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一万年以来，中国、西亚、中美洲、南美安第斯山、东南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区的现代人群共同开启了人类对自然动植物驯化的宏伟篇章，这一过程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文化以及社会组织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起源的原因和机制研究对于理解人类行为演化，社会演变，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自20世纪初，拉斐尔·庞培里（Raphael Pumpelly）和戈尔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绿洲理论”以来，在近百年时间里，来自考古学、生态学、全球变化科学、遗传学、基因组学的学者们纷纷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批判性审视原有理论体系并相继提出新的“农业起源”假说，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人口压力说、气候变化适应说、社会变革说、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说和进化论说等十多种，但总体来说这些假说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类别。

其中“内因”说，无论是人口压力说、进化说、还是竞争宴享说，都倾向于将“农业起源”归结为人类演化历程中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是人类体质与心智演化、社会形态与结构转型道路上必经的一个站点。这些理论有利于解释为什么全球不同起源中心的相互独立的现代人群，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节点而非更早或更晚，分别开始了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但无法解释最初的农业仅在全球几个特定的地区出现，也就是农业起源中心的特殊性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

而“外因”说，包括气候适应说、新仙女木气候波动说、环境协同演化说等倾向于将“农业起源”看作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或者环境过程中，人类的适应性行为，这个过程考虑到复杂的外部条件，并有一定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