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科

荣宝斋书法院院长、荣宝斋《艺术品》期刊主编

1.“大率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窄阔长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项穆《书法雅言》）

在以儒家文艺观主宰的书法史潮流中，始终将人生的格调与艺术做等量齐观，事实上，也一直将二者看成是事情的表里，即心与手。这里项穆关于书法学习的“三戒”正是为习书过程的基本三要素。

在这个条理清晰的过程中，项穆将书法学习过程用“学分布、知规矩、能纯熟”来表达。而戒之者又用“不均与欹”“不活与滞”“狂怪与俗”来体现。如果我们抛开前文，单看这语境，恐怕还以为这是讲人生之成长。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突出特色。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就艺谈艺”，而总是会以人生为底色，从心灵作缘起，体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为“人生而艺术”的多元视野和格局。

准确地说，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中，一切的“游于艺”最终还是要回到成为“君子”的途径上，而成为“君子”的首要便是“修心”。那么，写字可能便是最好的“借手修心”的方式。所以写什么样的字，修什么样的心，这关乎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做什么样人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项穆如此把握书法的这些规矩，事实上，这是在捍卫文化的道统，这一点或许是我们现代人所不可理解和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