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伟

缘起：由“媒介环境论”引发的“我思”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理性思维方式有着悠久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理性”便已成为西方人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精神内质。人们运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不断地试图寻求各种“确定性”，并为自身和自然立法；人们将认知的外部世界现象化繁为简：用一个公式、定理、概念来理解事物的规律，以便更准确和精细地认识它们的本质。当然，西方音乐也是理性思维传统下的产物。回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无论西方音乐的理论、记谱法，还是作曲技法与和声体系，都能找到“理性”精神的影子。正如汉斯·亨利希·艾格布雷特(Hans Heinrich Eggebrech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西方音乐的本质特征和其主导原则是“理性”。

如果我们说理性之思(“我思”)是西方人长期以来培养的思维习惯，那么西方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音乐的理性化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生根的……我们不妨围绕西方音乐文化展开“我思”之思。

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传播学的媒介理论给予笔者很大启发。

信息传播媒介，是现代传播学领域中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它是夹在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用以承载信息的工具和渠道。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最简单的方式表现为：传播者通过某种媒介渠道将信息传播给接受者，并通过某种媒介渠道接收到后者的反馈。西方对于信息传播媒介的研究，大致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主要研究成果来自于美国经验学派，他们主要关注通过媒介渠道所输送的内容，对信息接受者的影响。