁大学 日本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6)

有别于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早由马宁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是指与好莱坞大制作电影相区别,内容新颖、模式创新、成本较低的电影类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在新时代背景下,融合主旋律电影价值传递、商业电影叙事逻辑和艺术电影视听特色这三者的共谋产物。[1]新主流电影在新时期电影市场化和商业化语境中成长起来,兼顾电影本身艺术性同时又借助商业化手段完成国家主流价值观有效性输出。它传承着主旋律电影的红色价值内核,也将商业化的叙事策略巧妙融入。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的跨越式发展,并不仅是因时代变化而导致的命名方式改变那般简单,而是标志着电影自身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建构机制以及电影美学自身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突破与转型。尤其是伴随着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的迭起,国内新主流电影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定位,及其背后所隐喻的女性性别符号解构与建构,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战狼2》《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父辈》,代表着近年来新主流电影成长发展中的各个里程碑式节点。从非学院派导演的初试锋芒到现象级主流影片横扫票房,从女性自我意识的曲折表露到女性个性的放肆张扬,这三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是中国新主流电影中女性形象塑造转变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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