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国伟

谢希德先生出生在1921 年，这是一个庄严的年份。一转眼，她的百岁诞辰纪念日到了。

在复旦，只要一提起这位老校长，人们就会交口称赞，即便是最挑剔的“意见领袖”，也会对她心悦诚服、肃然起敬。她是一位离世多年后仍被师生经常念叨、发自内心爱戴的人——要达到这一境界，很难，但谢先生达到了。我常想，谢先生究竟是怎样达到的呢？

我与谢先生没多少交集。1978 年我考进复旦时，校长是苏步青先生，谢先生只是几位副校长之一。那次开学典礼，苏步青校长讲话，夏征农书记主持。主席台上，坐着一排校领导，除了苏老、夏老外，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谢先生是否也坐在台上（如果在的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对此已毫无印象。她真正在我脑海里留痕，是我毕业留校任教以后。那时，谢先生六十开外，头发已然灰白，一脸慈祥，常在校园里踽踽行走。依稀记得，她好像永远系一条真丝围巾，鲜亮、高雅，显得与众不同。我没见过她年轻时的模样，据说不少老复旦子弟见过——20世纪50年代，她常去国权路来喜饭店用餐，那时，她是穿西装裙的！

与谢先生照面，有如沐春风之感。我们教研室在新办公楼（位于第一教学楼南面，今已拆）二楼西侧，说是“新办公楼”，设施却很简陋，没有电梯。有一次，我正好下楼，在楼梯拐角迎面遇见谢先生。她腿脚不便，正抓着扶手，吃力地向上挪步。“谢先生！”我招呼道。“你好呀！你在哪个部门上班呢？”谢先生笑容满面，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这是我与她唯一一次对话。谢先生去世后，我读过几个学生的回忆文字，说当年出国留学，他们都喜欢找谢先生写推荐信。她虽然很忙，但从不拒绝，总是在夜晚亲自打字写信……我就瞎猜，新办公楼二楼东侧是留学生办公室，谢先生那次上楼，会不会与推荐学生留学有关呢？

谢先生讲话，条理清晰，从不拖泥带水。我第一次听谢先生演讲，大概是在1983 年，那时她刚任校长不久。开会地点在大礼堂（后改名为“相辉堂”），由谢先生谈学校规划——在我看来，应该就是她的“施政纲领”。没想到，谢先生一开口，就把听众镇住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不紧不慢……要知道，她的前任苏步青、陈望道校长，讲话都带浙江口音，李登辉校长则是一口流利英语。谢先生幼年在北平上学，她的“标普”，真让人有清新脱俗之感。更令人意外的是，“施政纲领”只讲了40 分钟，她就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散会！”什么？会议结束了？我与另一位青年教师面面相觑，连连叫好：“谢校长不啰唆，言简意赅，干脆！”

谢先生一向低调、随和，但她的气场却很强大。朱镕基市长当年到相辉堂作报告，开场白就很幽默：“因为谢校长请我，我再忙也要来……”顿时，全场欢笑，掌声四起。1984年4 月30 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谢先生作为东道主，热情迎接。我那天没在现场，后来看录像发现：里根总统四周，都是身材高大的保镖，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与这些老外相比，谢先生显得矮小，走路步子也不快，但她一举手一投足，彬彬有礼，温婉得体，人气一点也不输给电影明星出身的美国总统。

1985 年初，我有好几次搭校车去市区，经常在车厢里见到谢先生。我后来在《相辉》一书中描述：“她腿脚不方便，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她都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车厢里，教师们谈笑风生，她笑眯眯地倾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有一天，下班发车前，校办秘书跑来向司机“请假”：“谢校长晚上有会议，今天不乘校车了。”这时，有人轻声议论：“唉，谢校长今天不来乘车，没劲！”这种崇敬、怅然之感，与那些领导一来就噤若寒蝉的场景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大音希声”“上德若谷”，谢先生的魅力，早已融入新时期的复旦精神中，春风化雨，汩汩流淌。前几天整理书房，忽然找到我的第一张教师聘书，上面钤印着谢先生名章，于是就自豪地想：在复旦，我曾经与谢先生共过时空，何其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