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敦俭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愿乞画家心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第一句在上个世纪很盛行，几乎每有论文或发言，必有此句。潘天寿先生也有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笔墨当随时代，没有鲁迅先生这一句具体，就是“新意匠”。笔墨在上个世纪是个令人忌讳的字眼，因与文人画走得近，所以很多人不敢用，唯潘先生提出“当随时代”，所以也就有进步的意义，也没人敢批判。此后八十年又有“笔墨等于零”之说。一时风起云涌，无论如何，笔墨二字很是抽象，不如“新意匠”来的具体。怎么个“新法”，于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提出了画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提炼笔墨，这大约就是创新的意义。确实，画家深入生活找到不少好的素材，造型也不同于旧文人画了，但笔墨是不是“新”就很难说了，有人认为是“四不像”，所以“新意”比较容易，但时代笔墨却很难出“新”，至今也没有确定哪个时代画家谁的笔墨更好。这样看来，所谓时代笔墨真的很难创出来，而“新意”二字也大可检讨一番，因此，下文也将对所谓的“时代笔墨”与“新意”作一下探索，兼带对史论中所谓“图载”的文化因素也作一下分析。

讨论这个问题经验很重要，也许能证明这本来就是伪命题。

唐代张彦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画传作家，他在序论里把图画的地位升到一个与典籍共存的地位，这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工匠的蔑视，即杨雄所说的“书画小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